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管猩红药剂，两次自我复制，三副躯壳的战争——《某种物质》以惊人的视觉隐喻，揭示了人性中自私本性的无限递归：我们不仅无法容忍他人，甚至无法容忍另一个自己，最终在无休止的自我分裂中走向崩溃。
法国女导演科拉莉·法尔雅的《某种物质》在2024年戛纳电影节引发轰动，这部由黛米·摩尔和玛格丽特·库里主演的影片，表面上看是对好莱坞年龄歧视的控诉，但深入内核，它实则是一部关于人性自私本质的黑暗寓言。影片中，年过半百的好莱坞女星伊丽莎白通过神秘药剂“某种物质”创造了年轻版本的自己“苏”，但当故事延续至苏再次创造第三个自我时，影片已经完成了从社会批判到人性哲学的超凡跃升，展现了一个关于自我分裂与内部战争的惊世预言。
01 自我复制的悖论：自恋与自噬的双生螺旋
伊丽莎白的悲剧始于极致的自恋。她无法接受年华老去的自己，社会对她的否定已经被她彻底内化为自我否定。这种自我憎恶如此强烈，以至于她宁愿创造一个“更好的自己”来替代，也不愿与当下的自己和解。
“你知道女人25岁就走向衰败了吗？等到了50岁，就绝经了。”节目制作人的残酷评价不是原因，而是催化剂——它点燃了伊丽莎白心中早已存在的自我怀疑之火。她创造苏的初衷并非为了共生，而是为了“取代”。她想要的是一个完美的容器，能够承载她对社会认可和关注的渴望，同时避免直面衰老带来的痛苦。
这种自恋很快显现出其黑暗面。伊丽莎白爱上的是苏所代表的青春与美貌，即她曾经拥有并渴望永远占有的自我形象。她爱的不是苏作为一个独立个体，而是爱着“自己的一个完美倒影”。就像希腊神话中的那喀索斯，伊丽莎白沉溺于自己创造的幻象中，而当这个倒影开始拥有自己的意志并反抗时，爱就迅速转化为了恨。
影片中段的权力反转极具启示意义：苏逐渐掌控身体的主导权，违反每七天轮换一次的协议。这是自私作为生存本能的最直接体现——苏体验到了年轻、美丽、被追捧的快感，这是她存在的全部意义。对她而言，伊丽莎白那个衰老、痛苦的“本体”不仅是多余的，更是她持续享受这些快乐的障碍。她的行为无关道德，完全是“生命体维护自身最优生存状态的本能”，这种本能是极端自私的。
02 无限分裂的人性：苏的再次创造与人性的递归困境
影片最令人震惊的情节转折出现在结尾：当苏完全掌控了身体后，她发现自己也开始面临衰老的威胁和社会的审视。于是她做出了与伊丽莎白完全相同的选择——她再次注射“某种物质”，从自己的脊背中“分娩”出了第三个自我。
这一行为完成了电影哲学命题的终极飞跃：“人性的自私本性是无限递归的”。我们不仅无法容忍他人，甚至无法容忍另一个自己，而且这种自我分裂会不断重复，直到彻底崩溃。
苏的再次创造表明，这种自我复制不是解决方案，而是疾病的症状。它代表了人性中永不满足的贪婪和对现状的永恒否定。每个“新我”都会迅速发现自己的不足，继而试图创造一个“更新的我”来替代自己，形成一个自我吞噬的循环。
从哲学角度看，这呈现了一个关于身份认同的可怕悖论：“我们永远无法成为自己理想中的那个形象”，因为一旦我们接近那个理想，理想本身就会发生变化，我们又会设立一个更新、更高的理想。这种不断自我超越的欲望，原本是人类进步的动力，但在极端情况下，它会变成一种自我毁灭的强迫症。
三个自我共存的设定让这场内在战争变得更加复杂和残酷。这不再是简单的二元对立，而是三角博弈，其中任何两方都可以暂时结盟对抗第三方，但这种联盟永远建立在利益而非忠诚的基础上。它精准地隐喻了人性中多重自我之间的复杂动态：“理智、情感、欲望、道德感、野心......这些内在力量不断形成又解散着联盟，共同争夺着对主体行为的控制权”。
03 多面冲突的必然畸形：内部战争的外部显现
《某种物质》通过身体恐怖的视觉语言，将这种内部战争的外部显现推向了极致。伊丽莎白身体的畸形变化不是偶然的副作用，而是内部冲突外部化的必然结果。
当三个自我开始争夺同一具身体的控制权时，身体本身发生了可怕的异变——皮肤溃烂、骨骼变形、组织增生。这些变化不是随机的，而是“内在冲突的物质化表现”。身体成为了不同自我之间战争的战场，而战争的创伤直接凿刻在了身体上。
这种设定具有深刻的哲学意味：我们的心理状态和内在冲突总会通过某种方式在身体上表现出来。长期的压力会导致身体疾病，内心的痛苦会显现在面部表情和身体姿态上，而极端的内心冲突则可能导致更剧烈的身体变化。
影片中，伊丽莎白/苏的身体最终变成了一个臃肿、畸形、无法辨认的肉团怪物。这个形象是对“自我分裂最终导致自我毁灭”的终极隐喻。当我们内心的各个部分不能和谐共处，而是不断相互战争时，整个人的身心系统就会走向崩溃和瓦解。
最令人震撼的场景是苏/怪物在电视节目现场彻底崩溃，呕吐出乳房状组织，并用鲜血扫射台下观众。这一幕令我边看边摇头，又笑又觉得不可思议。回想之下，暂且以为，这或许是对社会评判的报复吧？但更深层次上，它也可能是内部冲突已经无法容纳而不得不向外爆发的表现。当内在战争达到一定程度，它必然会寻求外部出口，通常是以破坏性的方式。
04 自恋型社会的悲剧：外部环境与内部心理的共生关系
虽然《某种物质》的核心是关于人性本身，但它并没有忽视外部环境的作用。相反，它展示了外部环境如何与内部心理共谋，制造出这种自我分裂的悲剧。
好莱坞在这里不仅是故事背景，而且是“自恋文化的极端代表”。在这个世界里，价值几乎完全建立在外表、青春和知名度上。伊丽莎白不仅内化了这种价值观，而且通过创造苏来彻底拥抱它——她不是要反抗这个系统，而是要更好地在这个系统中取胜。
电视台评委对参赛者外貌的肆意评价，邻居对年轻苏的态度的转变，这些细节都表明：社会不仅容忍这种自恋行为，而且积极鼓励它。当一个社会只重视表面而忽视深度，只奖励青春而贬低经验，只关注形象而忽视实质时，它实际上是在鼓励人们不断否定真实的自我，追逐一个永远无法真正达到的理想形象。
电影中窗外的广告牌不断更换，用“更年期更美丽的他者”来时刻提醒伊丽莎白：面对衰老的可耻或自卑感，以及对于年轻的优越感。这种外在的压迫感，正是无数人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的现实困境的艺术化呈现。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的男性角色往往是这种价值观的代言人和执行者。但从更深层次看，他们同样是这个系统的囚徒——他们不是真正的反派，而是系统本身的工具。真正的反派是那种内化了的、已经成为每个人第二天性的价值观念。
05 存在主义的困境：自我创造与自我毁灭的悖论
《某种物质》最终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存在主义问题：如果我们有能力重新创造自己，我们应该这样做吗？电影的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伊丽莎白通过科技手段实现了某种形式的自我超越，但结果不是解放，而是更深的束缚。她不仅没有获得自由，反而成为了自己创造的奴隶。这反映了存在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真正的自我创造不是通过否定或逃避现有自我实现的，而是通过接纳并基于现有自我做出 真实且明确的选择实现的。
萨特说过：“人注定是自由的。”但这种自由不是为所欲为的自由，而是在既定处境中选择如何存在的自由。伊丽莎白的错误在于，她试图通过改变处境（创造一个新身体）来逃避选择如何存在的责任。但事实证明，无论处境如何变化，存在的困境依然存在。
苏的再次创造更加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即使有了全新的身体，她依然面临身体畸变所带来的不安和惶恐，甚至面临失去主体后的自我消亡。这形成了一个无限的逃避循环：每次自我创造都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推迟问题的手段，而推迟的同时让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棘手。
影片的结局——伊丽莎白溶成星光大道上的一摊血水，隔日便被清洗车洗去——是一个存在主义式的警示：所有试图通过外部手段解决内部困境的尝试，最终都可能走向虚无。真正的解决之道可能不在於改变外表，而在於改变与自我的关系。
06 心理学的镜像：自恋人格障碍的极端展现
从心理学角度看，《某种物质》可以看作是对自恋型人格障碍的极端隐喻。自恋型人格障碍的特征包括：夸大自我重要性、沉迷于无限成功权力才华美丽或理想爱情的幻想、相信自己特殊独特、需要过度钦佩、拥有特权感、缺乏共情能力等。
伊丽莎白的行为完美符合这些特征：她认为自己特殊到可以超越自然规律；她沉迷于重返青春美丽的幻想；她需要外界的钦佩和关注来维持自我价值感；她对苏的感受缺乏共情能力，只把她视为实现自己目标的工具。
有趣的是，当苏再次创造第三个自我时，她表现出与伊丽莎白完全相同的心理模式——这表明自恋不是个体的偶然特质，而是一种可以“传染”或“传承”的心理结构。自恋的父母往往会培养出自恋的子女，不是因为基因决定，而是因为孩子学会了这种看待自己和世界的方式。
影片中三个自我之间的关系，也反映了自恋人格的内部结构：心理学家科胡特认为，自恋人格的核心是一种脆弱的自我，需要不断从外部获得认可和赞赏来维持稳定。当这种供应不足时，自我就会面临崩溃的威胁。在电影中，三个自我相互争夺外界关注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对这种“自恋供应”的争夺。
07 社会隐喻的扩展：超越好莱坞的普遍意义
虽然《某种物质》以好莱坞为背景，但其隐喻意义远不止于此。自我复制和自我分裂的主题在当代社会有着广泛的共鸣。
在社交媒体时代，许多人都在创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精心策划的在线形象往往比真实自我更加光鲜亮丽。这些数字分身就像电影中的苏一样，既是我们的一部分，又与我们分离，有时甚至会反噬真实自我：我们可能为了维持在线形象而牺牲真实生活的品质，或者因为在线形象收到的反馈而否定真实自我。
消费主义文化不断鼓励我们通过购买商品和服务来“重塑自我”、“成为更好的自己”。这种承诺与“某种物质”的承诺惊人相似：只需一管药剂（或一款产品），你就能摆脱不满意的现状，变身理想中的自己。但正如电影所示，这种快速解决方案往往带来更多问题而非答案。
职场环境也常常要求我们扮演不同角色：面对上司的自我、面对下属的自我、面对客户的自我......这些角色之间的冲突有时会让人感到分裂和失真，就像伊丽莎白和苏争夺身体控制权一样。
08 悲剧的必然性：自私本性下的无解困局
《某种物质》的悲剧结局似乎不可避免，因为它是人性自私本性的逻辑终点。当我们把他人——甚至另一个自己——视为实现自身目标的工具而非目的本身时，关系就变成了战争，共生成为了寄生。
电影中设定的身体共享机制本身就是一个精巧的隐喻：我们内心的不同部分确实共享着同一套身心资源。当理智想要工作时，欲望可能想要休息；当责任感要求我们履行义务时，疲惫感可能要求我们放弃。这些内在冲突确实是一场零和游戏：一方的获胜意味着另一方的失败。
伊丽莎白和苏的协议破裂之所以不可避免，正是因为它建立在否定而非接纳的基础上。伊丽莎白否定了衰老的自我，试图用年轻的自我来替代，而不是接纳衰老作为生命自然过程的一部分，并在此基础上寻找新的意义和价值。
苏的再次创造表明，这种否定策略是无限递归的：每个新自我最终都会变得“不够好”，需要被更新更好的自我替代。这是一个永无止境的循环，直到系统彻底崩溃。
影片的恐怖之处在于，它展示了这种内部战争最终会导致整体的毁灭。当伊丽莎白、苏和第三个自我之间的冲突达到顶点时，整个身体系统崩溃了，畸变成了一个无法辨认的肉团怪物。这暗示着：当我们内心的不同部分不能和谐共处，而是不断相互争战时，最终只能是导致整个人的崩溃。
09 哲学的终极追问：自我同一性的瓦解
《某种物质》最终动摇了我们对自我同一性的传统理解。通常我们认为，尽管随时间变化，我们仍然基本上是“同一个人”。但电影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自我可以分裂和复制，那么“我是谁”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当伊丽莎白和苏共存时，谁才是“真正”的伊丽莎白？两人都拥有伊丽莎白的记忆和身份认同，但又有不同的体验和欲望。当第三个自我加入后，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这反映了哲学中关于“人格同一性”的古老难题：是什么让一个人在时间中保持为同一个人？
电影似乎暗示，传统的同一性观念在这种极端情况下瓦解了。不再有一个统一、连续的自我，而是多个部分自我之间的动态关系网络。这可能更符合现代心理学和神经科学的发现：大脑本身就是一个由相对独立的模块组成的分布式系统，没有一个中央“首席执行官”来控制一切。
从这个角度看，《某种物质》不仅是一部恐怖电影，而且是对人类状况的深刻哲学探索。它挑战了我们关于自我、身份和同一性的最基本假设，迫使我们面对一个可能令人不安的真相：也许不存在一个统一、一致的“自我”，而只有多重、流动、有时相互冲突的心理过程和状态。
归根结底，只有在自我接纳中寻找出路。
电影《某种物质》通过其极端的故事展现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真正的自我解放不是通过否定或替换不满意的自我部分实现的，而是通过接纳和整合它们来实现的。
影片中，伊丽莎白的悲剧不是因为她老了，而是因为她无法接纳衰老的自己。她试图通过科技手段解决一个存在主义问题，结果创造了更多问题。苏的再次创造表明，这条道路只会导致无限递归的自我分裂和最终的自我毁灭。
电影结尾，伊丽莎白最终溶成星光大道上的一摊血水，隔日便被清洗车洗去，与开头路人洒落的番茄酱无异。这个结局充满象征意义：所有试图通过外部手段获得的名利与荣耀，最终都可能被证明是虚幻的；而拒绝自我接纳的代价，可能是彻底的自我瓦解。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没有“某种物质”来创造年轻版本的自己，但我们都有能力选择是否接纳当下的自己——包括我们的局限、缺陷和衰老的迹象。《某种物质》的恐怖寓言提醒我们：只有当我们停止与多个自己的战争，承认并接纳内心的多重性，才可能找到真正的和平与完整。
否则，我们都可能面临伊丽莎白和苏的命运：在无限自我分裂的递归循环中，最终成为自己欲望的牺牲品，被自身创造出来的怪物所吞噬。这不是因为社会太残酷，而是因为人性中的自私本性太过强大，甚至无法容忍另一个自己。
电影《某种物质》，在我看到第10分钟后才依稀记起自己之前看过，但诸多情节几乎忘记，更别说细节了。这次偶然点开播放，认真观看下来，感触颇深。胡乱整理这点散篇断句，胡乱言之，君且听之。
2025.08.27 in the Banglades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