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杨绛写的钱钟书，他们是非常相爱的夫妻。
钱钟书先走了，杨绛就说我现在越来越老了，我想我大概要走了。可是，没有悲哀，因为我会去见我死去的女儿跟丈夫钱钟书。
可同时，她也很害怕，不知道应该用什么样子去见钱钟书。因为她跟钱钟书谈恋爱的时候，还是一个十几岁的女孩。
钱钟书记得的她的样子，是十几岁？还是二十几岁？还是三十岁他们一起在欧洲留学的时候？还是后来五十岁左右下放文革，受到折磨的时候？还是她现在一百岁老太太的样子？
她忽然害怕应该用什么样子去见钱钟书。
我忽然想到苏轼的这句“纵使相逢应不识”。我觉得最大的悲哀，不是不能见面，是见面以后认不出对方了。
如果有一天我要去见我死去的母亲，我应该用什么样子见她。
她记得我的样子是我童年的样子还是少年的样子？她一定没有看过我现在的样子。我应该用什么样子的面容去见她。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发现，苏轼的《江城子》几乎变成华人世界永远在教科书里的一首诗。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就在读这首词，朗朗上口，中间没有任何难的字，也没有任何难的句子。
可是会在你一生当中，忽然有一个句子出来。比如说“纵使相逢应不识”，可能会变成杨绛去思念钱钟书，也可能会变成我去思念我的母亲。
这是一个历史上动人的一个句子。
我们讲的千古绝唱，是因为那个句子里面承担了人共同的最深的一个情感。
因此如果这个文化里，少了这个句子，少了这个文人，少了多少动人的情感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