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梓里
7月3日，晴。中国西南方向的一座小城，碧空如洗。我站在硕大的法国梧桐树下，仰头望了一眼横跨着几根稀稀拉拉电线的狭小天空，又迅速埋下头去，迎着习习凉风从那片巨大又毫无遮挡的操场走去。
终于，这场漫长的考试结束了。
7月6日，凌晨两点五十八分，我站在被夜色重重包围的无名路口，拖着像是被下了出门必坏诅咒的古铜色复古行李箱，四处张望。停在跟前的大巴车突然像漫画里那样冒一串像棉花糖似的黑色尾气，一溜烟又消失在了这充满危险气味的夜色里。
“嘿，就是你们几个是吗？”对面一个背着小包的男人站在面包车旁冲着我们八个人喊。
面面相觑。
从无名路驶入城市街道，透过那辆小破面包车的车窗，我第一次见到了厦门。路过某个人工湖的时候，湖面反射的大片大片的灯光一下子就触动了我的某根神经。我拿出手机迅速的写下一条微博：那些凌晨两三点醒来看到另一座城市的光景像是一场漂泊。
我就要在这里漂泊两个月了，我在心里自己对自己说。
第一天，等天亮，第二天，等培训，第三天，等上工。好似人类这一生中，总与“等”这个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小时候等长大，长大了做什么事都要等，厌倦了又在等着赶快老去。
‘’终于可以开始赚钱了‘’，等到宽额大鼻厚嘴唇的负责人说完话，我像个市侩小人一样俗气。
一开始听说是做苹果七，我们因为得到这样的荣幸而高兴的手舞足蹈，后来才知道，只是生产它的部分主体，没有完整的手机给你摆在那儿让你做，于是失望便代替了希望。再后来好不容易熬到了八月份，我站在ATM机前重重的叹了口气，绝望就彻底代替了失望。
就是在这样一种境遇下，我遇见了一群和我同样境遇的朋友。我叫他们，粗糙的逗逼。
很不幸的是，我和这群粗人普通话都很不标准，说话总要重复或困顿半天才能反应过来，这种时候，罗超同志就会在心里给我一记白眼，然后摇摇头说“文化差异啊！”我总是对他这话不置可否。
后来混熟了，我总是揪着二胖惯有的福建式发音鹦鹉学舌，每次学着他把“人”和“热”发音成len和le的时候，他总是气得做勒死我的表情状然后追着我满车间跑。
家辉少爷在此之前还是比较安静的，但是后来不知怎的就变成了犀利的大嗓门，所有人都说不过他。宁芳是个可爱的姑娘，常常在他们合伙欺负我的时候拔两刀相助。海南仔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叔级别人物，到现在我还是相信我的第一直觉——他二十三岁。虽然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说近况谈未来，用自己稚嫩的目光批判现实的时候，脸上的笑容就开始模糊了。
月底刚过，我们就开始激烈的探讨各自的微薄收入，最后失望又希望的表情让我哭笑不得，那时我们的心情就像是我在附近奶茶店里看到的留言条一样：我有一个梦想，就是炸掉TPK。最后用家辉少爷的口头禅来总结概括就是“害 怕 啊！”
七月底那天，我们搬了凳子排排坐，像一群小学生似的抬头木纳的盯着线长唾沫横飞。然而线长在上面开大会，我们在下面开小会。
那场大会结束后，宁芳走了，海南仔回了海南，剩下家辉少爷，二胖，罗超和我。我们仍各自干着损人不利己的事，每天依然牛气冲天，家辉少爷的大嗓门又升了一个等级，他说话时我们就都乖乖听着不敢反驳。罗超依然沉默，二胖总是话最多，但我总是不放过他的len和le。
家辉少爷总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最后也走了。二胖和罗超仍和我嬉戏打闹，但我知道，他们也在数着频频将近的日子。
我问二胖，厦门有哪些地方好玩。他总是我们一群人当中最热心最和善的一个，于是给我说了一堆好吃的好玩的。但我知道，我其实也没那么多的时间再去四处游荡。
19号那天，我费劲口舌游说罗超同志去吃散伙饭，可这家伙就是雷打不动死活不给面子，最后气得我语无伦次“我翻山越岭的来到厦门请你吃饭都不肯赏脸？”罗超同志依然是万年冰山脸，不去。
最后那顿本应该我们六人的饭局最后变成了三个人的饭局，再最后代表人物罗超也缺了席，所有的相逢也就不欢而散了。
我就像那辆列车上的唯一终点乘客，陪着来来往往的乘客解闷，他们回报你的唯一方法就是和你一起欣赏沿路的风景，到了他们的目的地，即便你再不舍，他们也要离去，最终和你一路前行的，仍还是你自己。我就这样，不知不觉中看了人来人往，人聚人散。
但我至今都忘不了，那天坐在生产车间里的大片空地上，我们每个人脸上张扬又毫无防备的笑脸。
我记得家辉少爷临走时的那天晚上，我们发生过口角，我知道他一直把我当做喜怒无常的女神经，我也一直把他当做言辞犀利的自大狂，但是后来他仍然和我和和气气的说话，我却没有对他一直以来的包容说声对不起。其实我们都一样，身上都有着别人不喜欢的特质。我们都是一群人当中最容易伤人却又是最容易得到包容的人，所以我们更应该对每个人说，谢谢。
二胖总是说我肯定有故事，然后我总是糊弄他说，“从前有座山，山上有座庙……”其实我并不是不愿意说，死守着那些陈旧的回忆不断的腐烂也并非就是警醒或缅怀，只是我无法去向每个人解释我心中那些在别人看来很平常的事，却在我看来像是一个无止境的黑洞一样将我吞噬的恐惧。就像很久以后我所明白的一样，我知道说什么或是做什么都没意义，所以就不再去做无谓的挣扎了，因为知道根本没用。
离开厦门的前一个星期，我最后一次去了曾厝垵。站在一家自称直接从西藏拿货的文艺店子门口，我正纠结着买一根素鸡血藤好还是有装饰的鸡血藤好。期间不到二十分钟，却来了总共四批人，有三批人都是在炫耀自己去过西藏。我装作很认真的在挑选，假装没听到。
我想，西藏真是个好去处，随随便便一个人都可以自称自己已经受过心灵的洗涤，带着点象征性的事物就觉得自己已经顿悟。我不反对人人都盲目跟风去西藏，但我讨厌那种去过西藏就等于身心被净化的思想，能否做到真正的目空一切，只有自己最清楚。而与此同时，我也为自己曾经想去西藏的冲动想法而感到可耻。
从曾厝垵出来的时候，已经快六点，海岸上挤满了看涨潮的人群。公交车这个时候却来了，我望着黑压压的人群，突然觉得，人潮比海潮还要更汹涌，更可怖。
公交车在某个路口停了又走，上来了几个人又下去了几个人，每个人所能分到的人均面积仅仅只是因为身躯的宽大而没有直接脑袋挤着脑袋，全车不知是不是因为夜幕的降临而充满无比僵硬沉默的气氛。
一个充满稚气又天真的声音却突然打破了这场寂静，“有一个从后门上来的没给钱”声音大得车内每个角落都能听见，却不见有人行动。十一二岁的胖男孩仍孜孜不倦的向他的父亲一再强调自己真的看见，而他的父亲也一再的让他闭嘴。
周遭的人都保持沉默，包括我，每个人都清楚成人世界里的沉默，只有尚未染上世俗气味的小孩仍可以喋喋不休。因为成人的世界里总有一条亘古不变的法则，就是“不和小孩计较”。我想，做小孩子真是一件没有烦恼又放肆的事情，只是我已经过了当小孩的年纪。当初那些嫉恶如仇又毫不避讳表态的时光，终究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向另一个模糊不清的路口渐渐消失。
我回过神来的时候，公交车已经停在了某个公交站牌，我抖了抖肩上的背包，借着无数华丽丽的广告灯光，站起来蹒跚着向某个路口走去……
终点到了，我该下车了。
中点到了，我也该换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