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人的信任基本上未超出过“家庭范畴”
社会学家齐美尔说：“信任是社会中最重要的综合力量之一。没有人们相互间享有的普遍信任，社会本身将瓦解。现代生活远比通常了解的更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他人诚实的信任之上。”
2、中国的社会关系依然存在“信任危机”
信任产生于社会中间组织。社会中间组织是政治权威之外的社会力量建立的群体或组织，在社会结构中承担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创造一个健全的社会，光靠国家机器和公民个人是远远不够的，自由集合的“群”很可能将于人类共始终。
几千年来，儒家文明虽然一直在探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中国社会依然是一个“低度信任社会”。在这套文化观念中，有着严格的等级秩序，每个等级的人都应严格按照其身份来做。由于没有彼岸的“信仰”和此岸的“契约”，其结果便是一种奇特的“二律背反”——表面上形成了强大的中央集权体制，实质上整个民间都是一盘散沙；表面上家庭成为社会纽带的核心，实际上信任从来也没有超出过家庭范畴之外。
由于信任只是局限于家庭之中，使得人们在社会交往中不得不付出巨大的成本来与陌生人之间达成某种形式的“信任”——这不仅对经济的良性运行造成了显著的伤害，也在很大程度上伤害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
3、信任一旦打碎，恢复起来难上加难
简化复杂，是人类从生存中进化出的战略。而人类社会中的信任，则具体承担着简化复杂的功能。
总体而言，信任可以分为三类：人格（熟人）信任、货币信任（强权）、专家信任（社会）。
人格信任是熟人信任，个人品牌。
人格信任是人类最古老的一种信任，在原始时代，在每个社会成员的生活圈子比较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信任，基本上都是人格信任。那时候挑选合作伙伴，挑选的都是某个人，而不是某个角色、某个分数、某个大学毕业的。某人我知根知底，这就意味着他是可信赖的。这种类型的信任，叫做人格信任。
货币信任是强权信任。
当你拿着货币的时候，这地方你谁也不认识，不要紧，你可以靠你的钞票来住店，靠你的钞票来坐船、坐车、坐飞机，都不会有问题。货币信任的结构是从众，即货币（尤其是纸币）在流通过程中已被证明是可行的，通过了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检验，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第三种信任机制是专家系统。专家信任是社会信任，也是人格信任的一种。
当“熟人”当中没有能帮你解决特定问题的人时，就需要求助于“专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如果你生病了，就要找一个好大夫去看。找谁看？你说不清楚，不认识人，更不认识这样的大夫。那怎么办呢?你会找一个好医院，找这家医院里一个大牌医生，教授级大夫，主治医生，挂一个14块钱的号，这样你就会觉得心里踏实了。这就是专家信任。
人格、货币、专家，这样三个系统支撑着我们社会中的全部信任。而目前中国发生的信任危机，就是在这三个系统里，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从“杀熟”成为中国社会一种普遍现象开始，我们赖以存在的最基础的信任结构开始瓦解。“杀熟”标志着不仅在陌生人中缺乏信任，而且熟人中的信任也日益丧失，意味着社会信任降到了最低点。
在我们的生活中充满的各种各样的心理学应用。这些心理学研究总结了很多我们常见的生活习惯，多读心理学定律总结吸收好处，能避免很多问题。信任体系就是心理学活动产物。
在中国常见的信任有三种：人格（熟人）信任、货币信任（强权）、专家信任（社会）。
人格信任是熟人信任，建立个人品牌。中国是一个推崇人脉的社会，大家都喜欢结交能给自己带来帮助的优势人脉。但是这是一个对等的关系，能力相差太多，变成一方总是付出，这关系是难以长久的。当我们结交新朋友时，我们就记住了对方的特长，优势。当我们需要帮助时，我们的第一反映就是在自己熟识的人群里面寻找有这项特长技能的人。即使这件事用到的技能不是他擅长的那个技能。我们认为对他知根知底，他能在一个方面帮助自己，在另一个方面也会有好的发挥，爱屋及乌。用在自己身上，就是积极建立自己的特长系统，积极帮助帮人，让更多的人知道你的特长，建立个人品牌。这样有更多的人愿意找你交换能力，人生之路会越走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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