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世宗柴荣雄才大略、天纵英才，但因驾崩得过于突然，在身后事的安排方面略显仓促，出现了一连串的“看走眼”。
显德六年（959年），柴荣北上亲征，仅用一个多月就兵不血刃收回了莫、瀛二州。5月，就在他振奋精神、计划一举收服幽州时，却因突然染病、身体难以支撑，不得不撤军。
6月，也许是自知时日不久，柴荣在短短一周内对朝廷内外的重要岗位进行了大规模重组。
文职方面，在原宰相范质之外，柴荣增加了魏仁浦、王溥参知枢密院事，共同组成了后周的最高文官集团。这仨人都是周太祖郭威留下的老臣，可以用“中规中矩”来形容。
此外，柴荣驾崩前夕，在召见范质等人托孤时曾刻意叮嘱：“王著藩邸旧人，我若不讳，当命为相。”但三人退下后略一商量，决定不遵照这一指令，因为王著虽“少有俊才”、对朝廷忠心耿耿，但为人喜好杯中之物，哪能与这种人为伍？
不过，文官的安排其实并不是最关键的。唐朝后期直至五代的上百年间，天下处于武人当政的时代，文官就像朝廷中的装饰品、无足轻重；五代中的后唐、后晋、后汉开国皇帝都是沙陀族，对于文治越发不上心。直到后周建立后，士大夫的地位才呈现出复苏迹象，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范质等人的宰相之位，可以用“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来形容。
因此，柴荣在军职方面的调整才是最关键的。
当初柴荣对军队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是后周强盛的最关键所在。高平之战后，有感于五代以来兵骄将怠、藩镇专横的顽疾，柴荣大力强化朝廷直接掌控的禁军，一方面汰弱留强，另一方面从全国各地征召最精锐的勇士加入。经过他的整顿，后周军队战斗力直线上升，往南攻取南唐淮南江北、往西拿下后蜀四州之地，令辽军也闻之生畏，可谓所向披靡；更为重要的是，以禁军为后周军力的骨干，形成了强干弱枝的军事态势，有效扭转了安史之乱后藩镇尾大不掉的局面。
后周的禁军分为两部：殿前军、侍卫军。其中，殿前军数量相对更少，但质量更高，基本集中了当时最拔尖的兵员；侍卫军数量占优，但质量略处下风。
而禁军的统帅，都是在战争中凭借实际表现崭露头角、经柴荣精挑细选的人员。在调整之前，两军的统帅按照职务高低分别如下：殿前军，都点检张永德，副都点检慕容延钊，都指挥使赵匡胤；侍卫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副都指挥使人员不明），都虞候韩通。
而在柴荣调整后，变成以下配置：殿前军，都点检赵匡胤，副都点检慕容延钊，都指挥使石守信；侍卫军，都指挥使李重进，副都指挥使韩通。
由此可见，侍卫军的领导班子几乎未变，殿前军则面目全非：最关键的领导岗位易主，张永德被踢出局，赵匡胤连升两级。柴荣做出这种调整，初衷很简单——为了放心。
张永德是当时仅次于柴荣的实权人物。论出身，他是郭威的女婿，而柴荣是郭威的侄子兼养子；论能力，张永德智勇双全、能征善战、极有威望，身为殿前军的一把手，让人心悦诚服。考虑到五代以来的朝代更迭规律，柴荣不可能放心张永德，选择了解除其兵权。
而当时的赵匡胤，则是柴荣眼里的老实人。跟张永德相比，赵匡胤一来不是皇亲国戚，二来年纪更大、功劳更小，而且向来忠厚诚恳、沉默寡言，不拉帮结派、不搞小团体，守城时连自己的亲生父亲都不违规放进门。
因此，柴荣思来想去，没人比赵匡胤更可靠了。
后来的事情证明，真实的赵匡胤与柴荣的判断完全相反，人家只是装出来的忠诚。建隆元年（960年）的元旦，他就迫不及待地制造了北汉、契丹联合入寇的假消息，宰相范质自然选择派他带兵出征，随后就发生了历史上著名的“黄袍加身”。虽然侍卫军的统帅李重进、韩通忠于柴氏，但殿前军的慕容延钊、石守信都支持赵匡胤，结果韩通在开封城中被杀，李重进起兵反宋但独木难支、自焚而死。柴荣的精心安排，反而加速了王朝的更迭，世上最难捉摸的果然是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