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森《格拉迪沃》

通过小说人物对精神病进行临床研究

这是弗洛伊德第一篇致力于文学作品研究的论文。随后，他还撰写了其他有关文学和塑型艺术的作品，由此宣告了当今所谓“应用心理分析”的诞生。这本专著于1907年出版，当时弗洛伊德力图扩大读者群，希望公众能更好地接受自己的理论。他也借此表明，类似《格拉迪沃》的文学作品正好证实了自己的众多临床观点。

这部短篇小说尤其适用于这种证明过程，因为身为考古学家的小说主人公汉诺德在其梦境和妄想中的冒险经历可以作为临床病例的演变形式来解读，亦如分析师对患者的观察那样。此外，整部小说中汉诺德的考古方法与精神分析师研究无意识各个层面的工作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故而弗洛伊德经常将分析师的工作喻为考古学家的工作。

在这本著作中，我们也能发现弗洛伊德所特有的临床观察能力。1907年，他描述了汉诺德所表现出的多种精神病理现象，比如否认现实、自我分裂等，然而他当时并未意识到这些症状其实正是精神病和性倒错的表现特征。20年之后，他把否认现实和自我分裂认定为精神病的防御特征，并将它们与压抑区分开来，且从此以后将压抑视为神经症的特征。

生平与历史

弗洛伊德、庞培遗址与《格拉迪沃》

1903年，威廉•詹森出版了短篇小说《格拉迪沃》。后来，正是卡尔•古斯塔夫•荣格告诉弗洛伊德，这篇小说或许对精神分析有所裨益。在阅读这本小说时，弗洛伊德热情很高。1906年，弗洛伊德在夏天度假的过程中就针对这篇小说撰写了评论，而整部著作则于1907年5月问世。谈到《格拉迪沃》，我们知道弗洛伊德在1902年曾和年少自己10岁的弟弟亚历山大参观过庞培古城遗址。而且，弗洛伊德在晚年还宣称，他读过的考古学书籍要比心理学著作多。1907年9月，在发表著作后不久，弗洛伊德就前往罗马，想在梵蒂冈博物馆目睹那块激发詹森创作这部小说的浮雕。他还弄到了那块浮雕的模型，并将它挂在自己诊所的长沙发旁边。1938年，当他移居伦敦时，还随身带着这件模型。对精神分析发展史而言，1907年是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因为弗洛伊德结识了3位决定性的人物，其中第一位便是荣格。第二位认识的是麦克斯•艾丁根，此人经常与弗洛伊德在维也纳散步，主要从事早期的精神分析教学工作。最后一位是卡尔•亚伯拉罕，他彼时刚移居柏林，之前曾在苏黎世的欧根•布洛伊勒门下工作3年。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1875—1961)

瑞士精神治疗师荣格是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1875年，荣格出生在苏黎世一个信奉新教的家庭，父亲是一位牧师。1895年，荣格进入巴塞尔大学攻读医学；1900年，他进入苏黎世伯戈尔茨利医院精神病诊所当助理医师，当时欧根•布洛伊勒任诊所主任。由于对唯灵论的兴趣由来已久，他在1902年便发表了题为“神秘现象”的论文。在临床工作期间，荣格发展了语词联想测试法，并提出了“情结”这个术语，用来指代受试者针对测试产生的所有意象和幻想。此外，他还将这个测试应用于神经症患者，并于1907年出版了个人的经典专著《早发性痴呆心理学》。与此同时，荣格与弗洛伊德开始书信往来，而两人的首次会面则是在1907年2月。

小说主人公汉诺德是一名考古学家，他热爱自己的工作，也喜欢旅行。尽管他有时会出现“间歇性妄想症”，但依然过着近乎常人的生活。在童年时期，汉诺德曾深深地爱上邻家小女孩佐伊•伯特冈（ZodBertgang，“伯特冈”在德语中是“独行女子”的意思）。步入少年后，日渐萌动的性欲困扰着他。于是，他刻意远离这个女孩和其他所有女性，甚至无视她们的存在。然而，在参观一座博物馆的过程中，当汉诺德看到浮雕上的一名古代女子时，他立即就被她那轻盈的步态和左足特定的姿势所吸引。他设法弄到了浮雕的复制品，挂在自己的房间，并为这个年轻女子取名“格拉迪沃”（独行女子）。这个年轻的古罗马神秘女子逐渐占据了他的心灵，由此产生的吸引力使他欲罢不能。一天晚上，他梦见自己在维苏威火山爆发前不久来到了庞培，并遇见了格拉迪沃：梦中他告诉她火山将要爆发的危险，但无济于事。醒来之后，被自己无意识的炽热欲望所触动，汉诺德动身前往庞培。

在到达这个曾被埋没的古城废墟后，他碰见了一位年轻的女子，并错以为是格拉迪沃。其实，这名女子不是别人，正是他的邻居和童年玩伴佐伊，这时她正好也在参观庞培古城。这里，作家尽其才华，生动描写了两位主人公后来离奇曲折的交往过程，同时也巧妙地让读者去体会汉诺德所经历的疑惑和最终的妄想：他瞬间瞥见的这名年轻女子，是否正是生活在两千年前的格拉迪沃呢？此时，佐伊（即格拉迪沃）才开始在作品中发挥她的救治角色，正如詹森对她的描写：她会以治疗师的身份介入汉诺德的妄想症，而并非被他欺骗。通过模棱两可的语言，她谨慎地和他交谈，以便让他逐步去面对自己的妄想并将其抛弃。最后，他在格拉迪沃的身上认出了佐伊的影子，并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爱上了佐伊，故而摒弃了他移置到古代女子浮雕像上的那份爱。总之，詹森的作品使我们惊奇地发现了精神分析之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元素：汉诺德的寻爱历程由一个更久远、更隐蔽的童年愿望所决定，对此他却毫无所察。这个愿望始于他对已故母亲的寻求，那时他还是个孩子，这就好比出现了火山爆发式的心理灾难之后，丧母的回忆就被埋葬在遗忘之中。

从临床病例的角度来审视小说中的人物

在对詹森作品的评论中，弗洛伊德将小说人物看作临床个案来进行研究。他由此说明，小说主人公汉诺德的梦境、幻想和妄想，同样可以采用分析患者梦境和幻想的治疗方法来加以分析。例如，当汉诺德梦见自己在庞培古城遇见格拉迪沃时，这个梦的内容就说明，他受压抑的无意识欲望得到了满足，即他要找到自己心仪的女子，这与他在《梦的解析》（1900a)中提出的理论不谋而合。然而，在性冲动压抑的影响下，汉诺德疏远了现实中他爱的佐伊，并将冲动指向那个神秘的女子格拉迪沃，因为他无法在意识层面接受这样的性冲动。后来，当这些受压抑的性冲动回归意识层面时，它们便驱使他踏上了前往庞培的病态旅行、幻想着格拉迪沃的身影且没有认出佐伊。换句话说，小说家的主题正好支持了弗洛伊德的观点，因为作品文本说明，正是汉诺德的性压抑决定了他的梦境和妄想。此外，弗洛伊德还说明，在精神分析中，作家笔下人物的梦境也可以采用解读患者梦境的方式来分析。最后，弗洛伊德还指出，精神分析师的治疗角色与詹森塑造的人物形象佐伊存在相似之处，因为正是佐伊逐渐使汉诺德可以区分幻觉与现实，并最终在意识层面接受了他对佐伊的渴望。事实上佐伊才是个真实存在的女性，她的名字意即“生命”。

弗洛伊德概念的纵向演变

弗洛伊德与文学及艺术创作

1907年，弗洛伊德首次援用精神分析对文学作品进行研究。这里，我们有必要对他与艺术创作之间的关系加以介绍。弗洛伊德和其他精神分析师都对艺术作品，尤其是文学作品，始终持有浓厚的兴趣，他们对艺术家激发观众和读者情绪的创造力甚为着迷。就文学著作中的主题选择而言，如索福克勒斯（Sophocle)剧中的俄狄浦斯情结或莎士比亚剧中的人物哈姆雷特（Hamlet),都可以让我们在小说人物的困境与分析师从患者身上观察到的冲突之间建立鲜明的对比。这些相似性就使精神分析师可以将小说中的人物视为临床个案来看待，对此弗洛伊德走在了前列。

针对艺术家生产艺术品的动机以及艺术品在读者或观众中产生感染力的原因，弗洛伊德提出了疑问。在他看来，艺术家首先从自己的无意识中汲取创作灵感，然后将内心的幻想世界投射在艺术品上，好比画家投射在画布上，作家则投射在虚构人物身上：“在灵魂深处，他关注着自己的无意识，监视着它可能的发展动态，并通过艺术加以表达，因为他的无意识并未被意识批判性地抑制。由此，他从自己身上和自己的经历中提取了我们从他人那里学来的东西。”（1907a）正是这个原因，我们不仅可以分析作品，而且也可以分析作者本人。

在弗洛伊德看来，文学或艺术作品对读者或观众产生的感染力，主要通过他们对作品产生的认同机制发挥作用。艺术家将压抑的愿望以艺术品的形式隐藏起来，其意图就是要在艺术品欣赏者的内心唤起他在艺术品创作时所具有的情感，由此认同便得以产生。(Freud,1914b)

继弗洛伊德之后，许多精神分析学家都对艺术作品展开研究，并发表了学术文章。在近年出版的著作中，我这里将对汉娜•塞格尔（H.Segal,1991)的研究加以介绍，她所做的工作要比弗洛伊德更为深入。对她而言，艺术家不仅试图通过艺术作品来表达自己的无意识愿望，他们还试图为无意识病症寻求幻想式的解决办法，并竭力通过作品来传达救赎的需要，而这种需要则激发了创作的热情。此外，塞格尔也对梦境和作品进行了对比：与梦有所不同的是，艺术作品具有“化身”客观现实的特性，这也是缘何艺术品的震撼力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艺术家利用客观材料象征性地表达他们幻想的方式：“（艺术家）不单是一个做梦者，他更是一名杰出的工匠。工匠或许不是艺术家，但艺术家应当是工匠。”

后弗洛伊德理论

《格拉迪沃》中神经症与精神病共存？

从精神分析应用于文学作品研究的角度来看，《詹森小说〈格拉迪沃〉中的妄想与梦》意义重大；从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和理论发展角度来看，这部著作也同样具有重要的作用。就临床实践而言，弗洛伊德通过他那无与伦比的洞察力描述了诸多症状，并将其归入神经症之列，其中包括主人公对女性的克制情结和他的间歇式幻觉性妄想症。诚然，弗洛伊德在谈起汉诺德的幻觉时仅仅提及了“妄想症”，而并未使用“精神病”这个术语。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可以将其视为精神病吗？

在这点上，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们各执己见。对于那些坚持信奉弗洛伊德文本的精神分析学家而言，汉诺德的妄想症在本质上仅说明他经历了短暂的意识危机，它并非是精神病，因为这种意识危机在神经症患者身上也可以观察到。对其他后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而言，他们在阅读《格拉迪沃》的同时，也注重弗洛伊德后期著作中有关否认现实和自我分裂的理论。他们认为汉诺德之所以出现幻想，是因为一部分自我由于不堪忍受而否认现实，而另一部分自我则接受现实。根据这个观点，当一部分自我接受现实并抢先于否认现实的那部分自我之前时，病症就可以治愈。对弗朗索瓦•拉达姆而言，小说主人公的妄想和幻觉与人们在青少年精神病之中看到的典型特征类似，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精神性代偿失调，其变化形式则多种多样。在达尼埃尔•奎诺多看来，这说明弗洛伊德提供给了我们一个模式，并借此向精神分析师传授了“如何与患者的‘疯狂’部分进行谈话，而又不忽视患者的另一部分”。对她而言，汉诺德在表现出妄想症的同时又过着近乎常人的生活，其中隐含了主人公自我的分裂，人们可以从她所谓的“异源性”患者身上观察到这种情况。对精神分析师而言，针对出现虚幻性妄想的部分和接受现实的部分并存于同一个人的情况，就必须要对此实施特殊的治疗方法。因此，尽管佐伊明白汉诺德的妄想症，她却没有直接告诉他：佐伊使用了“模棱两可的语言”，以便汉诺德的妄想部分可以理解，而同时他审视现实的部分也能予以理解。

从1895年的《癔病研究》至1918年的“狼人”个案报告，如果借助弗洛伊德早期的著作来研读他撰写的论著，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他撰写的大部分临床报告中，都能碰到精神病发作机理和神经症发病机理并存的情况，只可惜他没有将它们概念化。其实，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纲要》（1940a[1938])中就指出，自我否认现实与接受现实的成分，两者之间的比例不仅在精神病之中呈变动趋势，而且在神经症患者甚至正常个人之中也同样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