轨迹

【原创首发,文责自负】

引子

刚刚去吃了碗火锅粉,听到几个老头在讨论退休工资。

“我才四千多点。平时不打牌不抽烟,也还是够用。”

“他多。”另一个老头儿指着另一个,“他八千多。”

路人,特别是在旁边吃粉的小年轻们目光往几个老头儿身上一扯,筷子上挂着的宽粉条都被夹断了。要知道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我在一棵树下的桌子旁边坐下,视线被一辆奔驰车挡住,于是挪了个位置,要了个小份的,还叮嘱师傅不要辣。

坐着挺无聊的,便翻起了邮件。没想到竟然翻出了多年前的入职信息。又冷不丁想起来,其实关于工作的经历,多少都算得上幸运。

一 辍学

我已经忘了当初为什么辍学。只记得初中二年级,夏天的某个早晨,妈妈推开我的房门。

神奇的是,门撞在墙上,竟然没有声音。

“这都几点了?还不起床?”

“我不想读书了。”

轻飘飘的一句话。现在想来都觉得这应该会花很大的力气才能说出来吧?就像前几年每次想着要辞职,我都打开银行的客户端,去看看房贷和车贷余额,然后提一口气,用粤语:我好钟意返工啊!

妈妈扶着门把手,看了我好久才问。

“不读了?”声音一下子变得很平静。很奇怪的状态。她的手臂软了,手也不再是握住门把手,更像是挂在上面的。那种感觉,就像是之前憋了一股劲儿,突然泄了。

我低着头,答:“嗯。”

她掏出手机——当年的手机是带键盘的,当着我的面,给爸爸打了个电话。

我看得很清楚。她的手在抖。不是那种规律地抖。是轻轻抖了几下,然后猛地用另一只手握住。整个过程持续了将近一分钟,我才听到拨号的声音。

“嘟。嘟。嘟……”

“喂。”

“你儿子说不读书了。”陈述句。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

“不读就算了嘛。”

“嘟。嘟。嘟……”

门关上了。

有时候,妈妈会问我后悔吗?我总是置之一笑。

其实无所谓后不后悔。以我当时的情况,如果一直念下去,或许会读文科?当然,我并不知道高中或是大学究竟是怎么区分这些门类的。毕竟我也不需要知道。

做出决定的第二周,妈妈要求我去学校,将宿舍里的东西拿回家。

我去了。

那是个阴天。

那时候的省道上,只需要两元钱就能坐上豪华大巴。虽然说赶车这事儿,只要能到目的地,豪华不豪华其实并不重要。但那天,我故意错过很多辆面包车,就是要等到大巴。我现在依旧喜欢这样。靠在车窗上,感受车子晃动的节奏,看窗外不断变换的景色。因为那些快速闪过的树木,使我内心安宁。

一路颠簸,穿过蜿蜒的公路,市井的气息在脑海中苏醒。睁眼一看,快到目的地了。

镇子不大。市集就是一条街跨过一条河,总共走不了十分钟。那天我倒是跑得很快,几分钟便到了学校侧边的小门。我很久就没走大门了。我记得,大门要沿着河边的小路走好一会儿,然后再看见一个操场,实在不方便。再说我一个已经辍学的孩子,怎好意思大摇大摆地从正门走进去呢?这多不像话。

“哪个班的?这都星期二了,怎么才来?”

当时,我总认为保安的大爷管的有点多。你只管说放与不放便可,何故要为难小孩子呢?

“初二,二班。我不上了,去宿舍拿东西。”

“你倒理直气壮哦。”大爷显然不耐。周围好几个镇,这里确实是考上县重点最多的学校。换一般人肯定会觉得这么好的学校,怎么会有这样的孩子呢?

他给我的班主任打了个电话。又是陪笑,又是点头的,好像对面能看见那样。

“等一下。签个字。”

我踮着脚,在本子上签下名字。

走进学校,我没逗留,跑着去了宿舍楼。三楼,我的床位上,只剩下一床毛毯。

这毛毯说起来倒有些故事。

我们住的是大开间。四五十平方米,挨着两面墙横着摆放两排架子床。班主任是个省城来的女大学生,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位,分别是英语老师和数学老师。所以晚上查寝时总会遇到一些尴尬的事情。比如她们会拿着手电筒从窗口照进来。毕竟是夏天,或许会看到一些不该看的东西?我不懂,也不在意。只是同学们会悄悄讨论这些事情。可事实是,自那以后,就换成了男老师来查。

某天晚上,我在睡梦中只感到床板震了。醒来的时候,是某个男老师拿着手电筒,照着我的床旁边。

然后是啪啪两个耳光。

“睡得还挺死呢。”他说,但不是对着我。

我吓醒了,摸了摸脸,不疼。扭头一看,是地上睡着一个同学。他满脸通红,身上散发着不属于那个年龄段的香味。然后第二天晚上,我的毯子就着了。

我是被烫醒的。毛毯烧起来的那一刻,软化的纤维滴在手臂上,火辣辣的。我看见被烧坏的地方有个烟头,没说话,只是把它捡起来,丢到了窗外,以免第二天被叫上讲台。

然后第二天晚上,我发现,他们拿着的,是我用零花钱“孝敬”他们的那包烟。后来我才隐约听说,原来他们那晚出去喝了酒。

我把毛毯卷了卷,塞进蛇皮袋,下了楼,回了家。

妈妈没好气。

“怎么就一条毯子?”

我也觉得奇怪,为什么到最后我就只拿回了一条毯子?现在想想,或许是因为它是破的吧。

二 东北

我是二零一二年跟爸爸去东北的。那年之前,其实我先去上海呆了两年多,见识了“繁华的夜都市”,虽然这为我之后的励志埋下了伏笔,但实在是不想谈。

东北的雪和春天往往是同时出现的。我记得我踩着几厘米厚的雪,看见路边的杨树被冻僵的树梢。然后再等几天,雪不见了,树梢上的芽点一片一片地冒了出来,形成一种在南方很不容易看到的景象——光秃秃的树干上满是新芽。在南方,往往一夜之间,就是一树绿叶了。

我自小便是个不通人情的孩子。就连“小明半夜弹钢琴,被楼下的奶奶夸。”这样的阅读理解都能填出“这孩子真有出息”这种答案。我看见试卷上的红叉,特意去看了同桌的卷子,他写的是:“小明吵着奶奶睡觉了。”

顺着铁皮围起来的区域,沿着公路一直走,看见一个大门,走进去便是我跟爸爸工作的地方。不过那几天还在浇筑地下室的基层,所以我们只是在按照施工图纸分活儿,还没正式入场。

但工人的热情是高涨的。

“你爸可厉害了。当年在铁岭的时候,大家管他叫黑牛。一个人干四五个人的活儿。”

我并不为此感到自豪。相反我觉得这是一种叫骂。他们以能干为由,讽刺那些比他们赚得更多的人,称之为夸奖。但这在他们中间却似乎很受用。

我也听妈妈讲过爸爸的一些事。

“最开始的时候,你爸是在上海。那年有个监理,看你爸能干,就说教他看图纸。可他不愿意,说学那干啥,不如拿点现钱来得实在呢。这就算是错过咯。唉,其实也不怪他。大概是穷怕了吧。”

之后,爸爸就跟着另外一个包工头去了东北。

不过也算是有趣的一帮人。

我记得那时候喜欢下象棋。因为下棋的过程中,可以听见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比如洗浴。

“儿子。还是个生瓜蛋子?”工地上就这样,大家总喜欢这么叫。

说话的是个四十多岁的大哥,地中海,下棋下到难处的时候就喜欢揪着那绺头发。我都替他捏把汗。

我也不懂,只好摇摇头。

“龟儿子。下回老子带你去拿个红包。”他说完,哄堂大笑。后来我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

话匣子一打开,没了收敛。他们根本就不在乎旁边是否有小孩——包括我,至少有三个吧。

我听他们聊着。

“那年呢。他们几个出去玩,可把老子笑死了。”

旁边的人安静下来。

“龟儿子几个没带钱,又想,咋办呢?狗日的居然能干出这种事儿来。”他还没说完就有点憋不住笑了。“他们悄摸把对方的衣服从窗户扔出去。好嘛。这等到完事了,龟儿子一个个麻溜地,拿上自己衣服就跑。”

说完又是一阵笑声。

旁边一个似乎挺有正义感的人反问道:“那就这么算了?”

“那不然呢。难不成跟你一样光着膀子就往外跑?”

在那之后,倒也常有类似的笑话,不过忙起来,也就记不得了。

在东北待了一年多,从打杂到能上手干活,日子过得累,但也快。

真正的转折,是在二零一三年。那年,我十九岁。

工地上一般都有个小卖部,在居住区,靠着伙房附近,最显眼的地方。里面最多的,是零食和劳保用品。

我记得是端午节吧,那天代班的说老板请客喝啤酒,每人两瓶。我不喝酒,几番打听,说不喝酒可以去小卖部换饮料,便去了。

我拎着啤酒走进小卖部,不大的门,门口垫着木板,以防止将泥泞带进去。坐在柜台里的是两个典型的东北大汉。戴着个黄色的安全帽,高挑的身材,坐着都能平视我。穿得倒是鲜艳。一身干净的西装,皮鞋擦得泛着油光。不难看出我是个记仇的人,不然为什么到现在都能记得这么清楚。

他们喝得满脸通红,说话带着东北人特有的冲劲儿。我在那边听过一个笑话,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东北人喝着喝着能打起来。

我礼貌地说:“叔叔,帮我换两瓶饮料。”

右边的小伙瞪了我一眼。他叼着根牙签,一口黄牙,门牙上还缺了一块。我断定他不是个省油的灯。

“哪来的破小孩儿?”他操着一口地道儿的东北话,抖了抖肩上的西装,“换什么换。不能换,啊。”他伸手拍了拍我的脸。

“代班的说可以换。”我心跳有点加速,面对这样两个“人”,实在难免。

之所以加引号,是因为实在难以分辨喝醉的人到底是不是人。反正我是觉得喝醉的人才是真正的人。酒精并不导人向善。

“别跟我俩在这逼逼赖赖,啊。”他显然是喝大了。

另外那个小伙拦了拦,用他的皮夹子拍了拍我的头:“快走,啊。谁说可以换,你找谁换去。”

走出门,我随手将两瓶啤酒丢在臭水沟里。砰、砰两声,将两人勾了出来。

他们骂了一句全国通用的话,然后接上:“跟谁俩呢?啊?”

那是我第一次挨爸爸以外的人揍。

我记得我住了三天院。肋骨没事,半边脸肿了三天。爸爸全程没怎么说话,但我看见他已经将工具收拾好了,就堆在我的床位边,用一个布包装起来。旁边还有两个硕大的行李箱。

直到我看他在窗口交了费用,拖着大包小包走到医院大门口,他才说:“走吧。这儿已经没咱爷俩儿的活儿了。”

这是我第一次想要活得像个人,也让我懂得了父亲拼了命也要挣钱的原因。只是我们或许并不具备“聪明人”的条件,才落得只能靠双手来勉强糊口这样的下场。

三 成都1

二零一六年,我从成都的培训班毕业,成为了一名“软件工程师”。

不过要说起来,这个念头还是一位老同学勾起的,所以就不得不提这之前的一些事情。

老家的春节有个习俗,就是到处去祭拜,以期望得到祖先,或是神灵庇护,让来年有个好收成。我跟着爸爸沿着省道一路走,来到一处小庙。这里供奉的是哪路神仙我倒是真不清楚。当然,我也没有不恭敬的意思。

好巧不巧,我遇到了那位老同学。他也是跟着家人来祭拜的。

我们谈起一些往事。大多是不痛不痒的小事,例如学校里来了个新校长,将那批不听话的学生开除了之类的。

然后他问起我现在做什么。我告诉了他。

他不免唏嘘。他知道的,当年我在学校拿过满分作文——这的确很讽刺,毕竟我是个连阅读理解都做不好的学生。

他说他念的是计算机专业。

“以后吃香得很呢。就算你去报个培训班,也比在工地强。”

我便上网去了解了一下,还真的有,但报名费是一笔大数目。我回家跟爸爸商量了一下,他没明确地拒绝。

“钱不少,但问题也不大。主要的问题在你。你先去问好了,中途不念了给不给退学费。”

我明白他的意思。好像只有切身体会过的事故,才能这么轻易就懂得别人的言外之意。

爸爸没有阻挠我的意思,在我坚定地点完头之后便同意了。

因为爸爸要出远门务工的关系,春节后是妈妈陪我去的。那是我第一次去成都。说起来特别可爱。一路上,她只是陪着我。实在难以想象,一个脾气火爆的中年妇女出了门就安静成那样——甚至连过马路都要拉着我的手臂,好像她才是需要被保护的那个对象。

我们在一个叫茶店子的车站下车。一出站便有很多人来问要去哪。几番打听,才知道目的地在郊区,是个比较偏远的地方。辗转好几个车站,一直到下午晚些时候,我们才到学校。名字还挺好听的,冠着电子科技大学的名。

就这样,我又开始念书了。

学校的生活总是枯燥。上课。下课。吃饭。睡觉。好像日子就这样一成不变地过去了一年。但这期间,我还是没有交到新的朋友。因为那对我来说的确很难。也很难解释。就是当一个人经历了本不该属于他这个年龄应该经历的事故之后,那种跟同龄人之间的交流就变得十分局促。就比如谈起父母,大家总是在讨论父母怎么对待他们,而往往忽略了我们应该从哪些角度去看待父母。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告诉自己:理解父母,但不要成为父母。生理上的父母。

所以大多数时候,我总是独来独往。但我并不感到孤独,相反,我将它当作朋友。

说来也是神奇,缘分这种东西,总会在你不经意间给你一个惊喜。

一六年毕业前夕。偶然间,我在QQ上翻出一个老朋友,是我在上海时认识的一位师傅。他那年也到了成都,还是老样子,在后厨当师傅。所以,姑且也就称他为师傅吧。

我还记得他的长相,在我的记忆里为数不多。三十出头,国字脸,一米八,身材比较圆润。唯一不同的,是他脖子上挂了个相机。现在想起来,在上海做后厨的那段时光里,倒也有几个好友。

我们聊了几句,他提出想见见我,毕竟在几年前,我的确还是孩子。

我只记得他带我在他们酒楼附近的一个路边摊上吃了顿烧烤。

“变化蛮大嘛。”他说。标准的江浙腔调,也有点上海话的影子。

“你也差不多。比以前苗条了些。”

“那没办法呀。跟你比不了。我什么都要靠自己。”

说起这个,我的确应该感谢爸爸。不过也是那时候才知道,他父母早年离异,算半个孤儿。

“唉,说这些干啥。当年要不是你护着我,我在那家店还呆不下去呢。”

二零一一年,我在上海打浦路的一家饭店后厨做切配工,他算是我的师傅。我那时候总是很勤奋。跟旁边小伙伴的砧板相比,我自己的刀总是锋利,负责的那片区域总是干净、整洁的。

他笑了笑,安静地撸串。

“你们走了之后,我跟他都留了下来。但我只做了半个月,就被他排挤走了。”我摇摇头。

“现在不挺好。你要不走,可能永远都没机会走出厨房了。”他摸了摸相机,“这世界很奇怪的。你家里是不是有亲戚或者朋友是在后厨工作的?”

我愣了一下——我会去学厨师,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堂哥。而在我走投无路的时候,我恰好认识他。之后当我决定不再学厨师,又跟父亲去了工地。

然后我忽然反应过来——我是喜欢编程吗?不是。本质上都一样。无非是个谋生的手段,找到一个在社会上安身立命的位置。仅此而已。

“这样说,我得谢谢他?”我细想,这个问题居然是成立的。

“我觉得大可不必。”他说。

“你在学摄影哦?”我问,看着他的相机。

“小爱好而已。之后你打算去哪?”

“先在成都看看吧。”

后厨午间休息的时间一般是下午两点到四点,而我的周末也即将结束。

“嗯。挺好的。”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付了钱,我们便再也没见过面。直到我注销QQ的前几天,我最后发了一条消息给他,却也再没收到回信。

回到学校,校招的几天里,我没找到工作。庆幸的是,我周围的大部分同学都没找到。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似乎根本就没人关心这场闹剧。

工作没那么顺利。我应该还是没有那种“人情练达”的能力,再加上基础的学历又太低,以至于同班的同学们都上班了,我还在宿舍瞎晃。六月份毕业,到我终于入职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份了。学校下达了最后通牒,在新同学到达宿舍之前,搬出去。

于是,我揣着仅有的四百块,住进了一间上下铺。很便宜呢。一天才十元。

也实在有点难以启齿。我的第一份工作,是我通过班主任的关系,以月薪一千八的代价勉强混进去的。

时至今日,严格来说,我还是挺感谢老板和那位技术总监的。虽然我早已忘记了他们的名字。

同事们习惯性地叫我小孩儿。实在不是什么好听的词汇。就连HR在公司倒闭的时候,都语重心长地说:“以后你面试的时候,就不要说你在工地上,在后厨干过的这种话了。”

现在想来,我自己都被自己蠢得哭笑不得。

虽然我已经忘记当时要我做的任务是什么了,但入职的第一个任务,我搞砸了。

四 成都2

办公室拢共不超过二十个人,有趣的是每个人都要给自己取个别名,用水果的名字。以我当时见过的水果来说,常见的西瓜、香蕉、苹果之类的肯定都已经被用掉了,所以我甚至想到了茄子和胡萝卜。

“哈哈哈……”办公室不大,所有人都听到了。

那时候还流行那一句:我怀疑你在开车。

所以直到最后好像我都没有想到什么水果。不过大家已经习惯叫我小孩儿,也就无所谓了。

第一个任务分到我的时候,已经是中秋节前夕。

不过在第一个任务之前,总监让我看公司开发的软件的现有代码,然后将功能模块拆出来。这不算是个太难的事情,类似让你将一套房子的每个房间都写出来:厨房是做饭的,卧室是睡觉的。如此种种。

我记得我拿着我的电脑,将我画的那份图投到会议室的屏幕上,然后讲出所有功能模块负责完成的任务时,总监坐在我旁边一直点头。

“嗯。可以。下周可以让核桃给你分点开发任务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当时信心满满,总之,我认为我能在中秋前完成那个小任务。可真到开始做的那一刻,我才知道,原来并不是那么容易。于是中秋节前的一周,我几乎没怎么休息。我按照我以前学到的东西去编写那些代码,一次,一次,我发现每次运行起来的结果都是报错。而且那些错误跟我在学校见过的大多不一样。

我那时很容易怀疑自己是否过于蠢或是笨,或是自卑?我耻于向别人发问。好像那样能保护我当时脆弱的自尊心。

直到放假前一天,我向总监说明了我遇到的情况。

总监看了看我,摇摇头。同事们大多在讨论假期去哪,似乎根本没注意到我这边的情况。

“我中秋节可以在家里做。”我说。

他没说话,然后大家开始了他们的中秋节。

话说回来,那个时间节点“996”还没变成“福报”,所以加班基本上在我们程序员的字典里还是个比较陌生的词。但我却已经开始了。

我回到那个上下铺,整个中秋节都窝在那张架子床上。当时那间十五个平方的卧室里,绕着墙壁的一圈都搭着架子床。很神奇,住满了,甚至一位难求。

我旁边的一位大哥是个销售,体型也是十分消瘦,一米七几的个子,瘦得像根电线杆,站在哪儿都显眼。那天他坐在我旁边,看着我一直在电脑上敲,一边吃饭,一边问:“这是在做什么?还全是英文。”

我没说话,因为正在煎熬这些代码到底能不能跑得起来。扭头,无意间瞥了一眼他凉席上的老干妈,床底下还有一大堆空的老干妈瓶子。

对面床上,另一位大哥,光着膀子,大概三十出头。他似乎懂一点:“那是编程,现在高端得很。我弟弟在深圳,一个月好几万。”

和我一样,大家都看向那位大哥。

“一个月好几万?”

“那你咋不去学?”

销售看向我:“你在哪学的?你看我能学会不?”

我尴尬地笑了,告诉他们:“我也是刚入行,才一千八。感觉很难。”

其实说这句话之前,我就在想要不还是跟爸爸去工地吧,那里除了烟尘多一点,腰弯得多一点……

吵闹声被另一位大哥的电话打断,他躺在床上,接起了电话。他嘴角是弯的。看他拿手机的样子,应该是视频通话。

“喂。老公啊?”

“诶。宝贝儿。”

或许大家一开始都觉得过于亲昵了,都含蓄地笑了笑。

“来,宝贝儿,跟爸爸说中秋节快乐。”

到这我才反应过来。

“爸爸……爸爸……中秋节……快乐。”声音奶得不成样子。那声音从手机里出来,在这间屋子里显得特别响。好几个人拿着手机走了出去。

“诶。乖,爸爸这几天有些忙,忙完了就回来。”

他没再说话。但我看见他将手机拿开,在脸上抹了好几下。

正值饭点,我确实也饿了,便合上电脑,去了楼下。

我那段时间一天就吃一顿饭,用一份菜下两大碗米饭。我想这或许是我之后会养成习惯的根源。

来到楼下那家常去的饭馆。我站在太阳底下,从人声鼎沸中闻到肉的香气,唾沫一口一口咽下去。

老板迎上来:“老样子?”

“老样子。”

不多时,一份热气腾腾的回锅肉端上来。我花了大概六分钟的时间,将饭碗跟盘子里打扫干净。然后一摸裤兜,只有七块。又看了看支付宝的余额,六块五毛三。但老板说:“哎呀。没事的,都熟人。不差那一块两块的。”

我实在有点不好意思,联系了初中时的一个同学。

“有钱不,借我五百,等我发工资还你。”

对面好一会儿才回消息,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看到了。但他转了钱给我。而且几年后我转账给他,他却退了回来:“没事的,谁都有难处。”再到他结婚的时候,我在那基础上多转了一千,为此,他又请我吃了个饭。

中秋节过完了,但我依旧没完成任务。总监笑着说:“第一次嘛,没事的。”

但我终于忍不住。

我找他去会议室。

“总监,我觉得我不适合做这行。我想离职了。”

他笑了。

“当时核桃面试你的时候就说你不行,但不知道为什么老板硬是把你塞了进来。没想到这才不到半个月,你自己就受不了了?”他很平静地陈述。

“我……”

他看了我一眼:“你多大了?”

“二十二。”我低着头,不敢看他。

“你知道他们今天说的最多的是什么吗?”他朝着玻璃点了点头。

透过玻璃,我看到大家有说有笑,似乎在嘲笑我。

我的脸有点烫。

“他们在说中秋节去了哪。跟谁去的。玩了些什么。还有谁在高速上堵得最久。谁又差点没抢到回成都的火车票。你呢?你在想什么?”

他说完,又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出去。然后下午的时候,他告诉我他已经把我提交的那部分代码修改好了,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虽然语气有点冲,但我感受到那里面没有失望。

所以直到现在,虽然我们之间没有联系,他或许也在怪我,但我依旧感谢他。不过说到怪我,是因为他的确对我有所期待吧?而公司宣布倒闭的那一天,我做了他们眼里的坏人。

公司倒闭之前,其实有好几个月都没发工资,我也没向家里要钱,所以这也是我拮据的根源。而且之前我也告诉了他们,我说我是跟班主任要了老板的电话,求他收留我的。

倒闭那天,老板拿着钱,来到办公室,问谁第一个来,大家都没说话。我犹豫了片刻。

“我吧。我工资最低。”

从那以后,或许总监心里是恨我的吧?我不知道,也没有心力去解释了。

我记得跟同事的最后一次聚会是总监离开的几天后。吃完饭他们聚集在饭店门口,邀请我去KTV。

“成年人了哦。”

“哎呀,还害羞呢。”

“花不了多少钱。”

我明白他们的意思,也大概猜得到他们要去做什么。一群大男人,吃饱了,喝好了,不就剩下男男女女的那点事。但摸着兜里仅有的自信,拒绝了他们。

之后的一年多里,我记不清熬了多少个通宵。我开始自学当时最热门的技术:大数据。虽然后来证实其实大部分小公司里根本用不上,但我将那些所谓的“经验”包装进简历里,然后我发现,原来大家都喜欢听好听的,听那些悬在空中的。于是我跟开了窍一样,短短一年的时间,路越走越顺,越走越远。二零一七年上半年,在成都,我已经靠着那份包装出来的简历,拿到了一点二万元的月薪。可能在此之前我并不清楚那些东西会给我带来什么,但作为一个连初中都没毕业的小孩,混进那样的人群,也算在随波逐流中找到了飘往大海的方向。

所以再之后,二零一七年下半年,我又去了上海。

五 上海1

再到上海之后,我变得比以前自信。

从技术基础上来说,我不算差,所以学会包装简历之后,找工作变得很轻松。这不能排除当年的市场背景。不过话说回来,我还是那个不太受人待见的孩子。究其原因,一是身高,二是穿着。

第一家公司在外滩边上。广东路?沿着老沙逊建起来的和平饭店下的那条街,拐进一条条不深不浅的巷子,穿过那些巷子,便能看到外滩。

我还记得我入职的第一天,听到前台的姐姐们在议论。

“技术部那边来了个帅哥。”

“真的哦?在哪?”

我肯定不会认为他们是在说我。是坐在我旁边的那个小伙。一米七五左右的个头,穿着靓丽,皮肤白净。有时候我坐在他旁边会想到两个字:邋遢。简单点就叫同桌吧。是因为我真的忘了名字。

与他关系很铁的,是设计部门的一个小伙,跟我一般高,但很会打扮。时兴的一个词叫:精致。

与精致关系更好的是一个重庆仔,身高也跟我差不多,比我壮实一些。川渝一家,所以我们的关系也还行。大部分我能跟精致走在一起或许也是有他在。

“走,吃饭去。”重庆仔说。

“那边有家煲仔饭不错。”精致做着推荐。

沿着公司那条街往外滩的反方向走,十分钟,弄堂边。进门,不大的地方,大概不到十张的四人方桌。桌子上着一种黑亮的漆,我猜多半是实木的。每张桌子上还摆放着两盆绿植。虽然没坐满,但也是一屋子的饭香。瞥了一眼,与外面小店的煲仔饭不同,这里用的餐具是真的煲。平时在家煲鸡鸭的那种煲。

我不记得他们吃了什么,但我每次去,都点一份红烧肉。肉在下面,饭在上面,配上几片时蔬,倒是跟环境一样协调。

“味道怎么样?”精致问。

“还不错。”我连连点头。是确实不错。我也没吃过正宗的川味红烧肉,但对于上海的本帮菜来说,还是比较熟悉的,也早就适应了每份菜里的那几分糖。毕竟在上海的后厨干过嘛。但我没跟他们说过。

关系就这样吧,总还算过得去。我心想或许是因为工作需要?直到某一次,点外卖的时候。

那天,同桌点外卖的时候,我正忙着干活,就请他帮忙带了一份,他问要不要红牛,我以为他要请客,便点点头。一直到下午的时候,我想起还没转他饭钱,便问他。

“饭钱多少来着?我转你。”

“十八块钱。”

“红牛呢?”

“哎呀,当我请你了。”

“那多不好意思。”我笑着说。

自那以后,我再没欠过谁一分钱。精致跟同桌也很少跟我打交道了。后来想想,别人的一句客套话,却被我当了真。不过重庆仔还是一样友好,口罩之后的二零二五年,他从上海回到重庆的时候,还请我吃了顿火锅。

而说起前面提到的“那些东西”,其实说到底,是一种面对问题的无力。那是一种奇怪的状态,一旦碰到一些被卡住的问题,我便唉声叹气,抱怨个不停。换句话说,就跟妈妈有时候遇到不顺心的事情那样。而且从那以后,这成了我的习惯,以至于延续到现在。

技术部那时候还分前端和后端。前端的负责人是个大佬,也是我同桌的上级。我们习惯叫他葛大神。当时他背对着我,坐在我后面那一排工位。

不过令人感叹的是,从一年前的成都,苹果跟安卓还只能做独立的软件开发,到一年后的上海,技术上已经可以做到同一套代码,来适配这两个不同的平台了。

当时,我接手了公司APP的所有业务相关的代码开发。说起来其实很枯燥,他负责搭运行时的环境,我负责跟业务部门对接,完成功能性的代码。

事情发生在一个版本迭代中。我记得当时是需要使用到一个公用的组件库,来完成一些特定的功能。前面都一切顺利,可等到所有功能开发并测试完之后,噩梦就开始了——整个代码库在打包生产环境的过程中,连编译都通过不了了。那天下午,我来来回回在楼梯间抽了一包烟,整个办公室都是我的哀嚎。办公室里,大家倒是没说什么,但我能看出来那种鄙夷。那天晚上,我熬了个通宵。我将电脑上的代码重新弄了一遍,甚至差点重装系统,但依旧没能解决掉那个问题。第二天,葛大神说他去试试。神奇的是,他将我提交的代码在他电脑上执行了一次,顺利打包完成。于是后来,我干脆就换了苹果电脑。算是间接解决了那个问题。

至于葛大神,我们至今还保持着联系。二零二四年,他跟家人去重庆旅游,我专程开车接送。他为了答谢,还给我带了一份重庆的特产。

我倒是突然想起来另一个小事故。

运维组里有个同事,她大概四十多了吧。于是我总是叫她姐姐。但后来她终于没忍住,在一次交谈中。

“你以后还是叫我名字吧。”

我有点不懂,一脸疑惑地看着她。

“我知道你是出于尊重才那么叫。但你没发现吗?这里所有人都叫我的名字。”

我恍然。

而在之后的工作中,我几乎不再与任何人产生关系。有的,也只是工作上的交集。因为我实在难以理解成年人的世界,便认为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就好。

五 上海2

转眼又是三年,口罩那年,我凭着运气进入了一家外资企业。

时至今日,我发现我并不怀念上班的日子。我不讨厌那份工作,相比多年前,被国内的所谓企业家们让加班变成福报,从某种角度也被当成纯牛马,我大部分时间晚上还可以出门遛弯,享受一下市井的烟火气。只是我怀念的,好像不是上班本身,而是那种荒诞里偶尔漏下来的松弛。

最开始的时候,那是一家港企。我还记得当年入职后,第一次听说老板是港区某位超人的儿子,震惊了好一阵,一度以为自己误入天家。可事实是,我打开员工系统,看见组织架构图,原来自己在最后一排。上海的空气,没有想象中那么好。

这是一家外包公司。没错。干过“软件工程师”的,都认为外包有某种诟病。不过我很幸运,这是一家正经的外包公司。当然,跟甲方之间的那点摩擦就见仁见智。比如大家俗称的“甲方爸爸”家里的零食,那是我们这些外包人员的禁区。

口罩的第一年。年初三的晚上,我订了重庆飞上海的机票。因为前一天爸妈安排了一次相亲,结果我睡过头,没洗脸没洗头就去了,然后在某个不知名的商店门口站了几分钟,便被赶回了家里。听起来好像很狼狈,可我早就习惯了。我是个不婚主义者,因为我始终相信:人间不值得。

哦,我忘了。其实过年放假前就已经面试过两次。现在想起来,整个面试过程还真是一本正经地胡说八道。第一次是做题,做完聊了一下项目经历就走了。我本以为没希望,毕竟那时我对外包有本能的抵触,就像你知道你总会在某一天拥有一位后妈,而且可能不止一位。第二次是跟项目经理面谈。是位姐姐,长相比较老成,心地善良。我难以形容她。总觉得有时候,你实在难以形容一个好人,因为好人好事总是容易被忘记。比如前两年我在长沙出差,几乎忘了所有人,唯独没忘记打麻将输的那一万多块钱。

等入职手续办完,已经是一个月后。回到上海出租屋的第三四天,小区封了。一时间,整个世界无比安静。透过窗,看不见任何行人,只剩下消防车、救护车,和楼道里弥漫的消毒水。幸运的是,老家那时也封了村。妈妈说:“路边架起了钢管,村子只能进,不让出。要不是那几天在县城,怕是要在村里挨饿。”我觉得讽刺,因为他们当了一辈子“农民”。

之后,令人羡慕的事情发生了。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这么被封在小区里将近一个月。那段时间也还好,外卖能正常送到小区门口,对比第二年上海的全面封控,我可是走了一个大运。当然那是之后的事情了。直到元旦节前,我收到一条短信,“您卡号xxxx入账工资xxxx元。”

我当时整个人都惊了。这跟我印象中的外包公司完全不一样——它们考勤,有KPI,请假还扣工资——之前呆过的几家民企也差不多。但我第一反应是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因为我害怕,万一他们知道我这一个月根本什么都没干,然后给我收回去了呢?我自认为还算知道什么时候该闭嘴,所以还是低调一点的好。

后来,我在一次聚会中,跟“姐姐”说起这件事。她的筷子停在空中,像是想笑,又像害怕伤害我自尊心:“我勒个去。那是你的工资啊?这……有什么不对吗?”她顿了一下,我猜想她是不希望我这样的农村娃陷入某种窘境。

我哑口,从那之后再也没提过这件事。

到客户现场是在解封后。我还记得那个地方的名字:由由世纪广场。我还特意翻了一下高德地图。记忆是个神奇的地方,你总能在其中找到某些蛛丝马迹,来填补当下的空虚。但我的出租屋在哪里,确实是忘了。

和大部分办公场所一样,一个大平层,围着生活区展开一排排工位。很多时候,我发现那跟当年老家的牛棚属于一个性质。但又不一样,至少牛棚属于私人空间。于是我只要一坐下,就会觉得自己在裸奔。那种感觉极度煎熬,因为做这一行最大的问题,就是会有很多人来找你处理他们的问题,然后名正言顺地变成一份工作,好让我有一份工资可以领。好像其他行业也是这样?我不大清楚。

“姐姐”说,她是来收账的。而我是来处理这些问题的。而最大的问题,是公司给客户做的那个系统老是出毛病。其实很简单,就是用到的技术太老,维护人员换了一波又一波,历史系统的服务器配置参数跟不上现有业务体量,改一下就好。或许我跟很多中国人一样,喜欢将问题夸大,或者说我天生是个摸鱼圣手。我足足消耗了一个礼拜,成功将这个问题复杂化,然后背地里偷摸地躲在角落里的工位打炉石传说。我当时想:原来人可以坏到这种程度吧?可后来细想:这称得上是坏吗?

就这样,我成了上海分公司的功臣。很魔幻,对吧?“当然,这离不开团队的支持,领导的信任……”

可总不是那么一帆风顺,更多的时候,我还是那个看起来邋里邋遢的小孩子。

半年来,由于我们外包人员并没有录入写字楼的出入系统,所以大部分时间我是翻越闸机进电梯口的。这事儿说起来好像很尴尬?这是上海诶,魔都诶,高档的写字楼。怎么会有这么没有素质的人。

我还记得当时管理我们公司的负责人,将我和“姐姐”叫到一间不足十平米的会议室,严厉地批评了我的行为。

负责人说:“你这不是在丢你自己的脸,是在给整个xxx抹黑。”

我辩解:“我是看到有人跳,我才跳的。”

“那为什么别人只通报了你?”

我这才意识到,是我的身高,以及我邋遢的样子。这好像跟写字楼里精致的每个人都格格不入。这是上海诶,魔都诶,高档的写字楼。

哈。时至今日,付之一笑。

自从将系统的各种小毛病调教清楚了之后,工作变得无聊。问题变得很少,以至于其他小伙伴,甚至有时候连测试人员都能解决那些用户操作上的问题。我太闲了,除了正常的功能上线,几乎不再加班。一周五天,至少有三天在看YouTube。但我总能表现出很忙的样子,这一点我承认我是有天赋的。但我不敢保证要是“姐姐”知道后会怎么看我,因为她永远是我们那两排工位上最忙的那一位。

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二零二一年。大概是四五月?我离开了上海。

人就是种奇怪的动物,闲下来之后就会没事找事。我也是这样。那段时间,我跟甲方越来越不对付,就跟“姐姐”提了离职。因为一些原因,我说我想回老家发展,结果大领导那边说重庆也有项目组,于是我就顺理成章地回到了重庆。

回到重庆后,某天,我突然被老早以前的同事拉进了一个群。里面有些视频,是有人一手拿着不锈钢盆,一手拿筷子。看了好一会儿才从聊天记录里看到另一个视频。视频里,一个人的手机对着另一栋楼,而那栋楼里,传出来一阵阵叮叮当当的声音。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翻了好久,才看到群主是我在外滩那边那家公司的技术大拿——葛大神。他们组织在一起开发抢菜的软件。我随口来了一句:我刚离开上海。群里直接炸了,消息几秒内就刷了好几十条,说你小子走了什么狗屎运?我才知道,原来是他们家里没粮了。

我暗自窃喜,这可算是上辈子积德?不过突然想起来爸爸还在上海,他当时也在上海做工。于是去了个电话。

“爸,他们说上海现在外卖都停了,你那边咋样了?”

“没有。挺好的。”

奇怪的是他说虽然封闭了,但是各种蔬菜、肉、米面粮油应有尽有,甚至牛羊肉都有。直到过年时,我看见老家多了一大堆酱油、食用油,爸爸才说他们是在一处别墅区修缮,解封那天,蔬菜、肉类,和类似调料的这些东西,用卡车拉去倒掉的时候,他们觉得可惜,都是没拆过的,就捡了寄回老家来了。

后来,我也没在群里说过这个消息。

日子就这样浑浑噩噩,工作变成了居家,每天睡到自然醒,好不惬意。

一直到去年,武汉出差,再次遇到了“姐姐”。她没怎么变,除了比以前胖了一点。我们还是一样无话不说,从工作聊到生活,甚至我的婚姻大事。我是这样想的:或许她真拿我当朋友。

武汉的日子是这几年来最难熬的。

我记得也是一个大平层,但是国企的氛围,相信现在的年轻人多数是不自在的。就拿会议室这事儿来说,外包是不给用的。申请也没用。最惨的不是这个。就连食堂都没你的份。不过里面的伙食是真好。

我是二零二五年十月份签的协商解除,赔偿还算可观,但我因此恨透了所谓国内的企业家。这么说的确很直白,但在这事儿上我实在不想那么委婉。因为这时候的公司性质,已经不是港资,而是挂着某大型国产品牌的名头。为什么恨?举例来说,口罩期间,我的工资没断过,甚至还有涨,期间也没听说过大规模裁员。可自从国内的企业家接手后,KPI,绩效,各种所谓企业文化的培训层出不穷,好像我学会了里面的术语就能给公司带来巨大的收益,极度讽刺。甚至动起手术来毫不手软,三天一小刀,五天一大刀。好在我们这部分还保留了完整的港区的制度,俗称大礼包。转念一想又释然了:总好过于上海另一个部门那位怀孕的姐姐。最少通知我的时候,还有律师在。

直到最近,长沙的一位同事告诉我,明年,公司就没了。

后记

其实这中间还有很多故事能讲,但回忆是个疲惫的过程。说来也怪,对于一个三十出头的年轻人,我的记忆似乎变得跟那些老头子一样,模糊,生硬,记不住新的事,只好翻来覆去地讲些陈旧的事。

可我还是那个我。

没彻底长大的我。

常与孤独作伴的我。

有时候我想,这世界带给我的东西,其实大部分是没法挑的——总还是要在人群中找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或许来年我会再次跟爸爸前往工地,不过来年的事,来年再说吧。

回头,刚刚讨论退休工资的那几个老头已经离开了,我看看碗里,火锅粉凉了,还没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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