毛姆说：
五十岁生日那天，我则安慰自己：“别再自欺欺人了，这就是中年，接受现实吧。”六十岁时，我下定决心：“是时候整理后事了，这是暮年，我得清点自己的人生账目。”于是，我退出剧坛，写下了《总结》，试图自圆其说地回顾自己在文学与人生中学到了什么，做了什么，以及得到了多少满足感。但在所有这些人生关口中，我仍然认为，七十岁这一站，才真正值得大书特书。活到七十，人们往往会认命地接受它为人类寿命的“标准配额”，而此后岁月，则不过是时间老人在挥舞镰刀时，你趁他不注意悄悄偷来的。
到了七十，你已经不是站在老年的门槛上，而是——毫无疑问地——彻头彻尾的老人。
在欧洲大陆，有一种风雅的传统：当一位功成名就的人士步入古稀，他的朋友、同事、门生（如果他有的话）便会聚在一起，编撰一本纪念文集以示敬意。在英国，我们并不那么奉承人。我们最多请他吃顿晚宴，而且，除非他真的非同凡响，否则连这点荣幸也未必有。
我曾参加过H.G. 威尔斯七十岁时的宴会，宾客云集。萧伯纳，白发如雪，皮肤光洁，目光炯炯，挺拔如昔，端的是一副伟岸的形象。他发表了一番妙趣横生的演说，站得笔直，双臂交叉，以他那恶作剧般的幽默，讲了不少让寿星和在座宾客都颇感尴尬的话。那是一场精彩的演讲，他嗓音洪亮，口才一流，而那爱尔兰口音既突出了他的刻薄，又巧妙地稀释了它的杀伤力。至于H.G. 威尔斯本人，则目不转睛地盯着讲稿，用那略显尖细的嗓音朗读了演说。他语带愠怒地提及自己的高龄，并用一种极为自然的怨怼，抗议在场所有可能抱有的想法——这次宴会意味着他的时代行将落幕。他笃定自己仍旧随时准备纠正世界的种种谬误，斗志丝毫未减。
而我的七十岁生日，则在寂然无声中度过。我像往常一样工作到上午结束，下午在房后的一片寂静树林中散步。我始终弄不清，究竟是什么赋予了这片树林如此奇特的魅力。它和我所见过的任何一片树林都不同——这里的寂静，仿佛比世上所有的寂静更浓稠、更深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