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人的生活基地是闽粤赣山区。但正如人们常说的“逢山必有客，无客不住山”那样，在潮汕平原，只要有丘陵地带，那里居住的人常常是客家人。我过去插队落户的陆丰欧厝大队是平原为主，讲闽南话；往北走二里地就是丘陵，那里有个村叫后陂，讲客家话。
传统的客家人有着鲜明的族群特征，由于生活在山里，吃的比较咸，海鲜在过去是没有的。这和潮汕人形成鲜明对比，后者吃的淡，喜欢吃原味的海鲜。由于大山阻隔、交通不便，耕读传家成为客家文化的特点。有不少学者认为客家文化保留了很多中原文化的特点。而以出海打渔为生的，几乎全是讲闽南话的族群，从福建南部到潮汕，再到海陆丰皆如此。
但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刚到深圳生活不久，在东部海边看到的情景颠覆了我的刻板印象。在大鹏新区的葵涌，我看到了讲客家话的渔村，菜市场上卖的小海鲜和我在汕头市场上看到的一样，但贩鱼者操客家话。这引起我很大的兴趣，因为我从小去买海鲜没见过一个操客家话的人。
今年买了一本书《深圳通史（2）》，其中的内容解答了我的疑问。原来，在康熙元年，清朝为了打击郑成功势力，对新安县实施“迁海政策”，造成了深圳一带的荒芜。过了八年，清政府在新安等县复界，实行开垦荒地的计划，招募外乡人。大批来自东莞、惠州、梅州、潮州、江西、福建的客家人迁入新安县，包括现在的香港境内。这可能就是深圳东部沿海人为何不是讲闽南话的原因吧。
中国文化一直被看做内陆文明，缺乏向海洋开放的力量，郑和下西洋也不是为了征服和贸易，而是为了宣示皇威。到了十九世纪末与代表“海洋文明”的欧洲人发生冲突，中国人才痛感闭关锁国是不行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沿海城市开始的。昔日的客家人迁到深圳一带，主要任务是开荒耕种，但历史的大变革一下子把深圳推到了改革开放的最前沿，使这些原本代表山地文化的后人们变成了距离世界最近的人。当年我刚到深圳的时候，刚好一部反映深圳改革开放的电视片问世，名字叫《山与海的拥抱》。当我在深圳看到海边渔村的客家人时，就想到这个片子的名字。深圳的东部沿海，山的尽头就是海。代表内陆文明的客家人就这样面朝大海。
大海的那边是什么？人们被梦想激励，也被贫穷逼迫，纷纷打破禁海令漂洋过海。客家人和福建人、潮汕人一道，用百年的时间打造了东南亚的华侨文化。有的足迹所到之处，超过了我们的想象。例如，南太平洋浩瀚的大海里有一个名叫塔希提的小岛，就是著名画家高更流连忘返的那个法属小岛。该岛的20多万人中有2万人是深圳客家人。他们的祖先在一百多年前飘到那里定居，现在许多本地出生的华人扔会讲客家话，但已经不懂中文。
最近，我应朋友之邀去了一趟惠州大亚湾开发区的一个小村，叫做“妈庙村”。我这个在汕头长大的人当然将“妈庙”联想到“妈祖崇拜”的文化习俗上来。一问，这里的村民讲的是客家话，但深入交谈，发现他们的客家话夹杂着一些闽南词汇。晚上吃饭的时候，上了一道本村的名菜，叫做“鱼露鸭”。以“鱼露”作为酱料，本属闽南方言区的人特有。这使我大感兴趣。过去，一些学者认为客家人的语言之所以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原因是持其他语言的人不愿意与客家人通婚。但这可能是一种想象，几百年的历史流变，我们应该对族群交融的现象“脑洞”再开一点。这个村里有很多石屋，最古老的是“四和堂”。至今有300多年历史。村干部介绍，300多年前福建李氏家族迁居于此，捕鱼为生，兴建石屋，以御海风。后来客家人精心保护好了这一石屋，并在石屋前修建了石阶。现在的“四和堂”石屋四周种了果树，鸟语花香，很有江南山村的味道，见证着族群交融的历史。
这个村由于毗邻深圳，房地产业很发达，也带旺了这个古老的村子。他们也在谋划着将这个村建成一个旅游点，搞点文化旅游产业。最大的卖点就是村里矗立着几座古旧的洋楼。这些洋楼的修建者是上世纪初到香港“闯世界”的村民，衣锦还乡后将西式生活方式带回乡间。这些楼与中式建筑混杂在一起，形成奇特的景象。其中，“蝴蝶楼”青砖黛瓦，气派典雅；“李竹林堂”、“存卢楼”有罗马圆柱和浮雕，显得十分豪华而庄重。
听了村干部的介绍，我不禁感慨，现在的农村已经不是在讨论吃饭问题了，衣食无忧后，憧憬的是文化建设了。过去我们一心出海闯世界，现在我们充满自信地将家园建设得更加美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