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宪问》记载：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可见“知其不可而为之”不仅是孔子的自我认识，也是他留给他人的执着印象，连一个小小的看门人都知道，孔子是个明知难以实现仍要坚持不懈于梦想的人。

已知结果难以如愿，却仍要孜孜以求，不免有些悲壮的意味。求的过程明显要比不知结果更加艰辛，甚至含有绝望的成分。但凡还有希望，总是更能激发胜利的信心，因此会生出奋斗的力量。一般而言，人们只愿意为了可能成功的事业而努力，没有多少人会为毫无把握的事业而献身。敢于飞蛾扑火，勇于鞠躬尽瘁，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必大丈夫，真英雄，因为他们只重过程，不问结果，根本不在乎世俗定义的成败得失。在他们心中，只要力取，便已胜利，过程即是结果。对于他们而言，不能简单地以成败论英雄，虽然有些壮烈，但却是泪如雨下中的鲜花盛开，是沉重叹息中的自在圆满。我们也许会为他们未竟之事业感到遗憾，而于他们自己未必不是一种自足和解脱。

能践行“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无非出于几种考虑。或者是为道义。推行道义是永远没有尽头的伟业，说服天下接受自己的主张，难处不可想象，非常人所能行。孔子周游列国，正是要游说各国君主接受他的儒家思想，虽然他知道成功率微乎其微，但他还是坚持一试，历尽千辛万苦，虽然未果，但天下都知道他推行的儒道，实际上，孔子的目的已经达到了，他的思想虽未成为当时的治国方略，却影响了千秋万古。

或者是为情义。情到深处，不得不然，知其不可，仍要一往无前，否则，便辜负了情义，背叛了自我。豫让刺杀赵简子便是“士为知己者死”。豫让是战国四大刺客之一，跻身智伯门下后受到尊宠，称他为国士。智伯伐赵襄子没有成功，被赵襄子击败身亡。 豫让想为智伯报仇，就化装为罪人，怀揣匕首，混到赵襄子的宫室中打扫厕所。赵襄子上厕所时，忽然心动不安，令人搜查，抓获了豫让。左右随从要将他杀死，赵襄子说：“智瑶已死无后人，而此人还要为他报仇，真是一个义士，我小心躲避他好了。”于是释放豫让。豫让用漆涂身，弄成一个癞疮病人，又吞下火炭，弄哑嗓音。在街市上乞讨，连结发妻子见面也认不出来。路上遇到朋友，朋友认出他，为他垂泪道：“以你的才干，如果投靠赵家，一定会成为亲信，那时你就为所欲为，不是易如反掌吗？何苦自残形体以至于此？这样来图谋报仇，不是太困难了吗！”豫让说：“我要是委身于赵家为臣，再去刺杀他，就是怀有二心。我现在这种做法，是极困难的。然而之所以还要这样做，就是为了让天下与后世做人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赵襄子乘车出行，豫让潜伏在桥下。赵襄子到了桥前，马突然受惊，进行搜索，又捕获豫让，豫让知道非死不可，于是恳求赵襄子把衣服脱下让其刺穿以完成心愿；赵襄子答应了要求，豫让拔剑连刺衣服三次，然后自杀。豫让知道以己之力，要刺杀戒卫森严的赵简子，成功率是极小的。况且，智伯待他为国士，说明他是个具有远见卓识之人，而不是个职业杀手。作为刺客，豫让无疑是非专业的。但是为了那份知己之情，他必须舍命一搏，成败在其次，只要付诸实践，已经完成了使命，无愧于故人，此生便可无怨无悔。

或者是为承诺。古人重然诺，有时甚于生命，明明知道难以成功，仍要勉励为之。诸葛亮六出祁山，姜维九伐中原，都是为了兑现承诺。诸葛亮受刘备三顾茅庐之恩，于白帝城答应刘备的临终托孤，不能不忠义奋发，鞠躬尽瘁。以诸葛亮之聪明，不可能不清楚，阿斗是永远扶不起来的。而蜀军自关羽失了荆州，刘备败于江东，已无独自北伐中原的力量。然而他仍要六伐中原，不过是要尽到一个臣子的责任，兑现对刘备的承诺。姜维也一样，他深知，以诸葛亮之智，尚不能北伐成功，何况自己，且此时蜀中人才更加凋零，自保都不足，更不用说北伐。但是为了报答诸葛亮的知遇之恩，他一定要竭尽全力，知其不可而为之。

或者是为信念。信念坚定者，不在乎名利，不在乎成败，甚至不在乎生死。只要为了信念，哪怕明知是死，也会赴汤蹈火。文天祥便是此类人的代表。文天祥本是一介书生，宋宝祐四年举进士第一。元兵大举进攻南宋时，文天祥在家乡聚兵抗元。次年临安被围，文天祥奉命赴敌营议和，因坚持抗争被拘，后得以脱逃，转战赣闽粤，虽心知凭一己之力，难以扭转乾坤，但仍坚定信念。后兵败被俘，坚贞不屈，英勇就义。临刑前，监斩官告诉文天祥说，此时后悔仍可做丞相，文天祥答道：吾事毕矣”，南向拜而赴死。后在他的袋中发现一首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知其不可而为之，必有高于名利成败性命者，努力而为，杀身成仁，庶几完满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