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懂，我们又怎么能懂？

几年前，一位师兄到广东出差，路过我所在的小城，火车上带来两本书。书是大学一位老师托他捎给我的，书名已记不清。但那两本书很珍贵，港版，作者分别为兰州大学一名教授和北京某科研院所一位专家。扉页上还写了几句话，说他已经去拜访过两位作者，被他们的人生经历所感动，等等；并在结尾处签有自己的姓名。

看着那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我有些愧疚。那是一个我熟悉的老师，但又是没有任何私下交往的老师。所以，我从未想过他居然记得有我这么一个学生，并且清楚我的所在，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送书给我。

如果乘一叶扁舟在时间的长河逆流而上，于2005年9月上岸，站在北方一所高校的校园里，我们能够听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的军训口号声、能够听到角角落落里林俊杰的《江南》和梁静茹的《勇气》，也能看到文学院的几位辅导员正八卦地讲述两位特立独行的老师，坐在她们对面的是大一新生们或惊异或崇拜的面庞。送书给我的这位老师就是她们的描述对象之一。在我们还未见到他的时候，辅导员口中的他是这样子的：五十多岁，头发花白，戴一副方框眼镜，咯吱窝下架一根拐杖，走路目不斜视，讲课激情澎湃；虽然学问是全校最好的，但是过于古板固执，与社会格格不入，不值得学习；他看不惯请客送礼溜须拍马，爱好到处告状，曾多次被人毒打，虽然腿被打断，依然在告状的路上踽踽独行，他是一个怪人！现在回想起那些辅导员，她们不过是一些爱八卦的小丫头片子，既不成熟也不客观，爱好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缺乏判断力与思考能力，对传播一些老师的私生活有着非同寻常的热情。我现在看她们，就像她们当初看我们，视角是向下的。因为我一直在成长，她们在我心中却永远是那个二十三四岁的样子。

当时，有了辅导员给的这张底片，我们就有意无意地在校园里寻找真人并为之着色。还真是，他拄着根拐杖，走路一瘸一拐，身材修长挺拔，面庞棱角分明难掩英气，然而生活显然在他脸上下过很深的功夫。我们有意无意地按照辅导员的定义猜测他的过往，每个人都在心中为他编写了一部传记。后来我们得知，因为频繁告状，他惹怒过学校领导，至今还是个讲师，甚至连累了他的妻子。再后来得知，他告状的对象不仅仅是学校领导，甚至还有与之勾结的黑恶势力甚至其它。我们这才发现，我们给他编写的那些各种版本的传记太缺乏想象力了，他忽然变成一个大写的“谜”字站在我们面前。据说他已经被学院停课了，那么我们的学习和他的教学就像一组平行线，看起来已无交汇的可能。

在这所普通二本高校，研究学问并不是最重要的，教师们上课多是应付，学生们学习也多是应付。教师们的教学水平并不是很高，或者他们自身所学根本就不足以承担教学任务。我不想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但他们多数人的精力确实不在教学上，如果说千方百计发论文上职称那是毫不过分的。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讲文艺理论的副教授，她每次都是迟到四十分钟来，提前半个小时候走，中间只讲二十分钟，并且结结巴巴不知所云。学生们呢？要不整天玩游戏谈恋爱，要不在大一即踏上就业路，精力很少放在课程上，什么秘书证、公关证……考了一证又一证，几年后却发现那些证并没有什么鸟用。大一后半学期，据说那位老师又被人打了一顿；大二的时候，一名大一新生在公交车上拿刀捅死了一名大二学生。这是大学前两年赐予我的不多的记忆。

到大三的时候，我们开了外国文学课。当授课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我们全都愣了一下——是他！他拄着拐杖走上讲台，开始授课。我们耳朵一抖眼前一亮，几分钟就认可可他。不能不说，他是文学院仅有的对学问保持干净态度的一位老师。如果没有后来发生的事，我对他的认识也就仅限于此了。

那是一个冬天，比以往更加寒冷的一个冬天，天降大雪，雪落成冰。教学楼前台阶上的冰雪接连放倒几个同学，摔出了一些事故。他气呼呼地来到教室，讲着讲着就谈到了楼前的台阶。说为什么行政楼前铺着防滑红地毯，教学楼前却没有，说为什么教师和领导就可以被考虑到防滑，而学生们却应该摔倒……闻听此言，我们大呼过瘾，陈述加起哄，纷纷揭学校的短，因为住宿与伙食等问题，我们早就颇有怨言。后来不知是谁说到了刚入学时被收500元英语培训费的事，彻底点燃了他的怒火。我对钱一向不太在意，借着同学们的集体叫喊，想起好像是有那么一回事。大一时候，院方向我们这届新生每人收取了500元钱，名义是大三英语考研培训费。但是大三都过去半年了，却始终没有听说院方要办什么培训班，而且百分之七十的同学根本就没有考研计划。如果不是个别人记得有这么一回事，此事就要被大家淡忘了，那笔500乘以一个年级的人头数的钱自然也就被人遗忘了。他闻听此事后，更是气不打一处来，当堂宣布要为所有青年讨个说法。

除了两天后又到教室了解了一些情况，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去办这个事情的，但事情确实是办成了，用时仅两周。那天他兴高采烈地来上课了，一进教室门就唱《国际歌》，手舞足蹈着，挥拳怒吼着，一个人的声音盖过了所有人，就像1919年北京大学的学生。我们愣在下面，不知道该唱还是不该唱。然而院方与他的纠葛并没有结束。他再次来到教室的时候，拿了张白纸，请领到钱的同学每人签个字，可是除了极少数人，许多人并没有签字，事实上是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500元退款。

大学四年，转瞬即逝，我们就那么毕业了。我回到家乡，参加了工作，他则留在学校继续教学。我们的生活就像宇宙中的两条直线，交叉过了，貌似再也不会交叉了。直到我从网上又看到了他的消息。他躺在凤凰网图片里的血泊中，满脸是血，一动不动。

他是在校园里被人毒打的，在火辣辣的七月。当时，他正拄着拐杖回家，后面突然追上来一辆面包车，车上跳下几个蒙面大汉，手持铁棍上来就是一阵毒打。打头，目的是打得不能写告状材料；打腿，是要打得不能到处走不能到处告状。他蜷缩在地下，毫无反抗能力，甚至连哼就没有哼一声。后来看新闻，知道他家里的玻璃也被砸了个粉碎，不知什么人从破窗扔进去许多纸币，每一张纸币上都印着一个峨冠博带的阎王爷。视频中，风穿堂而过，纸币舞动，像一条巨大的白蛇在室内盘旋。我立即打电话向校区同学打听他的具体情况，一无所获。

在收到书的第二年，我专程去拜访了他。他的家还是校园后方那栋教职工公寓的一楼，家门口和窗户里装着几个摄像头，这是他对外防御构筑的一道虚拟工事。

“隔着视频，也可以看清人性。”见我一直看监控，他说，“以前我的生活很浪漫，不像现在，家门整天被人堵着，像是在自己家坐牢，也没有一个人敢来串门。”

说这话的时候，视频里来了一群人，有五六个三四十岁的，还有三四个两三岁的小孩。对方过来以后就堵住门口，敲门踢门噼啪乱响，嘴里喊着些污言秽语。我愤怒了，一拍桌子要开门出去理论。他迈着瘸腿一下子窜到我面前，堵着我说：“坐着，这是我的事，不要连累你！”然后死死地把我摁在椅子上。

这时外面已经安静下来了。我扭头看监控，那几个小孩在大人的引导下，正“呸呸呸”地轮流朝窗户吐口水。累了，大人就让他们休息一下，然后接着来。我扭头看他，两行清泪正从他脸上留下来。他说：“主会宽恕他们！”

当天的晚饭就在他家凑合。饭菜并不美味，普通到不能再普通，酒也极其普通，但这并不妨碍我们谈话。那场谈话从日落时分开始，一直到凌晨一点。他时而站起来挥舞手臂，时而拍着桌子义愤填膺，完了大笑着饮下一大口酒。他讲到自己的青春，讲到在峨眉山巧遇群蝶拉开的爱情序幕，讲到他与学校一位旅美作家的交往。他讲到寂寞，讲到唐诗，讲了一首名叫《行宫》的诗。我没有想到，他的古典文学修养比西方文学还要深，我甚至觉得那个夜晚的收获超过了四年的所学。最后，谈话不可避免地绕到了最敏感的话题上。我本是抱着试探的态度去轻轻触碰那个话题的，不料他并不避讳。他直言自己的所思所想，并且拿出了自己的告状材料与别人对他的诬告材料给我看。他谈了很多，谈到某人因癌症免于牢狱却二十年还不死，谈到某人因公被驴踢成脑瘫却难得一分钱补助，谈到自己被处分后院方却到他年迈的母亲家中宣读处罚决定……那个夜晚我才知道，他所告的状百分之九十与其本人并无什么利害纠葛，而他的家人又为他承受了多少。

悲观，但不绝望。这是他20多年的生活逻辑。他说：“从走上告状路的那天开始，我的浪漫生活就已经画上了句号。只是不知还能否像年青时候那样陪着爱人去旅行，这么多年来，我最对不起的就是她了。”我沉默了。我问自己，如果是我，我能做到像他那样吗？我不知道，我估计自己百分百会妥协，像他其他的盟友那样，选择避世，安心教书。我是敬佩他的。他心怀干净而美好的理想，走过了几十年艰苦委屈的人生路，多次遭遇毒打迫害却愈挫愈勇。他也有自己的家庭，妻子教授，儿子记者，他们吞下委屈，虽然埋怨他，但也心疼他。他坚守着、抗争着、等待着，像一棵挂满冰凌的雪松，满身是刺，让人无法靠近。在外人看来，他走过四分之一世纪的告状路，心里已经扭曲了。我觉得，他就像一个古代的“士”穿越到了现在，作着那些高士的义举。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我评价不了。

临走的时候，我没有问他是否后悔过，我不敢问；我问他对生活的态度是什么。他没有直接回答，而是拿过儿子画的一幅素描给我看。那幅画上的他与他本人极其神似，英俊睿智的脸庞，脸庞上有岁月的雕刀留下的一道道伤痕；画旁题着涅赫拉索夫的几句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