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418《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二十七卷-06

西汉文字狱的第一滴血

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说：“连续几年丰收，谷价低，农民获利少。按以往惯例，每年从函谷关以东地区运输粮食四百万斛供应京师，需用运粮卒六万人。

应从三辅、弘农（今河南省三门峡市灵宝市东北）、河东、太原等郡购买粮食供应京师，可以节省运粮卒一半以上。”

汉宣帝接受了建议。耿寿昌又禀告说：“命令沿江各郡一律修建粮仓，在粮价低时加价买进，粮价高时减价卖出，命为常平仓。”

百姓因此受益。于是，汉宣帝赐耿寿昌关内侯爵。

杨恽失掉封爵、官位后，住在家里治理产业，用财富自我娱乐。

他的朋友安定太守孙会宗写信劝诫他说：“大臣被罢黜贬谪之后，应当闭门在家，惶恐不安，以示可怜。不应治理产业，交结宾客，享有盛誉。”

杨恽为丞相杨敞之子，很有才干。年轻时就在朝廷崭露头角，一时受到中伤，遭到罢黜（详见读书笔记416），内心不服。

他回信说：“我暗自思量，过错太大，行为亏欠，准备长久做一名农夫度过一生。所以率领妻儿，致力于农桑之事，想不到又因此受人讥评！

人情所不能克制的事，连圣人都不加禁止【夫人情所不能止者，圣人弗禁】。即使是至尊无上的君王，至亲的父亲，为他们送终，也有一定的时限。

我得罪皇上，已三年了。农家劳作辛苦，每年伏日、腊月，煮羊炖羔，用酒一斗。酒后耳热，仰面朝天，敲着瓦盆，放声吟唱。

诗云，南山种田，荒芜杂乱，种一顷豆，落地成秧。人生不过及时乐，等待富贵何时来！

就算是荒淫无度，我不知不可以如此。”

杨恽兄长的儿子安平侯杨谭对杨恽说：“你的罪并不大，又曾于国有功，将会再次被任用。”杨恽说：“有功又有什么用，不值得为皇上尽力！”

杨谭说：“皇上就是如此。司隶校尉盖宽饶、左冯翊韩延寿都是尽力的官吏，也都因事被诛杀。”

正巧出现日食，一个名叫成的马夫上书控告杨恽说：“杨恽骄傲奢侈，不思悔过。这次出现日食，就是因为杨恽的关系。”

奏章交给廷尉，经过核查，发现杨恽写给孙会宗的信。

汉宣帝看了以后，对杨恽深恶痛绝。廷尉判处杨恽大逆不道之罪，腰斩；妻、儿放逐酒泉；杨谭受其牵连，贬为平民；几位与杨恽关系友善的在职官员，如未央卫尉韦玄成和孙会宗等，都被罢免官职。

臣司马光曰：以汉宣帝的英明，加上魏相、丙吉当丞相，于定国当廷尉，而赵广汉、盖宽饶、韩延寿、杨恽的被杀都不能使众人心服，这实在是汉宣帝善政的最大污点！

《周官》上关于司寇职责的规定，有贤良、能干的人犯错时能受到宽恕和豁免。像赵广汉、韩延寿在治理百姓方面，能不说他们有才能吗！而盖宽饶、杨恽刚强正直，能不说他们贤明吗！

既然这样，那么即使真有死罪，仍应宽恕，何况罪不至死呢！扬雄认为，韩延寿诽谤萧望之是自取其祸，但韩延寿之所以冒犯上官，则是因萧望之的逼迫。

汉宣帝不察究竟，使韩延寿独受其辜，不是太过分了吗！

感思：耿寿昌的“常平仓”经济效益显著：减少漕运成本，节省人力，同时稳定粮价，避免“谷贱伤农，谷贵伤民”。

耿寿昌精通数学，曾与西汉丞相张苍共同修订《九章算术》。这部书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数学经典之一，涵盖了算术、代数、几何等多个领域，甚至首次提出负数加减法的运算法则，比西方早了数百年。

耿寿昌堪称西汉版的“经济学家+数学家+天文学家”，他的“常平仓”制度展现了古代中国在宏观经济调控上的智慧，而他在数学和天文学上的成就，则证明了中国古代科学并非落后，甚至在许多领域领先世界。

可惜他的许多著作未能流传至今，否则我们或许能更全面地了解这位古代全才的贡献。

汉宣帝的统治哲学实用至上，对耿寿昌这类能带来实际利益的政策，欣然接纳；但对杨恽这类可能动摇权威的言论，绝不宽容。耿寿昌因“常平仓”被封侯，而杨恽却因一封牢骚信被腰斩。

杨恽是西汉名臣杨敞之子、史学家司马迁的外孙，是汉宣帝时期一位极具争议性的人物。他的一生充满戏剧性，既有功于朝廷，又因桀骜不驯而招致杀身之祸。

杨恽曾告发权臣霍光家族谋反，帮助汉宣帝铲除霍氏势力，巩固皇权，因此被封为平通侯。这一举动对汉宣帝亲政至关重要，使西汉政治重回正轨。

杨恽还将外公司马迁的《史记》献给朝廷，使其得以公开发行，否则这部巨著可能湮没于历史。此举对中国史学影响深远。

杨恽继承了司马迁的耿直性格，敢于直言进谏，甚至批评皇帝。他轻财好义，将继承的巨额财产分给族人，不贪恋财富。

但他说话尖刻，常揭人短处，甚至公开嘲讽同僚和皇帝。他曾说：“县官（皇帝）不值得为他尽力。”这种言论在专制时代极其危险。

杨恽之死常被视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狱”之一。他的《报孙会宗书》被廷尉曲解为影射朝廷，如：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被解读为讽刺朝政混乱；“种一顷豆，落而为萁”被附会为“忠臣被弃”。这种“比兴法”定罪方式，成为后世文字狱的先例。

杨恽的悲剧在于，他既有改革者的理想，又缺乏政治家的圆融。他试图约束皇权，如推动《史记》公开，挑战汉武帝的负面形象，最终因触怒汉宣帝而丧命。

杨恽是一位有理想、有才华，但性格缺陷明显的政治人物。他的贡献不可忽视，但他的命运也警示后人：在强权政治下，直言需谨慎，刚极易折。

司马光批评汉宣帝诛杀杨恽、韩延寿等人是“善政之污点”，因为一是人才浪费：韩延寿治民有方，杨恽才华横溢，本可为国家所用。

二是法律严苛：汉代虽有“大逆不道”之罪，但杨恽的言辞并未达到谋反程度，量刑过重。

三是君主专断：汉宣帝的决策更多出于个人好恶，而非公正司法，这与“中兴明君”的形象不符。

司马光的批评是儒家理想与专制现实的冲突：明君应宽仁惜才，而非以权术驭人。

汉宣帝的统治智慧在于平衡，但其残酷性也在于此：他既能推行“常平仓”造福百姓，也能因一封私人信件诛杀名士。

在皇权至上的时代，杨恽的悲剧注定无法避免，因为对帝王而言，稳定永远高于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