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问过我的朋友们，泱泱华夏五千年，纵观中国历史，他们最喜欢的是哪一段？他们有的喜欢先秦史、有的喜欢唐宋史、有的喜欢明清史，甚至有的喜欢纷乱的五代，可偏偏就是没有说喜欢近代史的。他们说，每每读起近代史，总是感到特别压抑。百度上有这么一个帖子，说中国近代史就是一部屈辱史。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在这110年的历史里，中国遭遇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列强大肆侵略，大片国土被割分，一份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这一切的一切，都在标志着中国近代所面临的苦难和屈辱。
马勇，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他参过军，1979年考入安徽大学历史系，受侯外庐影响很深，大学期间对侯的《中国思想通史》研读颇深，有《晚清十二年》、《清亡启示录》、《容忍历史不完美》等著作。本书是马勇2014年3月出版的著作，一读书名便知，此书对近代中国的变迁作了详致的阐述，见解十分独到，内容深刻富有张力，很容易引发读者们的深思。从第一章的“鸦片战争”到第十章的“从君宪到共和”，近代中国的历史几乎都被囊括在其中。
书中说到，所有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本质就是西方世界要东来，而中国必须要走向世界。1840年，一般被视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在此之前，西方世界早已完成了工业革命，西方国家的面貌已然焕然一新。反观中国，中国依然是落后的中国，小农经济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并且拥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工业革命使得西方产能过剩、资本过剩，这种过剩他们难以消化，为此他们不得不向外寻求市场，将主意打在幅员辽阔的中国上。
在中国，自古以来奉行的便是重农抑商，商业的发展一直受到压制，农民是自然经济的创造者，也是享用者，他们对外国的商品根本不适应，简而言之就是他们不需要西方的工业品。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对外国商品的这种抵抗，很自然地便引起了寻求市场而不得的西方资本主义的不满。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西方资本主义借由鸦片贸易开拓中国市场，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中国士兵持有的是长矛冷刀，英国将士使用的是坚船利炮，这场战争毫无悬念，清政府被迫签订了《南京条约》，赔款是其次，可他们割让了香港，中国的领土主权遭到破坏。然而，这仅仅只是一个开始，后来的《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更是让中国受尽了屈辱。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面对外国列强的侵略以及封建制度的压迫，中国人民也并未选择屈服，对此二者的反抗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太平天国运动便是最好的例子。
本书对太平天国运动未作过多的阐述，可是，本书着重提到的鸦片战争便对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有着直接的影响作用。书中如是说道：“鸦片战争结束了，和平重现了，但中国人没有弄清楚这场战争的真正意义。中国没有利用五口通商引进西方近代以来的物质文明和科学技术的创造，没有利用五口通商去培养中国市场，培养新产业，培养新的社会阶级和阶层。”中国依然是封建主义占大头，加之列强环伺，外国资本主义也加入了剥削的行列，中国人民不堪重负，积怨已深，起义也就在所难免。
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生于广东一个客家农民家庭，自幼接受儒家传统教育，其本人十分希望能够获得功名，跻身士族。在这里必须要说一下，传统中国是一个“士农工商”结构的“四民社会”，在四个阶层中，商排最末，可是商人从事贸易活动，毕竟属于有钱阶级，真正卑微的其实是农民。“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句话主要说的便是农民，他们在传统的小农经济模式里一代又一代繁衍，一代又一代苟且的活着。手工业者自不必多说，他们人数不多，可比之农业，他们实在微不足道，所以政府一般不过问。士阶层是中国社会的统治阶层，直接控制着整个社会。洪秀全是想成为这个阶层的一分子的，可是一次又一次的落第让其彻底失望，自小受儒家观念影响的他当然不屑从商，所以他就只能融入农民阶层。而广大农民阶级此时正受着封建主义残酷的压迫，此时各地反清活动又进行得如火如荼，这就间接地为洪秀全提供了起义的环境。他抓住时机，应时代的要求，创立了拜上帝会，并领导了金田起义。
拜上帝会人多势众，其教徒大多都是昔日被压迫的贫苦农民。起义军势如破竹，对清廷形成了重大打击。1851年太平天国建立，两年之后，天平天国定都天京，正式建立了与清政府对峙的农民政权。紧接着又颁布了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主要解决农民最关心的土地问题，契合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在此后一年的北伐与西征中，太平天国得到了人民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引起了封建势力的极度紧张。然而，终究还是因为自身阶级的局限性，太平天国激进的理想主义隐藏着狭隘的农民意识，政权封建化的趋势日益严重，统治阶层争权夺利，尔虞我诈，极大地损伤了太平军的战斗力。当然，外交经验的缺乏也是硬伤，太平天国政权根本无法辨别外国势力的真心。最后，在中外势力的联合绞杀之下，太平天国运动失败。
太平天国运动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革命，前后共持续14年，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来浓墨重彩的一笔，极大地打击了封建势力和外国侵略势力。太平天国起义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的最高峰。这种精神鼓舞了后来的革命者，充分暴露了封建制度即将走到尽头的社会现实。
因为太平天国起义严重影响了长江两岸六省的贸易，再加上英国此前向中国倾销了大量鸦片，中国白银严重贬值，这就间接影响了对外国列强其他商品的购买，西方国家的贸易呈现出下滑的趋势。为了从中国获得更大的利益，贪婪的西方列强便只能再发动一次鸦片战争，即第二次鸦片战争。大战之后，华夷之辩完全崩溃，大批有识之士倡导向西方学习，并发起了洋务运动，大力创办军事和民用工业。可是，对西方的学习，洋务运动仅仅停留在了器物的层面，根本上维护的还是封建统治集团的利益。《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为了挽救空前的民族危机，资产阶级革命维新派引进了君主立宪制，与洋务运动不同的是，这一次对西方的学习上升到了制度的层面。然而，这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他们错在把希望寄托在封建君主的身上，缺乏群众基础，变法最终只能失败。紧接着，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民众发起了义和团运动，此时的民族情绪十分高涨，在义和团的打击之下，帝国主义放弃了瓜分中国的企图。同时也正是如此，列强有了再次侵华的理由，八国联军来犯，北京被占领，《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深刺痛了民众的心，先进的知识分子不再对清政府抱有幻想，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了辛亥革命，清政府被推翻，中国结束了两千余年的封建统治。可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战结束之后，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给中国提供了借鉴，马克思主义被传到中国，新文化运动随之而起。这场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回，对西方国家的学习终于上升到了精神的高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由此开始并持续发展，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中国才真正意义上的站了起来。
历史在进步，时代在发展，落后陈旧的终归要被淘汰。从1840年至新中国成立的110年间，中国的封建体制显然不再适应这个正在慢慢被工业化的时代，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再顽强，终究还是在西方资本主义经济的冲击下慢慢解体。诸如林则徐、魏源、康有为、梁启超以及孙中山、陈独秀等等，一代代仁人志士前仆后继，勇于担当，始终着眼于世界发展的大势，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从洋务运动到维新变法再到辛亥革命以及后来的新文化运动，路漫漫其修远兮，我们从未停止探索的脚步；对西方的学习，我们经历了从器物——制度——思想的嬗变，苟日新，日日新，这是质的飞跃。我们不甘压迫，我们勇于反抗，我们具有非凡的战斗力与反抗精神，太平天国起义如是，义和团亦如是。
总而言之，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主角。人民群众创造历史，人民群众创造文明，人民群众才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得民心者得天下，无论什么时代，无论什么阶级，无论什么革命，只要忽视了群众的主体地位，最后的结局只能是失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