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带着一顶警帽去上学，是我妈不知道从哪给我找来的礼物。
小学四年级穿着破蓝白校服，顶着警帽进教室，现在想想那画面实在是滑稽。可那天早晨走在上学路上的我，精神值是完全破表的，路人同学的各种眼神，我一律解读为嫉妒羡慕恨。
沐浴着警帽上的圣母玛利亚光辉上过了几节课后，坐我后排的女生从前门颠着她那早熟的身子走进来，眼睛掠过我的头顶，嘴角带着贱意。“茶鸦你要再敢带着这个帽子来学校，我就直接从窗户外面扔出去！” 班主任突然在门口大吼一声，吼完画面还定格，差不多就是我妈在单位联欢会上唱完一整段智取威虎山后的那架势。
我解开下巴上的帽绳，摘下头顶的光环塞进书包，放学出了校门也没拿出来，我妈问帽子呢，我说挡着后排人看黑板，所以就搁包里了。
回家路上，那些让我自豪的目光没了，学校对面那个我退了几百次货的中华铅笔小商贩、巷子里卖麻辣烫的那个学生父亲、转角口食品店那个中年女营业员也都不记得他们曾经在几个小时前目不转睛的看过我了。
每一段被虐的悲催故事里，都有那么几个雪姨的存在。但是更可怕的不是雪姨来敲门，而是雪姨在小学五年级时当了你的同桌。在雪姨日日夜夜的强压下，我挺到了六年级。
一天数学老师出了道题，先答对好像是有什么奖励。我第一个举起答案准备跨出凳子，心急一下子没站稳，手就撑在了雪姨肩膀上。雪姨在肃静中惨叫：啊呀，疼死啦。 “对于你这种道德败坏的学生，我是不会看你的答案的！” 班主任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放话了。
这个数学老师就是四年级时的那个班主任。而身边这个雪姨，就是以前坐后排那个警帽女杀手。放学路上我妈问，今天学的咋样，我说好。
第二天，我带着一顶警帽去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