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28日，星期日，早晨八点，我结束了前一天的晚间值班，出校后兜兜转转来到江北银泰星巴克。推开门，店里还没有客人，水吧的伙伴已在忙着出杯。我坐了下来，打开手机识别出门店当时播放的音乐：Blue Eyes Crying In the Rain。
我翻开电脑，把工作手机压在左腿下，揪着心开始敲起下面的文字：
我不知道这些文字将会我花费多少时间，变换多少地点，更替多少心绪，承受多少打扰后才能完成，或说才能给我一个类似在读书时，将他们小心拷贝到博客页面发布时的兴奋和满足。
2023年的最后一晚，我在被窝里倒腾着手机，在常用的社交和视频平台来回切换，不断地将app点开，又将他们划走，每个动作间隙，我忍不住惶恐地瞄着屏幕右上角的时间——我知道，一旦这四个数字清零，我将再也没有理由屏蔽那个已被不断提及的“三十岁”。
若我抛开这个人类规定出来的“界限”，这个夜晚倒也没有任何特别之处：
我保持着莫名的焦虑，却依然“浪费着生命”。我常在这种时候谩骂自己：“有时间划手机不如马上睡，明天是不用干活了吗？”或是“真的还有精力可以坐起来看书。”我的床头柜上、书房的写字台上、学校工位的桌角上、出差经常用的背包里都放着书：有讨论哲学的，有述说历史的，有别人口中“档次高级”的小说、散文或是杂文集——他们标榜着在我心中依旧不想放弃的“生活”。
我保持着莫名的焦虑，想到很多他人口中“无需焦虑”的事——这些事关于未来，关于不确定，但无一例外地被我匹配上我给《年会不能停》这部片子编辑的公式——一场场“表演”与冠冕堂皇中，人们操持着精致且强悍的妆容，义无反顾地接纳着已疲于改变的现状；深夜的办公室里，灯光都已调暗，电脑屏幕在一张张面无表情且泛油的脸上返照出青色的光，像极了一屋子懒于夜行的鬼。这部片子是元旦假期前晚下班后和“一楼咖啡小分队”的同事们一起看的，好像大家多多少少地笑了，唯独我像是在看一部惊悚片，默默地看着银幕上这段极不真实的“爽文式成人童话”如何让一点点映射出当下最真实的“扭曲的，变态的，被默许的，且‘运作良好’”的周遭。
写到这里，我有些“编不下去”了，如此九回肠断地寻找“我想躺倒”的相近表述显得过于“不合时宜”，毕竟“三十岁”已如期降临——这是一个在小学生眼中各路idol不可能达到的年纪，在初中生眼中已经是古董的年纪，在高中生眼中应该坐商务座出行的年纪，在大学生眼中应该可以稳定下来的年纪，这个被定义为“而立”的年纪，这个可以接受偶尔的抱怨，一旦“多说”就是“给脸不要脸了”的年纪......
的确，道理都懂，也不是真的拥有了可以甩下一句“老子不干了”的超能力，甚至能笃定当下的自己会被未来的自己无情嘲笑，只能说不少事情我可以“理论结合实际”地“开导”别人，但劝说不了自己。还记刚考上学校的岗位那会儿，阿姨和我说：“挺好挺好，以后就都这样了呢！”当时我根本没能力估量这句“就都这样了”所蕴含能量。时至今日我终于知道，其实自干完第一轮工作后，循环的焦虑成为了我存在的基调，这无关“三十岁”或某些他人“为我感到高兴的事”，只是这两个新进的变量在目前变成了我焦虑的放大镜。在职场前辈眼中，这种行为说好听点是自我要求高，说直白点就没法从容不迫地处理事情。
把道理说得“头头是道”的自己依然保持着焦虑，一面“科学”地通过“各种途径”妄图保持“少年感”，一面默默赞同着那句“哎呀一凡，你这个，需要看上去能‘镇得住’一点。”然而种种实践表明，至少当下的自己没有能力达到高中时代的自己对“三十岁”的畅想，于是我带着这份可笑的焦虑，开始尝试亲友同事们的建议：“抓紧把工作带给你的焦虑排解掉，学会‘放下’，去健身，去看剧，去旅游！毕竟焦虑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啊！”
去年年底，我一直去的健身房搬了新址，虽不像以前一样可以躺在床上问着教练是否有空，五分钟后就可以脱下外套，穿着睡觉时的背心短裤开干，但仍在我家十分钟步行圈内。然而，这次“无关紧要地迁址”还是因为年末接踵而至的改变异化出了似有若无的“隔断感”，他像是一道没有上锁也并不厚重的玻璃门，而我纠结地握着门把手，“研究”着往后该如何将其推开。三年的gym-going虽说没法完全改变我，但至少让我发现了另一个自己——这个习惯塑造的自己和之前的撞色足够显著，也足够给过往的种种一记耳光，我已经将这项破天荒坚持下来的习惯撰写入那份只属于自己的“生活”。不少时候，工作的缠绕会让我想生一场病去逃避这个我觉得已经“烂透了的”生活，但每天健身群里跳出的“早饭吃了啥？”“午饭吃了啥？”“晚饭吃了啥？”“今天来吗？”总会有效地干预这种想法。日子久了，我不再“老老实实”地及时回应这些惯例式的问候，也知道这些按时出现的文字也是他人工作一部分，可于我而言，这些文字碎片就像沪上那些已经开了好久但顾客渐少的老店，若真有哪一天传出这些店要“关特”的消息，“难以接受”的不舍一定会充斥满溢。
前些天（具体时点我忘了），我曾尝试着把工作手机倒扣在茶几上，准备“放一放”开起电视机看看有什么值得可看的，我直挺挺在沙发上坐着，探测着任何类似震动地声响。可笑的是，我按到了86版的《红楼梦》，正巧放着第十四集里宝玉丢了魂似的在长廊上走着，没一会儿便撞上了他爹，劈头盖脸地来了这么一段词：“好端端的，垂头丧气干什么......看你的脸上，一团思愁忧苦的起色，又咳声，又叹气，你有哪些不足啊？还有什么不自在，无故这样，到底为了什么？”我下意识地把工作手机又拿了起来，翻动起微信和钉钉。虽然在方才那一段台词所占用的时间不到一分钟，在这一分钟内，工作手机也“识相”地保持着可怕地安耽，倒是我感觉特么连电视剧都已经借着这种“神奇的巧合”直言不讳地对着我开骂了。
2月4日，我趁着往海宁出差顺道去了趟南京。那段时间天公并不作美，加之春运期间不少列车班次临时加开，火车晚点只是“要晚多久”的问题。那天在杭州东站，我掐着不足二十分钟的中转时间向接续列车的乘车口冲刺，然而当我拽停狂奔的拉杆箱时，看见一位年轻的站务员举着扩音喇叭一遍遍喊着：“去南京南的旅客在这儿等一等！请去南京南的旅客在这儿等一等！”不一会儿，乌泱泱的人群在她的指挥下排起了大概五六队二十来人的方正，她挥着手中的喇叭把大家引导到了离一处乘车口不远且相对空旷的地方。这时候，另一位看上去和我妈差不多年纪的站务人员匆匆跑来——她戴着眼镜，眯着眼，喘着气，拧开矿泉水瓶喝了一大口水——看得出来她应该是年轻站务员的领导。她向年轻的站务员竖了竖大拇指，示意道还有一个站台也需要调整，让她赶紧跑去站厅另一头帮忙。她转头声音洪亮向我们喊着：“实在不好意思，列车估计要晚半个小时左右，大家在这边可以先休息一下，一会儿我们小姑娘带大家过去上车！如果没有吃饭的可以先上楼买点东西吃！实在不好意思！”她手上没有任何扩音设备，就像小时候我们外出春游的带队老师一样，嗓音沙哑却洪亮，一遍遍重复着：“实在不好意思，大家在这儿休息一下！”乘客们不知道是生怕错过，还是实在没有心情坐在地上“休息一下”，都整齐地站着队，没有人离开，也没有人发出一句抱怨的声音，就那样在原地安静地等待。我自然而然地联想起每年的考试组织，我也像这样跑着扯着嗓子向来校的考生和陪同家长喊着：“大家往这边走！在这里！”这种情况下，大家安静地等候似乎是最令人心安的回应。
我记得那天我们的列车晚了约摸四十分钟，两位站务员领着大家前往乘车口的时候，乘客们就像行军一样，没有人拥挤推搡，没有人“带出”一列新的队伍，两位站务员在闸机口一边控制着人流，一边还在重复着“后面乘客跟好啊，不好意思啦......”上车后，我一路上还是把工作手机压在左腿下，在狭窄的座位上折腾着各种“数据和材料”，每当车辆到站时抬头看一眼乘客们拎着大包小包进进出出，听着人们说着过年准备了些什么，听着人们说着还有什么工作依然惹人烦躁，听着人们哄着孩子别吵别闹......我噼里啪啦地敲着表格，脑海里不断地轮播着那两位辛苦的站务员组织着大家上车，不断地向我们说着“不好意思”的画面，不止一次在下拉单元格的时候想：“刚刚东站的两位站务员下班了吗？吃饭了吗？”我感觉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但一切就是这样或主动或被动地发生着——有人会利用其归纳提炼出“时代的赞歌”，有人可能只是在日后回想时莞尔一笑；有人则选择将其定格，“自私”地感动或鼓舞自己。
在南京逗留的那晚，天下起了雪，我依然没有睡好，或直接说没有睡觉，当然是在捣鼓着“意义重大的数据与表格”。差不多一点半的时候，我划着手机下楼去7-11买瓶椰子水，排队等待结账时翻到一家皮肚面店还开着外卖。我突然想起六年前来南京，也是一个冷冰冰夜晚，陶工说带我去吃皮肚面，店名忘了，具体地址也忘了，只记得等面端上桌我还嘀咕了一句“这不就是，炸猪皮青菜面吗？”反正忘了（后来我也证实了根本不是同一家)，我就把他当作了那家六年前光顾的小店，要了一份超大的皮肚面，然后默默盯着手机屏幕看着店家已接单，骑手赶往店家，骑手已到店，骑手送餐中，直到手机响起：“你好，外卖到了，酒店的机器人送上来了。”我早忘了六年前陶工带我吃的那碗正宗的皮肚面是啥味道，便无法评价面前的这一份水准如何，我已记不起六年前我是沿着什么样的路线与这座城市初见，能让我在归程的列车上记录下这是一座“我一定会再度到访的城市”。我记得当时我们都还在读书，我们愁着论文，愁着毕业，愁着实习，愁着能不能顺利找到工作，我们愁着，却还能笑着说出“哎呀，再说！”我吃着那份已不烫口的皮肚面，想起六年前我吃下第一口时说的那句“卧槽有点烫！”我突然笑了，顺带想起那时陶工还不断地往已经加辣的面里撒辣椒酱......没记错的话，自打“寒假”开始，我仅有两次真实的笑，还有一次便是现在——我正写着五天前凌晨的那个自己。
写到这里，我将倒扣在腿下的工作手机反过来点亮——“唔~没有新的通知”。我拿起杯子走到这家大年初一依然营业的咖啡馆门外，捂着咖啡杯坐在了门口的台阶上，看见外卖骑手仍在接单，只是少了些平日里的急切；看见公交车仍在运转，只是车里车外少了些平日里的拥挤；看见贴着“旺铺招租”的店面此时终于可以“合理地休憩”；看见，太阳照常升起，所以，一切安好，万物如常......
这个“年”过得好快，我来不及把今年的除夕在自己的时间轴上安排个合理的位置。
除夕之前，我期待这个“年”能轻轻松松地度过，一次又一次告诉焦虑的自己“加油！做完过年了！”社交平台也是在那段时间推送给我一组让我“破防”的杭州地铁站厅广告文案：“行李箱再能装，也希望你不用带着工作回家过年。”“这一年的地铁通勤穿搭证明你没有把一天重复365遍。”我当即联想起在2023年忙季的某个深夜，我在武林广场站看到的某企业的广告——他们在好多站厅柱子上绑了拥抱姿势的巨型布偶，配合的文案是“橙包你的早出晚归。”当时我真的上去抱了抱其中的一个布偶，似乎真的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温度。然而现在我也联想起赶着末班地铁的“社会人”蹲在站厅的等候椅前回着“重要的消息”，联想起这些年来，好朋友间的相聚变得难得和零碎，越来越频繁地被越来越多的“临时工作”打扰......我突然渐渐收起“苦大仇深”的表情，享受起这些“贴在墙上的共鸣”给我带来的一阵阵恶心。
2024年2月9日，我比平时睡的都早，试图为自己一个“不被包括自己在内打扰”的安静，而我依然在着这份莫名的焦虑迎来了除夕之后的时日：我无非找个地方看在社交平台依然“保持营业”的人们，然后换个地方划走并屏蔽“精准”推送给我的“虚假的共情”，再换个地方演习着“下一场焦虑开始的应对措施”......而我也知道，就算千万次排练，也无法让这种被时代包装成“卷”的“循环”缓和一点。那晚我突然想起，那天当《年会不能停》强扭出“满足观众需求的”结局时，好像没有人笑，走出影厅时，也没有人在笑。记得那天回家时，我发现家楼下终于开起了一家24小时营业的便利店，我走进店里拿了一瓶椰子水，收银员问我：“先生，您需要办一张会员卡吗？我们每周二......”
我好开心地打断道：“好呀！”
除夕那天，市区的商店会在下午四点结束营业，我匆匆赶在三点五十左右去一百买了一支唇膏。虽说我也知道不知从哪一年开始，一百就算在大年初一到初四也会营业，大可不必这么着急，而这个已印刻在脑海里的时间多少告诉着自己：“大家要回家过年了！”正如我们都知道就现在的情况，哪怕是把“朝九晚五”写进合同焊进章程的工作都能让人在下午五点环顾四周纠结去留，但我们还是会在下午工作开始时往“17：00”倒计时。
那天，平日里晚上驼着背收商场餐厨垃圾的奶奶也“早早地”推着板车往星巴克走去，我跟在她身后去取咖啡。那天我应该是最后几个走出一百的顾客，门口的叔叔拎着门锁笑着说道“新年快乐，慢走！”商场大门关上的那一刻，我透过玻璃，看见那位奶奶已经把垃圾收拾好，推着车和擦着吧台的咖啡师笑着对话，可能也是在说“新年快乐”吧——我往家走着，想起平日里看见这位奶奶总已临近晚上十点，这似乎也是我第一次看见她的笑容：很治愈，好温暖。
就在那时，工作手机突然震动，我抖着手点亮屏幕，发现是一条学校群发的短信，内容无非新年祝福加上对龙年“继往开来”式的展望，我立即把划走了它并在回收站中彻底删除。我把工作手机用力地捏住塞进左腿的裤袋。
我把耳机的音量调大，放的是刚刚在咖啡店里识别出来的那首305。街上人好少，我照着节奏点起了头，在空旷的街上出声说了一句“niangce”，发自内心的。
So glad to see.
且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