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弗林效应”就因他得名。虽然不是他第一个发现的，但他最为系统地研究，过去一百年来，全世界人们的智商都在变得越来越高。下一代人比上一代人智商更高，既发生在发达国家，也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代际问题首先是年纪，这群人比上一代人年轻，比下一代人年长；更直接的是他们的共同经历和影响：他们为同样的事情激动。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些事态度一致，有可能是激烈分歧，但共同点是就某些事激动，而上一代和下一代人都不会为这些事激动。
智商的高低是一个智力因素的正相关参数，每一代人面临的问题不同，他们思考和探索的问题与他们的经历相关，抗战时期的蒋百里关于抗战到底的理论正是在战火熏陶的产物，如果按下一代人比这一代更聪明的逻辑，我们今天的人看古代的道德经和孙子兵法，应该通俗到小儿科的感觉，事实上孙子基于当时的环境下，对于战争得失的认知深度与系统性解决方案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以致于在今天的商业环境或外交中都具有其价值。
也许在这一代人眼中的问题在下一代人眼里根本就不是问题，每一代的际遇不同，面临的问题不同，但不能简单说我们在一代比一代更聪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