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预知梦
人很多，但睡梦的种类有限。如果我们在同一个晚上，把所有关于逃亡和坠落的梦重叠起来，就会看到一小群狼或者鬼魅追着几亿人奔跑， 人群分散逃亡到不同的摩天高楼上（也许悬崖已经过时了），然后排好队从上面一个接一个跳下去。人类像雨一样坠落，把他们的视角集中到同一个图层，庞大的高楼群正像爆炸后的云翳一样崛起。我站在队伍的末尾，一个声音不断鼓动着：“去吧，你的手里还有时间的赌券，还有明亮的眼睛。去吧，用它们换一个温暖舒适的新世界的房间。”
（二）新世界的房间
我在空房间里醒过来，世界悬挂在梦和睡之间的细线上，蒙着雾水。光线被百叶窗割碎，栅栏状的阴影从天上垂下来，笼罩所有东西，连带着它们在我脑海里的形象都被涂上灰色。在一间空屋子里，灰色恰好。
这不是我的房间，它更像酒店的短租客室，一年里我父亲会住五天或七天、我会住一两晚。窗外有几株紫荆和两三棵玉兰，它们只在我的想象里开过不知什么颜色的花。每个月，物业的雇工来修剪花树横漫的枝杈，咔嚓声却没惊响过我的晨梦。我从电话和视频里知道大门岗亭换了新保安、楼道粉刷了新漆，但每个保安的脸、楼道的颜色都是我记忆里洇湿褶皱的一块。从概念上说，这里是我的家。但我的钥匙串上不挂这里的钥匙。
在城市里，明亮宽阔的房子是一种普遍的想象。十年前，我站在老屋门口看着父亲尽孝的愿望载着我爷爷和一车未拋的旧弃驶向他们的新居。如果我爷爷这时候回头，一定能看到车后飞荡的尘土不断沉降，淹没了老屋里留下的杂破，连着我和他共同生活的记忆一起。
如果旧不如新是一个定例，那我爷爷一定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人。从家到医院的路，我已经走了几十天。但对他来说，每一天都是新的。
我牵着他走过健康路、然后左转走过两个路口，第一个路口如果遇到红灯要等75秒，第二个要等90秒。接着走过如意河大桥，下桥后顺着安乐路向北走六分钟。
在这样一段路上，要反复告诉他我们在哪、我们要去哪、路上要走多长时间。遗忘症沉重的第三个月，我只能每天步行送他去医院，因为他不愿意坐“陌生人”开的车。在我爷眼里我有很多身份，有时候是他的学生，有时候是他的女儿，有时候是他十六岁就死了的妹妹小杏，不过大多数时候我都是“陌生人”。
得病的第一个月，他还记得他有个孙女，只是不记得孙女的名字和长相。这有什么关系呢？很多年前，我也怀疑过他不是我爷爷。那时候我刚上小学，和堂弟抢一罐八宝粥，把堂弟推跌了一跤，弟弟坐在地上哇哇哭，惊动了厨房做饭的爷爷，他把八宝粥从我手里夺出来塞给弟弟，斥我没有做姐姐的样子。那天晚上我委屈到吃不下晚饭，在饭桌上冲他嚷嚷，说他重男轻女，只护着弟弟，根本不是我爷爷。第二天，我爹从外地打电话给我，让我别和爷爷赌气，他说爷爷从小把我带大，却从没带过弟弟，他心里有愧。他还说那天我一晚没吃饭，我爷爷就一晚没合眼。
种以稚气，还之老衰。当时我赌气不认我爷爷，现在我爷也不认我了。最开始他只是记不得我的长相和名字，后来他已经忘了孙女的存在。有时候，我也想找人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他不是每天孤单单地住在陌生人家里。
他的新居已经不再是他的家。屋子外面的紫荆和玉兰不再是家门口的点缀。以前，他总在电话里和我絮叨新房子好，门前的花树又开花了。小区的草坪刚刚修过，下个月月季和石榴也要开花，问我什么时候回家去看。明知故问，从我去外地上学的那一年，只有每年春节才回去陪他两天。有花盛开的日子就是我离家的日子，那些淡白、紫粉、深红浅红只是我脑海里模糊的色块，没有形态、没有声音。现在，他和我一样，也记不得楼下的花几月开了。
他偶尔能记得早被卖掉的老房子。很多次他穿着大衣和拖鞋，在客厅里团团转，找他的皮包。他说皮包放在沙发上，里面装着他昨晚批改的卷子。那个不存在的皮包，确实安稳地躺在十几年前老房子的沙发上。我该怎么帮他取回来？我不太记得旧沙发的样子，但我还记得那时候，每天中午放学回来，我趴在沙发上看电视，在隔壁厨房热油滋滋地唤起焦黄的香气、小锅里咕嘟嘟煮着或甜或鲜的暖融融。老房子的厨房不整洁，架子的阴影藏着放蔫的蘑菇和发芽的生姜，案板旁边丢着用剩的葱白或蒜瓣。新房子一切都很新，灶台和菜刀反射着冷光，大概因为我不在家的日子，爷爷一个人总提不起精神做饭。等到我回家照顾他，我们的三餐都潦草进了医院的食堂里。
买新房的时候，附近的医院很得我父亲看重。人对医院的态度始终是矛盾的。理想世界里，医院应该是一个永恒陌生的地方，但回到现实生活，我们又希望它离得近一些。得病的第一天，我们相信它，后来我们怀疑它，但最后我们只能相信，因为其余一切可能的希望都已经失效了。不管我们的态度如何，我爷一直觉得医院是座荒谬的牢房。得病的第三个月，他自己拔了滞留针从医院跑出来。
最后，我爸在冰冻的如意河堤找到他，那天冷极了，柳条上坠着瑟瑟絮霜。我爷穿着蓝白条单衣，怎么都不肯和我爸回医院，他哆嗦着嚷他没病，别人要害他才把他关进医院，他要出来接他孙女放学。
快80岁的老头，一辈子在儿孙们面前把“立家法”的鸡毛掸抽得叭叭响，站在河堤上对着自己儿子淌了一脸泪，他不想去医院，他不知道自己在哪，他只想接他孙女回家。可是等我从两千公里外回家，他已经连孙女都忘了。
医院陪护是困难的工作，你无事可做又不能分心，长久地盯着输液管滞液的透明小瓶，看它像数时的沙漏，一点点满上又一点点地空下去。你去捂白床单上被药液冻得冰凉的手和小臂，他的指节和手肘都突在皮肤下面，连骨头也是冷的。其实你一直知道最终的结果不过是或早或晚的事，可他却被你牵拽着，在最痛苦的一段路上反复徘徊，你觉得自己自私心狠，又觉得自己可怜。
这么想的时候，通常都是在深夜，躺在陌生的房间里，窗帘扬落不停，我爷睡在房间另一头，白天的药水冲淡了血液，让他能够镇静。但这里也太静了，仿佛一颗荒星。我冲着宇宙深处不断叫喊，宇宙是不传声，什么都唤不醒。《飘》的结尾，人们说：“Tomorrow is another day.”在《明亮的空屋》里，我等着明天，其实更想回到过去。
（三）预知梦
我站在楼顶，前面的队伍越排越短。遗忘已经走到我身边，他一手拿着钥匙，一手伸开向我讨要眼睛和记忆。一个我缴付费用，带着钥匙下坠，另一个我攥紧自己的记忆和眼睛，把遗忘推了下去。于是，第一个我在下坠中沉入甜美的睡梦，第二个我站在楼顶上，看见冷风掀起无数个窗帘，露出无数个明亮的空房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