候补皇帝‖大阿哥溥儁(jùn)的一枕黄粱

      提到“候补皇帝”这个非严格的政治称谓,很多人可能会有疑问:当皇帝还兴“候补”的?
  清朝历史上还真有这样一位非严格意义上的候补皇帝,他就是在光绪帝被囚禁后,由慈禧太后预立的接班人——“大阿哥”溥儁。
  所谓大阿哥,本是清代对皇帝长子的特定称谓,仅表长幼顺序。但在清后期,这一称谓被逐渐政治化,用来指称皇帝或宗室近支中被选定有继承皇位可能性的皇子,通常在未正式立储时使用,带有“准皇储”的意味。


  ❶溥儁其人

  爱新觉罗·溥儁(1885年-1942年),晚清重要宗室成员。道光帝曾孙,惇慎亲王奕誴(道光帝第五子,后出继给道光帝的异母弟惇亲王绵恺为嗣)之孙,端郡王载漪(奕誴次子,后过继给瑞郡王奕志为嗣,慈禧六旬寿典时误封端郡王,故世称端郡王)次子,其母信息不可考,据推测地位较低,可能是载漪的侧福晋或侍妾。

  在此,需要重点说明他跟慈禧之间的亲属关系,因为他能成为候补皇帝,全凭慈禧的意志。从爱新觉罗家而言,溥儁的生父载漪是慈禧亲儿子同治帝的堂弟,也就说他是慈禧的侄孙。

  溥儁,作为非铁帽子王的庶出次子,正常情况下他是没有资格承袭降等爵位的。要想获得爵位,就必须参加考封。但基于考核难度和溥儁的个人素质,他显然不具备“上岸”的能力。所以,他很大可能性只能够做个闲散宗室,享受四品官待遇,平平淡淡地终此一生。

  但在戊戌年,他命运的齿轮开始了转动……

  ❷戊戌政变

  甲午战争的惨败,让清王朝统治集团内部深刻意识到了亡国危机。满怀壮志与激情的光绪帝在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的鼓吹下,开始了维新变法。

  慈禧太后对待变法的真实态度究竟如何,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倘若没有得到她这个当家人的支持或说默许,戊戌变法是绝不可能顺利开展并持续百余天的。

  按历史教科书所讲,是以慈禧为首的所谓顽固派扼杀了变法。那慈禧对待变法的态度为何会发生如此大的逆转呢?

  这就不得不提到在戊戌变法的传统叙事中,一个被淡化甚至被忽略了的历史细节:围园杀后。

  由于变法的各项举措严重触犯到了顽固派的既得利益,双方矛盾一触即发。又有传闻说慈禧正准备收回光绪帝手上的权力,甚至与顽固派谋划废帝。基于此,维新派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寻求军中人物袁世凯的武装支持,诛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

  消息是如何走漏的,已经不重要。事情的结局我们都清楚:慈禧先发制人,从颐和园返回紫禁城,宣布再度训政,下令逮捕维新派,废除新政诏令,并将妄图弑母谋逆的光绪帝囚禁在了中南海瀛台。

  彼时慈禧的真实心境,我们不得而知。但在2003年播出的历史剧《走向共和》中,对此有过基于史实与人性的艺术化呈现,可作参考。

  面对光绪的弑母之举,慈禧失望至极,痛哭流涕地怒斥道:

  天下是祖宗的天下,你怎么敢任意妄为?你这个逆子!你居然颁下密诏,要康有为等谋我。你这不是勾结叛逆是什么?我就不懂,你怎么就这样子恨我?我是你的母后,是你的亲爸爸呀!你四岁抱进宫,身子不好,是我一手抚养你,偶尔嬷嬷带着,晚上还是要跟着我睡呀!你经常尿床,我这一宿要起来折腾好几回。你怕打雷,一听见雷声,你就吓得哇哇哭,非要我亲自抱你哄你半天,你才安静下来。我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你亲政了,你要改良,你要变法,我没拦着你呀!我打心眼儿里头赞同你呀!我好好的在园子里头待着,我到底哪一点儿碍着你啦?你这么对待我呀!

  无论光绪帝有没有组织或说是参与围园杀后,经此一事,慈禧已然认定他不堪托付且忤逆不孝,糟蹋了自己几十年精心抚养培育的心血。选择软禁,并保留其名义上的皇帝身份,而非直接废黜或是谋杀光绪帝,无非是念在残存的母子情分,以及维持政局稳定的需要。

  ❸飞来的皇位

  光绪帝并非慈禧的亲儿子。从爱新觉罗家而言,他是慈禧的侄儿,其生父醇亲王奕譞是慈禧丈夫咸丰帝的异母弟;从叶赫那拉家而言,他是慈禧的外甥,其生母是慈禧的胞妹。

  在慈禧的亲儿子同治帝驾崩后,因同治帝无嗣,引发了皇位继承问题。光绪帝作为近支皇族,在拥有一定的合法性依据并伴随着激烈的政治权力博弈下,根据“兄终弟及”的宗法原则,被两宫太后以“承继咸丰帝为子”的名义钦点为了皇位接班人。

  而这场看似合乎礼制的皇位承继,真就名正言顺到众望所归吗?

  其实,明眼人都知道,这场违背了传统继承逻辑中“父死子继”优先原则的政治安排,其“合法性”深度绑定于两宫太后的权威,严重缺乏广泛的朝野认同。在议储之初,许多人便认为应该为同治帝立嗣,以保证帝统的延续。直到光绪五年,吏部主事“吴可读尸谏”一事彻底把本次皇位承继的所谓合法性给摔在了地上。

  一时之间,朝野哗然。两宫太后迫于舆论压力,召集大臣共同参阅了吴可读遗折,商量为同治帝立嗣,最后申明光绪帝乃是承继咸丰帝的嗣皇帝,等光绪帝生子后,将作为同治帝的子嗣继位。同时,慈禧还在吴可读的奏折上朱批“以死建言,孤忠可悯”,并将吴可读按照五品官例议恤。如此,才算缓和了舆论压力,不至引发更大的政治风波使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

  通过一系列安抚,虽避免了各方势力因此事而产生的更大分歧和冲突,维持住了政治局势的表面稳定。但朝野上下对光绪帝的隐性质疑始终不曾消弭,只等一个合适的风口。

  ❹递给敌人的刀

  就在戊戌年,这个风口终于出现了。

  面对“吴可读尸谏”一事引发的政治危机,为平息舆论,维持新朝统治的合法性,两宫太后被迫妥协,颁下懿旨称:

  前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降旨,俟嗣皇帝生有皇子,即承继大行皇帝为嗣,原以将来继统有人,可慰天下臣民之望。

  这道诏书重申了光绪帝生子后将承继同治帝为嗣的旨意,以回应吴可读尸谏所提出的问题。

  时间来到了我们熟悉的戊戌年,此时的光绪帝已经28岁,拥有一后二妃,但膝下却未有子嗣。从18岁大婚亲政算起,成婚10年都不能够使后妃受孕,这在有清一代还真绝无仅有。于满朝文武看来,光绪帝不孕不育该是没跑儿了。

  翻阅清宫医案不难发现,光绪帝自幼体弱,长期患病,从亲政到驾崩都伴有严重的遗精问题。再加上外部施加给他的政治压力,其生育功能受损甚至丧失也是有可能的。

  此时,慈安太后已经过世,恭亲王奕訢历经两次罢免,虽又起复,但权力和影响力已是大不如前。辛酉政变确立起的两宫垂帘、亲王议政的政治格局已然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慈禧太后的一宫独裁。也就是说,只要光绪帝牢牢笼络住慈禧这个自己最大的政治靠山,那就谁也动摇不了他九五之尊的合法性。

  可戊戌年终究还是到来了。光绪帝弑母不成,遭慈禧反杀,失去了政治权力和人身自由。为避免统治危机的进一步加大,经慈禧指示,未经正常的审讯、定罪等司法流程,仅以大逆不道等罪便将六君子推往菜市口斩首。如此,光绪帝妄图借助袁世凯的武装力量搞围园杀后一事被捂了下来,毕竟,皇帝弑母是有悖伦理纲常的谋逆大罪,即便慈禧并非光绪帝生母,却也在宗法关系上与之建立了数十年的母子关系。

  倘若弑母谋逆之事闹得朝野皆知,在伦理道德上起着先锋模范作用的光绪帝再以何面目忝居帝位?而力排众议、执意钦点并养育教导他的慈禧,岂非也得遭受朝野臣民所谓枉自圣明、有眼无珠的非议与讥讽?最最关键的还是,大清朝这个在汉人心目中由“异族”建立起的政权好不容易才取得民众的相对认同,经此一事,只怕是又要陷入所谓满洲鞑子未经开化、不讲伦常、被质疑正统性的统治危机。

  围园杀后的影响虽然被控制在了最小范围内,未在民众间产生任何的舆论,却在统治集团内部掀起了轩然大波。尤其是长期在心里质疑光绪帝统治合法性的那些人,更不可能放过这千载难逢的发难机会。

  ❺恳请太后废帝

  当年两宫太后钦定光绪帝为同治帝的接班人,满洲亲贵的态度是存在分歧的。

  首先,醇亲王奕譞作为光绪帝的生父,因自身性格谨慎且深知两宫的权势,选择了配合。同时,一些与两宫关系密切或习惯了在两宫统治下维持现有政治格局的亲贵们,出于维护自身利益和对两宫权势的畏惧,也选择支持两宫的决定。

  但也不乏反对的声音。一些军机大臣主张立年富力强的宗亲为帝,认为这样有利于国家稳定和治理,他们就曾为恭亲王奕訢的儿子载澄争取机会。还有一些满洲亲贵从宗法礼制角度出发,认为应该在宗亲中挑选一位“溥”字辈的后辈来入嗣同治帝,以儿子的名义继位,这样才符合传统的继承制度。但在两宫的强力主导下,这些持反对意见的满洲亲贵,也只能选择拥护光绪帝继位的既定事实。

  可今时不同往日,光绪帝胆敢弑母谋逆,如此无德不孝之徒,他还有什么资格在那儿称孤道寡?何况他最大的政治靠山——慈禧已然对他的所作所为失望透顶。

  所以,在恳请废帝一事上,除了谨慎观望之人,满洲亲贵的态度可说是一边倒地拍手叫好。毕竟,慈禧是由这群既得利益者们共同推举出来,代表他们最大利益公约数的政治符号。妄图推翻慈禧当政的政治格局,就等于是在谋他们的财,害他们的命,任谁也坐不住。

  更何况,废黜了光绪帝,精明如慈禧,她不可能也不敢学武则天称帝。她能做的就是再次从近支皇族中挑选新的皇权接班人,自己或是自家儿孙不就有了做皇帝的机会?

  而废立之事的最终决策权,仍然掌握在王朝当家人慈禧的手里,她对此又是怎么想的呢?我始终觉得,慈禧并不愿废黜光绪帝,毕竟就算是傀儡,光绪帝也是最佳的傀儡。

  首先,幼年登基,便于掌控。光绪帝即位的时候只有四岁,没有独立的思想和政治能力,慈禧得以凭借其特殊身份轻易地掌握朝政大权,并对光绪帝的成长和教育进行全面把控,为将其培养成符合自己意愿的傀儡奠定了基础。若是废黜了光绪帝,选个年富力强的宗亲为帝,非但难以控制,甚至连自己的身家性命都可能折他手里。若还是选个年纪小的,此时的慈禧已经63岁,已然没有了再次调教一个儿皇帝的心思跟精力。

  其次,皇权衰微,难以抗衡。慈禧通过长期的政治经营,在朝中培植起了大量的亲信势力,形成了庞大的权力网络。光绪帝虽然是名义上的皇帝,但在这种政治格局下,他所能直接掌控的资源和权力非常有限。何况经过百日维新那么一闹,他已然把自己仅有的政治资源都给推向了对立面,更难以与慈禧的势力相抗衡。保留他的皇帝名号,让他做个吉祥物,远比废黜他要实在得多。

  再次,性格软弱,无力反抗。光绪帝的性格本就较为软弱,又自幼成长于慈禧的威严之下,对慈禧心存敬畏。面对慈禧的强势和专权,他缺乏足够的勇气和魄力去反抗,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有限的抗争,很多时候都不得不屈服于慈禧的意志。若是废黜了光绪帝,再想找个这么好拿捏的软柿子可就难了。

  最后,戊戌政变的雷霆之怒已然将光绪帝的所谓理想与抱负击得粉碎,他再也翻不起任何大浪,只能如行尸走肉般,充当慈禧的傀儡。

  ❻己亥建储

  既然废黜光绪帝并非慈禧本意,那怎么又在己亥年搞出个候补皇帝来呢?倘若慈禧真属意溥儁,又何须搞什么候补?凭慈禧的滔天权势跟光绪帝背负着的弑母罪名,直接行废立之事或是暗中毒杀了光绪帝,即刻由溥儁继位,岂不痛快。

  立溥儁为大阿哥,让他静待候补,显然是慈禧在玩儿拖延。而慈禧玩儿拖延,就只能说明一件事儿,她正面临危机。

  我们大多数人都以为慈禧的权力大到没边儿,但却忽略了一个问题:她的权力并不稳。

  清朝,作为封建皇权的集大成者,其统治者吸取了前朝后宫干政导致政治腐败、王朝衰落的教训,在制度和观念上,都强调后宫不得干预朝政。慈禧能够打破祖制,搞垂帘听政,是由多种因素的叠加而实现的。除了咸丰帝驾崩后的特殊政治局势,以及她自身的才干跟胆识,最重要的是有赖于满洲亲贵的支持和以汉族士大夫为代表的官僚集团的默认。

  说白了就是,满洲亲贵和以汉族士大夫为代表的官僚集团是她执政的基本盘。她做出的一切决策,能够施行的前提,都是要取得这些人的共识。

  那对于立溥儁为大阿哥一事,亲贵集团跟官僚集团分别又持何种态度呢?其实,在亲贵集团跟官僚集团当中,他们基于利益又各自分成了支持与反对两个派别。

  满洲亲贵中的支持派,以溥儁的生父载漪为首。

  作为道光帝之孙、惇亲王奕誴次子,载漪拥有皇室近支的高贵身份。后来被过继给瑞敏郡王奕誌为嗣,晋封端郡王,这为其在朝中积累势力奠定了基础。后又在戊戌年搭上了政变的快车,深得慈禧的赏识与信任。

  得势后,为崛起顺利,载漪拉拢了一批皇室成员和顽固派官员,形成了以他为中心的政治集团。其党羽主要包括庄亲王载勋、大学士徐桐、承恩公崇绮、军机大臣刚毅以及尚书启秀等人。

  眼看光绪帝从天堂跌落地狱,他锚定弑母谋逆的罪名,不遗余力地鼓吹废帝,希望自己的儿子登位,以便自己能够掌握更大的权力,甚至做个太上皇。以他为中心的政治集团也积极响应,想通过此举巩固自身在朝中的地位,借助新的皇权代言人获取更多的政治利益。

  而一些有远见的满洲亲贵则并不认同。他们担心立溥儁会引发政治动荡,尤其是在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朝廷的统治危机。但在载漪集团的强势运作下,这些反对的声音实在微弱至极。

  官僚集团中的支持派,以徐桐、刚毅等为代表。本就守旧的他们,自身权益又在维新变法中受到了严重侵害,故此,他们很希望借助新的皇权力量来维持旧有秩序,同时也想通过攀附载漪等人获取政治资本,巩固自身在官僚体系中的地位。

  反对派以地方实权人物两江总督刘坤一为代表,他们认为在当前的局势下,应专注于改革自强,而不是进行这种宫廷权力的猛烈变动,废黜光绪帝改立溥儁,可能会使朝廷内部的权力斗争愈演愈烈,不利于国家应对外部列强的压力。

  一边是抱团逼宫的满洲亲贵,一边是掌握实权的封疆大吏,慈禧谁也招惹不起。在亲信荣禄的谏言下,慈禧决定采取中庸之道,先立溥儁为大阿哥,作为光绪帝的嗣子,兼祧同治帝,以此来安抚载漪集团那躁动至极的上位之心。既如此,光绪帝就还是保留着名义上的皇帝身份,封疆大吏也难有话说。

  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公元1900年1月24日),慈禧以光绪帝的名义颁布了立溥儁为大阿哥的诏书。内容如下:

  朕以冲龄入继大统,仰承皇太后垂帘听政,殷勤教诲,巨细无遗。迨亲政后,复际时艰,亟思振奋图治,敬报慈恩,即以仰副穆宗毅皇帝付托之重。惟念宗社至重,是以吁恳皇太后训政,一年有余,朕躬总未康复,郊坛宗社诸大祀弗克亲行。且追维入继之初,恭奉皇太后懿旨,俟朕生有皇子,即承继穆宗毅皇帝为嗣。此天下臣民所共知者也。乃朕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以致穆宗毅皇帝嗣续无人。用是叩恳圣慈,于近支宗室中慎简元良,为穆宗毅皇帝立嗣,以为将来大统之归。再四恳求,始蒙俯允,以多罗端郡王载漪之子溥儁承继为穆宗毅皇帝之子。谨当仰遵慈训,封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子,以绵统绪。将此通谕知之。

  ❼一封假的照会

  谁曾想,立溥儁为大阿哥的诏书一经颁布,竟遭到西方列强的反对。各国驻华公使拒绝入贺,以表示对这一事件的不认可。

  慈禧当时的心境应该是:“看吧!你们让我做的我都做了,这事儿可不赖我。”

  载漪却是彻底的坐不住了。眼看自己的儿子有望称帝,却遭西方列强横插一脚,这根本不能忍。慈禧不即刻行废立之事,反用立大阿哥来加以搪塞,又明摆着是在遛自己玩儿。要怎么做才能够弥补这临门一脚的遗憾呢?那就只能在慈禧最在意的事儿——权力上做文章。

  正巧这时义和团运动在山东、直隶等地兴起。

  由于义和团运动掺杂着白莲教等民间秘密结社的组织形式和思想观念,起初又是以“反清复明”为口号,极具反动倾向,慈禧恐其会衍变成第二个太平天国,严重威胁到清王朝的统治,对此的态度是坚决镇压。

  随着列强侵略加剧,义和团运动迅速发展壮大,团民四处攻击外国教会和外国人,这让以载漪为首的亲贵集团看到了可供利用的力量。他们妄图利用当前的复杂局势,将义和团作为手中的筹码,以增强自己在政治上的话语权,进而实现他们扶溥儁登基的政治野心。

  在拳民当中树立了自己的权威后,载漪便着手对列强反对立自己的儿子溥儁为大阿哥一事进行报复。一方面,他纵容义和团在京城内外烧教堂、拆铁路、攻使馆等,以引发列强的强烈不满和武装干涉。另一方面则向慈禧鼓吹义和团的所谓“神勇”,称其能“扶清灭洋”,可以用来对抗列强。

  在派遣军机大臣刚毅等人到涿州一带进行实地调研后,慈禧得到的报告是:拳民忠贞,神术可用。刚毅作为载漪的鹰犬,他呈送给慈禧的这份考察报告,很显然被赋予了载漪的意志。

  至此,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好像彻底转变,乱民成了赤子,镇压也改为了招抚。但载漪心里明白,在维持既有统治秩序的基础上,慈禧只是想借义和团的力量来牵制列强,并不想掀桌子动手。

  箭已上弦,弓也拉满,却迟迟射不出去。急不可耐的载漪决心铤而走险,他需要再添一把火,来激化慈禧与列强之间的仇恨。

  为此,载漪命自己的心腹、军机章京连文冲伪造了一份列强的照会,内容包括:

      1. 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

  2. 代收各省钱粮。

  3. 代掌天下兵权。

  4. 勒令皇太后归政。

  这一照会的内容,每一条都离谱到令人怀疑列强是得了失心疯,居然大白天的说起了梦话。尤其是勒令皇太后归政这一条,明摆着是想往慈禧的心窝子上扎刀以激起她的雷霆盛怒。

  在对这段历史的传统叙事中,慈禧的智商被载漪摁在地上摩擦。她真的相信了这份照会,撸起袖子怒不可遏地就要单挑全世界,并扬言要埋葬一切来犯之敌。紧接着就是纵容义和团灭洋,进而引发军事冲突,为八国联军侵华提供了借口,还导致自己在庚子国变中惶惶如丧家之犬般逃命去了西安。

  但在我看,庚子国变的前因后果远非这么简单。慈禧一介女流,能从后宫杀到前朝,在权力之巅一站就近半个世纪,必然有着远胜常人的智谋跟胆识。倘若如此离谱的所谓照会都能够蒙蔽其眼并使之无能狂怒,那也太小看一个久经考验的封建主义杰出战士了。

  ❽老佛爷要单挑全世界

  那么慈禧为何要向八国联军宣战呢?

  在此,有必要对当时的局势做一个分析。

  对于义和团把运动口号由“反清复明”改换为“扶清灭洋”这一举动,慈禧是心存疑虑的。她更相信的还是其所谓“灭了耶稣教,再跟大清闹”的反动本质。

  在载漪等人的唆使与操纵下,团民开始大规模涌入京城。受仇洋情绪的影响,他们不断冲击外国教堂跟使馆,引发列强对清廷的强烈不满。

  德国公使克林德被当街枪杀一事,更是加剧了列强与清廷之间的矛盾,使得中外关系陷入极度紧张和对立的状态,清廷在外交上变得更加被动,不得不面对列强更为苛刻的要求和指责。

  此时的清王朝,到底有多少斤两,相信没人会比慈禧这个当家人更加清楚。甲午年,刚崛起的小日本都能打得大清朝唱征服,何况是面对那群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的群起而攻。

  最为严峻的还是义和团那帮乱民,无论其口号多么具有“为大清之崛起”的迷惑性,慈禧始终不曾打消对这支反动力量的忌惮。现今局势恶化到这步田地,慈禧又实在腾不出手来教训这群不听话的娃,那就只能够先对其加以安抚。毕竟,倘若后方不稳,一旦甩开膀子跟列强开战,保不齐就将腹背受敌,甚至被乱民偷家。

  几经思虑,慈禧想出了一个不是办法的办法——借力打力。这就出现了咱们在电视剧《走向共和》里看到的慈禧单挑全世界那“又燃又飒”的一幕:

  这战争既是逼到这儿了,咱们就旧账新账一块儿算!这战争是洋人挑起来的!打了,就是个死。可不打,也是个死。让人打死,总比让人吓死的好。至少死得光彩!

  这一段,看得观众热血沸腾,但却只是电视剧为丰富情节做出的戏剧加工。真实历史上,这封所谓的宣战诏书虽写得言辞激烈且态度强硬,却没有一个明确的宣战对象,甚至都不曾按照正规的外交程序递交给西方各国的有关部门。

  说白了,这封所谓的宣战书,其实就是个内部动员令,其主要目的不在跟列强开衅,而是试图占据道德制高点,煽动义和团的所谓爱国热情,让他们忾敌同仇地去为大清朝冲锋陷阵,以便借列强的炮弹来消灭义和团的有生力量。

  在慈禧看来,大清朝的心腹之患从来不是国外的洋人,而是国内的汉人。洋人再怎么骑在自己头上拉屎撒尿,无非是为了问大清朝要好处,却从没想过推翻大清朝的统治取而代之,但汉人想取而代之这事儿,却是从清初想到了清末。孰轻孰重,慈禧心里明镜儿似的。

  计谋议定后,慈禧便将计就计地跳进了载漪用“假照会”设下的所谓陷阱。在默许载漪带领义和团围攻外国使馆这一行动的同时,慈禧又暗中让自己的亲信荣禄给被义和团围攻的外国使馆输送米面、蔬菜等物资,以保障其基本生存需要,避免因物资匮乏导致使馆人员出现伤亡,引发更严重的国际纠纷,为义和团被消灭后的和谈留下余地。

  面对使馆被围攻,列强组成了八国联军,以“保护使馆”为由,从天津向北京进犯。在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前,慈禧默许了南方各省督抚与列强达成的“东南互保”协议,以维护东南地区的相对稳定,并携光绪帝等皇室成员逃往西安,腾出地儿来,让义和团去直面列强的枪炮。

  ❾黄粱梦醒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载漪父子也随慈禧逃往了西安。没多久,列强便如慈禧所期望的那般,成功消灭了义和团的有生力量。曾经让慈禧如芒在背的义和团,此时已不再有能力对大清朝的统治构成威胁。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按照原定的剧情走向,跟列强谈和。

  慈禧再次把义和团定性为了乱民,下令清军调转枪头,与八国联军一起对义和团的残存势力进行屠杀。

  历经多番斡旋,终于到了与列强谈和的节点。但列强同意谈和的前提,却是要求清廷惩办“庚子动乱”的所谓“祸首”。在列强开列的“祸首”名单中,载漪作为引发“庚子动乱”的关键人物,其名字赫然在列。

  为平息列强的怒火,更为削弱以载漪为首的亲贵集团的在朝势力,以巩固自身的统治,慈禧理所当然地便答应了列强提出的要求。

  载漪因系皇族,可免于一死,只被革去爵位,发配新疆,永远监禁。一开始,他还担心自己的儿子溥儁也在“惩凶”之列而焦急不安,等了解到溥儁不在“惩凶”之列后又大为高兴,他期盼着有朝一日还能东山再起。

  但慈禧本就对溥儁不抱期望,当初立他为储也只是迫于无奈的不得已之选,其进宫后的所作所为又甚是荒唐,慈禧早想把他打回原形。借此机会,慈禧便以载漪纵容义和团,获罪祖宗,其子溥儁因父获罪不宜做“皇储”为由,宣布废除其“大阿哥”名号,逐出宫去,仍为载漪之子。至此,载漪妄想让儿子登基称帝、自己掌握大权的美梦彻底破灭。

  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慈禧下令将载漪父子流放新疆,但二人却于中途逃去了蒙古阿拉善旗的罗王家(载漪的继福晋是阿拉善罗王的妹妹)。

  载漪一行人刚到达蒙古阿拉善时,受到妻舅罗王的优待。罗王不仅选出100余间上好的房屋供他们居住,还送给载漪200只骆驼、100匹孽生牧马以维持生活,甚至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溥儁。慈禧也不忍心对皇室宗亲做得太绝,派人送来10盆梅花,花盆内藏有400两黄金,潜台词就是默许了载漪父子于流放途中逃来阿拉善避难这一行为。此时的载漪父子,远离了朝堂上的政治权力纷争,其在蒙古草原的生活可谓安稳舒适。

  但后来因与塔王关系不睦及仆从与塔王部下屡次发生口角争端,溥儁又实在忍受不住草原的苍凉寂寞,且随着时局变化,京中风声也不再紧张,载漪父子便决定离开阿拉善。

  离开阿拉善后,载漪本计划通过宁夏前往新疆,去领取生活费,但因对去新疆有抵触情绪,且听闻反对派可能在新疆谋害他的传言,一行人便在宁夏的双胜客店住了下来。

  在宁夏期间,家庭人口增加,生活费用减少,罗王赠送的骆驼和马匹数量也因不善经营而减少,只能部分依靠当地官员和百姓的接济。之后载漪应甘州镇守使马璘的邀请前往甘州,得到马璘多方面的照顾。在北京政府的关照下,载漪定居在了西北。

  辛亥革命后,载漪一家的生活愈发贫困,地产、房屋几乎被变卖殆尽,只能靠亲友接济度日。1922年,载漪在宁夏病故,结束了他饱含争议、大起大落的一生。

  而溥儁夫妇在离开阿拉善后,就回到了京城,住进了三座桥的罗王府,并受到相当隆重的接待。后来,又搬回了惇亲王府。

  辛亥革命后,溥仪宣布退位,大清朝寿终正寝。溥儁以自己曾为“皇储”的身份,当上了总统府的参议,虽为挂名,但每月可领到500大洋的薪俸,日子也还算滋润。但好景不长,1921年,因军阀割据,连年混战,政治局势变得极其动荡,溥儁的总统府参议身份随之被取消,每月收入锐减。这是溥儁遭遇到的第一个财务困境。

  1924年,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将逊帝溥仪赶出紫禁城的同时,还把清室王公的土地以“缴价升课”的方式“变旗地为民地”,也就是说由佃农按较低地价分期偿付后,该地即属佃农所有,几年下来,各王府之地租来源便告断绝。这是溥儁遭遇到的第二个财务困境。从此,他开始变卖家财,坐吃山空。

  1927年,载漪的长孙毓运回京探母,见到了穷困潦倒的溥儁,随即便将归于自己名下的惇王府东跨院的房契交给了他。但溥儁后来的生活实在困苦,就将房产进行了变卖,又因吸食鸦片,很快便将手头的钱财挥霍一空。

  走投无路之际,溥儁靠妻子向塔王求借,被接进了塔王府居住。塔王去世后,溥儁遭塔王侧福晋冷遇,积忧成疾,于1942年死在了塔王府里,终年57岁。

  溥儁死后,于嘉兴寺殡仪馆内举行了简单的殡葬仪式,被埋在了该寺后院的空地里,直到解放后才就地埋葬。

  ❿盖棺定论

  溥儁的一生,充满了戏剧性和悲剧色彩。

  因特殊的宗室身份及父亲载漪的政治野心,年仅15岁的他被推到了一个看似尊贵无比的高位,却在不明不白中沦为了政治斗争的棋子,被卷入一轮又一轮的政治漩涡,毫无掌控自己人生命运的能力。

  历经政局的动荡与时代的变迁,在失去原本可以拥有的安稳人生的同时,又无法适应时代的巨大变革,他的后半生穷困潦倒,只能过上寄人篱下的生活,最终抑郁而亡。

  相较于其堂兄末代皇帝溥仪,溥儁虽短暂接近权力中心,却缺乏溥仪在历史变局中的“符号性”角色,所以让我们倍感陌生,他更像是一个被历史浪潮瞬间卷起又迅速湮没的梦幻泡沫。

  在时代的洪流中,于政治的漩涡里,他的一生始终身不由己,从荣耀到落魄,都充满了旧日贵族的无奈与挣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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