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哈哈哈……”远远的，还没到家门口，就可以听见那爽朗、中气十足的笑声从房间里传来。父亲在家总是很热闹，他一说话，仿佛声音穿透了整个屋子。他不抽烟也不喜欢喝酒，业余时间最喜欢就是唱歌，每次拿起麦克风，对着屏幕上播放的音乐总是能唱上几句，无师自通的他，喜欢音乐是从身体里渗透出来的，从革命红歌“松花江上、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再到前苏联民歌“喀秋莎、三套车、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每首都是他郎朗上口的歌单。我是他的铁粉，每次父亲唱歌，总会停下手中的事，听他唱完，为之动情的拍手。

       我的父亲是一个方型脸，五官很突出，高高的鼻梁，大大的鼻子，一双贴耳的大耳朵，很长，上颚有点突出，单眼皮的眼睛显得特别和蔼。他白色衬衣左上方有一个口袋，退休前插着一只笔，退休后装的是一副老花镜。他说话声音洪亮，但很少听见他骂人，只是激动的时候偶尔说一些地方土话。不过他的弟弟妹妹们，也就是我那七位叔叔和两位姑姑们对他们这位大哥有种敬畏的距离感，父亲一大声说话，他们都不敢吭声。倒是母亲经常招呼他们来家里吃饭，因为亲戚多，每逢休息或是过节家里特别热闹，但父亲很少请工作上的朋友来家里吃饭。

        父亲是一个很有亲和力，平易近人的人，无论是楼下修单车的师傅、还是看门的大叔，见面都会打声招呼。热心助人是他常年的工作习惯，他早期的工作是负责派送侨批（俗称“番批”、“银信”,以“银信合一”为基本特征,是指海外侨胞通过民间渠道及后来的金融、邮政机构寄回国内的连带家书或简单附言的单据），经常要去僻远的村落送侨批，因为交通不便，村里有许多人没有出过远门，他们当中有些老妈妈、老婶婶，丈夫、孩子出南洋后就杳无音信，这些老婶婶、老妈妈，一见我父亲，仿佛就像是见到亲人般，总是拉着手说不完的话，也经常托我父亲帮忙解决一些工作以外的事情，父亲也总是尽自己所能的帮他们，信使般的为他们搭桥牵线，有的还是父亲帮忙联系南洋的同乡中找到这些人的亲戚。从南洋回来的人，也总会来见我父亲，见面如故，他们对我父亲非常信任，回乡投资办厂，也总是向我父亲咨询了解国内政策，因此侨办同志经常请父亲出面为他们提供帮助。父亲休息的时候经常骑着他那辆28寸自行车走街串巷的去探望侨属，小时候的我经常跟随父亲去，在那些孤独的侨属眼里，父亲更像是他们的亲人。后来父亲不再原来的工作岗位，还经常和他们有来往，远远就可以听见从那低矮、空荡荡的屋子里传来老人和父亲的笑声。

       父亲和母亲的感情一直都很好，父亲每次进门见到我们兄妹的第一句话，就是先问他的妻子在哪？母亲觉得害臊多半不理他。我的家乡大男人主义比较浓，以前男人在家是不用做家务，但父亲总是喜欢偷偷帮忙做家务。住在祠堂里有好几户人家我母亲是连垃圾都不让我父亲去倒，但父亲总会吃完饭就拿起扫帚扫扫地。 父亲还是一个活地图，走过的路一遍就会记住，每到一个新地方，就会马不停蹄到处走走看看，经常给我们兄妹三个带回来许多新鲜小玩意，可折叠的多功能衣架、冬天去除毛毛的刷子、还有各种稀奇的小电子产品，煤炉的鼓风机、会旋转发光的花束......。

       记得我18岁那年想跟同学去旅行。父亲听了一口答应，还说服我母亲不要阻挠。20天的时间我和同学搭着火车、汽车、三轮车走了5个城市，那时没有手机，也没有详细的行程计划，遇到在有邮局的地方发个电报或者打电话告诉他们我在那，有时可能连续几天都没有消息。当我回到广州时，父亲特意买票进站接我，当我从人群中忽然见到那个穿着白色衬衣身材魁梧的父亲时，我哭了！我抱着父亲的手臂向他讲述我的行李在火车上被偷、在长城边上遇到骗子的种种遭遇，父亲摸着我的头安慰我说“没关系！没关系！人没丢就好！”。正是父亲的影响，一直觉得自己比钱重要。 

        我结婚生孩子后，家公家婆临阵退缩，孩子没有人带。一边是陌生的保姆，一边是假期已满的工作。我是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不知该怎么办时，不擅长做家务的父亲拿粉红色的背带背起我的孩子，对我说“不要哭，有老爸在！你去上班。”之后每每想到这个场景我总是泪流满面。

        父亲离开我们已经有13年，那个最爱我的父亲，我依旧是那么想念您！好想告诉父亲做他女儿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