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40到1919（第10章）：知己知彼，林则徐到广州之前路上61天都在干嘛

林则徐算得上是个能臣，但大清帝国就像斜坡上的巨石，已经不是几个能臣就能阻止它的滚落。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离京南下。在南下途中，大鸦片贩子查顿便于1月26日离开广州潜逃，伶仃洋上的趸船也开始转移。双方都在暗中行动。林则徐通过行商关系，搜集了大量关于英国的情报。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他沿途访问了曾在广东任职的官员和通晓夷务的幕僚，询问英国“地土之广狭，兵船之数目，工艺之良窳，以及与俄罗斯、缅甸等国接壤之情形”。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也许不算什么，但在那个信息闭塞、以天朝自居的年代，一个封疆大吏愿意花时间去了解蛮夷的家底，本身就是石破天惊的事。这种态度，与同时代其他官员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此时的广州城，表面上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汹涌。林则徐知道，要打一场禁烟的硬仗，光懂洋人的背景还不够，语言是最大的障碍。他在南下途中就做了一个令人意想不到的决定——组建翻译团队。他打算从广州找几个懂英文的通事，其中有一个年轻人叫梁进德，后来成为他最倚重的翻译助手。梁进德是广东高明人，曾在澳门读过教会学校，师从英国传教士马礼逊，英文功底相当扎实。后来梁进德、亚孟、袁德辉、林阿适四名译员，被林则徐安排在钦差行辕之中，专门负责翻译外文资料。他们的日常工作包括翻译西方的报纸，尤其是英国人当时在广州出版的《广州周报》和《广州纪事报》，翻译英国人慕瑞所著的《世界地理大全》；这份译稿后来以《四洲志》的名目被收录到《海国图志》中；翻译瓦泰尔等法学家著作《万国法》中关于战争、贸易、国际法的章节，汇编成了《各国律例》。林则徐的目的很明确：他想搞清楚，按照西方人自己的法律标准，鸦片贸易到底合不合法。如果能找到洋人法律中的依据，禁烟的底气就更足了。翻译瓦泰尔的《万国法》这件事，尤其显露出林则徐和同时代其他官员的本质区别。瓦泰尔是十八世纪瑞士法学家，其著作《万国法》是当时欧洲外交和战争准则的权威读本。书中明确规定，一个国家有权禁止外国人携带违禁品入境，如有违犯，不但货物可以没收，贩运者也可以按照该国法律处置。林则徐看到这一段时，立刻命人将这段内容翻译出来，准备拿来做对英交涉的法理依据。你们洋人不是讲法律吗？好，那我们就用你们的法律来说话。这说明林则徐不是不懂变通的蛮干派，他是在用敌人的尺度丈量敌人的行为。这种知己知彼的战略眼光，在当时的官场中是独一份的存在。他所做的一切准备工作，都是在向广州城内的鸦片利益集团编织一张天罗地网。从北上到南下，从庙堂到江湖，他步步为营，环环相扣，只为将这张弥漫着毒雾与铜臭的黑色巨网，一把撕个粉碎。林则徐以为自己布下的天罗地网，一定会将这些不法之徒绳之以法，但他没有料到，自己最后成了替罪羊。但现在是他的主场。林则徐，放开手脚去干吧，与其碌碌无为，不如名垂青史，中国的近代史将由你开启！ 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廿五，钦差大臣林则徐抵达广州。广州城的空气，在他进城的那一刻，瞬间变了。在林则徐到来之前，广州的鸦片生意做得风生水起。整个体系运转得非常流畅，像一台精密的机器，每一个齿轮都咬合得严丝合缝。上游：英国东印度公司虽已在名义上退出对华鸦片贸易，但孟加拉的罂粟田一望无际，每年产出两万多箱鸦片，改由取得英国政府特许的散商运往中国。这些鸦片被装船运到珠江口外的零丁洋，卸到常年停泊在那里的二十二艘趸船上。这些趸船就是漂浮在海面上的鸦片仓库，里面整整齐齐码着一箱一箱的鸦片。中游：中国的鸦片贩子，广州人管他们叫“窑口”，驾着快船趁夜色出海，从趸船上接货。这些快船速度快、吃水浅，在珠江口河汊中穿梭自如，水师根本追不上。实际上，水师也不需要追，因为大部分水师官兵已经被银子喂饱了。他们按月从窑口那里收取固定份额的保护费，巡逻船在鸦片交易的时间段永远绕道而行。下游：鸦片从广州上岸后，通过陆路和水路两条线分销全国。陆路走韶关、过梅岭、入江西湖南；水路沿西江、北江上行，辐射两广、云贵。沿途的关卡、税关、地方衙门，层层都要分一杯羹。从上到下、从官到商、从洋到中，形成了一条完整的利益链。链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赚钱，最后买单的，是那些躺在烟榻上吞云吐雾的烟鬼和他背后破碎的家庭，以及整个大清帝国日益枯竭的国库。林则徐的到来，等于是在这条链条最脆弱也最关键的节点上，横着劈了一刀。他到广州做的第一件事，不是见洋人，不是抓烟贩，而是去会一个人，这个人就是两广总督——邓廷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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