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还是得从儒家说起。接下来的一系列文章大概介绍下我所理解的儒家与《论语》。大部分人提起孔子与儒家，想到的总是中学时期背过的“学而时习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焉”等等，这些话大部分听起来有点道理，但好像也跟常识无二，没什么了不起的。再者要么觉得他是个了不起的教育家，要么将其贬为封建专制礼教的代表。就这么忽视本民族的精神源泉实在可惜。在这里我想指出我读论语时体会到的其中哲学思想，这些思想并不像西方哲学中那样是以argument（论证）的形式呈现，而是蕴含在夫子的一言一行中；这些思想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文化中，成为支撑中国人言行思维的土壤，以至于大家都习以为常，就像鱼忽略水一样。然而当我们从西方的视角与前提来看，才能发现这些一言一行中体现出的思想是多么不寻常，即便在这个时代也能闪耀出创造力与生命力。（说白了，就是我觉得非常合理。嗯。）这一系列主要围绕论语，但会涉及整个先秦儒家。这不是一个系统性的介绍，而是我觉得孔子思想（说出来的与没说出来的）中我觉得有趣、作为我们常识的基础却本身超越于常识的部分。为了更好体现这一点，我会作些粗浅的对比。需要注意的是对比并不是基于某个文化有x另一个完全没有，而是基于不同文化的侧重点不同，从而体现出其前提以及思维方式的差别。本篇先讲下古代中国与西方语言与思维方式的一些差异，作为之后对比的铺垫。
1. 本质 与 过程/关系
希腊哲学一开始就想把握那变化中不变的本质（essence），尽管关于那本质到底是什么众说纷纭，但大体都会觉得本质是不变、静态、独立且能定义一物的（即便赫拉克利特说的“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也是蕴含了这样的前提：将河流中的水视为本质，本质流走了河流便不一样了）。由之发展而来的整个西方文明继承了这种思维方式。然而对于中国来说首要的不是本质而是过程与关系。比如考察一棵树，西方可能会在春夏秋冬不同姿态的树的背后预设一个树的本质，研究这棵树本身有什么属性，使其在四季变换中展现出不同的姿态，中国则不会作此预设，而会将树在四季的姿态以及这变化过程视为树本身。这些思维方式的差异体现在一些语言习惯上，同时可能又由语言习惯强化。比如英语（原谅我不懂希腊语。就拿英语来凑个数好了）有定冠词，这就暗含了主语所代表的东西在不同谓语下保持不变的假定。而中国没有。再比如，英文: “The girl whom I like does not like me.” 中文：“那个我喜欢的女孩不喜欢我。”英文中的定语从句会放在修饰对象后面，修饰对象“the girl”是句子的重点。而中文则将关系，“那个我喜欢的”，摆在第一位。
由重关系产生的是对背景（context）、相对性、角色的重视。汉语没有单复数，变格变位，时态，所以很难只看句子结构依照既定规则判断每个字/词的功能，必须要结合背景上下文。比如：“别拍马，小心它踹你” 和 “别拍马，领导不喜欢这样的”，“拍马”两个字完全一样，但不仅意思，连语法结构都完全不一样。再比如关于鬼的存在，中文会说“有鬼”或“无鬼”，这就预设了一个更大的背景（天地）。中国思维对相对性的重视在儒家则体现在对君臣、父子、夫妇、兄弟这些关系的重视。这些关系对和西方的很多二元对立的对不同。形式和质料，灵魂和身体，创造者和创造物，后者总是离了前者完全无行动能力（inert）的存在。西方的二元对立经常是主动与被动的二分。中国则没有主动-被动之分（至少语言上。被动是佛教传入时引入的），有的是主动-随动。而且主动随动的角色不断变化，正如一人在外是臣，是随动，在家则为父，是主动。这种体现为角色变化的相对性思想在《周易》的阴阳中得到充分体现。
重过程对应的是是名词动词差别的消解。“范增数目项王”，“尚能饭否”等，名词直接作为动词使用。思维上则体现在道家“反者道之动”，及儒家《易经》“生生之谓易”，都把变化当成最根本的对象来研究。
2. 无创世神话
希腊神话在公元前8世纪就有记录了，最早在荷马史诗与赫西俄德的《神谱》中出现，描述了世界如何从混沌中诞生。希腊哲学则在几百年后才开始（泰勒斯公元前6世纪，苏格拉底公元前4世纪）。圣经就不用说了。中国在《论语》之前并没有这类关于世界起源的神话的记载（如盘古开天辟地最早见于三国时期《三五历纪》），有的是关于文化、价值起源的传说：如神农尝百草，黄帝及其部下于历法文字音乐舟车的种种发明，乃至尧舜禅让，以及周公兴礼乐。可以看出中国的传说重视解释种种文化产物是怎样来的，倾向于赞颂在文化上有突出贡献的人，而不是勇武之人。这里的差别也一定程度上预示了中西方思想导向的差别。基督教影响下的西方会潜在地认为只有知道了世界是怎样的，只有探索到了真理，才能知道人生的意义与价值。那么宇宙、起源是怎样的，以及其它真理的探究就成了绕不开的问题。但对于中国来说，“道行之而成”。人与道并不首要的是“知”的关系，而是更偏重“行”的侧面。而且践行人道（实现人生意义）到了一定地步就是符合天道（宇宙真理）（《中庸》对于这点有很好体现）。也就是说只要了解这些文化英雄，学习他们的精神，离天道也就不远了。
3. 无 假象/实在 之分
这点与上一点也关系紧密。之前说过希腊哲学想把握变化的现象背后不变的本质，好像这本质比现象更加真实。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注重在繁杂变化的具体事物的背后抽象出一般的定义（虽然就具体与一般的关系有些区别）。而这假象实在之分最清楚的体现便是笛卡尔的怀疑论以及之后哲学对其解决的不断尝试。笛卡尔认为我们的感官所经历的一切都可能只是梦，或是一个小恶魔让我们经历到的，而不是真正存在与发生的事物。外部世界可能并不存在。但这个怀疑又是为了确认出不可怀疑的东西，就是那个正在怀疑的“我”的存在。这些都体现了西方哲学活动的一个导向：即去除假象，探明真理。与之相反，中国哲学并没有这种假象实在之分，也并没有这种感官经验上的怀疑主义。这也从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上一点所说的对真理态度的差别。（有人会提庄周梦蝶。但这个梦从某种程度上想说明两种视角的不可区分，即否定了现实的现实性与梦的虚假性的对立，故与笛卡尔的目的完全不同）中国哲学虽然并不关心我所经验的是否符合客观实在，却关心另一种符合，即“名”与“实”的符合。这一点成为诸家辩论的一个焦点。
（本篇观点主要来源于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translated by Ames and Rosemont. (Ballantine Boo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