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中国人做学问的传统，读书的首要目的就是弄明白人世间的大道理。清代学者钱泳（1759-1844）先生有一副墨迹，“六经读罢方拈笔，五岳归来不看山”，气魄很大，流传也很广。
中国传统中“六经”的地位特别高。高到什么程度呢？差不多可以说是古代中国的非正式宪法。一切为人处事的准则都在这里，一切治国安邦的准则都在这里。只有明白其中的道理了，你才有资格为文著书。圣如孔子，也总是说自己“述而不作”，也就是把先贤的学说转述出来，而不是自己创作。
那“六经”包括哪六部经书呢？那就是孔子整理的《诗经》、《书经》（也称《尚书》）、《礼记》、《易经》、《乐经》和《春秋》。这几部著作，是儒家学说经典中的经典。其中《乐经》早就失传了。到了南宋，朱熹又编定出“四书”，也就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与上述“五经”合到一块称“四书五经”。清人对联里的“六经”，可以看作就是“四书五经”。
那“经”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地位呢？我们看“经”这个字，本义是指“织布时贯穿纵向的线”。“六经”的“经”，用的是这个字的引申义，指不随时间变化的准则、原则，可以理解为自然与社会运行的最底层的逻辑。
中国有很浓厚的“经”、“史”传统——“经”可以看作是“史”的灵魂，“史”则可以看作是“经”的肉身；“经”可以看作是亘古不变的根本法则，“史”则可以看作是鲜活生动的具体案例。所以古人读书往往是经史互参的。比如清代文人张廷济(1768-1848)先生的“刚日读经柔日读史，无酒学佛有酒学仙”，文辞与义理堪称双绝，儒、佛、道都占全了。
和“六经”有关的对联墨迹很多，再略举几例。下面又是一副张廷济先生的——“事业从五伦做起，文章从六经得来”。
下联“文章从六经得来”——大致可理解为：真弄通了“六经”的道理，那写起文章来就会“言之长短或气之高下皆宜”，怎么写都是好文章。就像武侠小说中高手出招，随意使来，招招妙绝；
上联中的“五伦”指五种人伦关系，即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夫妇有别、君臣有义、朋友有信。中国人看重“做事先做人”，如果行事有悖五伦、做人上先出了问题，那做事就根本无从谈起了。
袁世凯的二公子袁克文（1889-1931）书写过一副“汲古得修绠，荡胸生层云”。上联意思大概是——了解前人的智慧，弄懂“六经”的意思，就像用长绳子（修绠）从深井汲水一样。这个长绳子当然就是“书”了。以前有书店起名叫“修绠堂”，就是这个意思。
王阳明先生讲“知行合一”，人生阅历越丰富，对这四个字的体会就会越深刻。当做事遇到困难时，你会发现你原来自以为明白的——还是没有真明白！常言“百无一用是书生”，大概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平时读书万卷，夸夸其谈，好像自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一遇到麻烦则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了。
那反过来呢？人生阅历越丰富，你就越能体会到前人书中的深意。下面于右任（1879-1964）先生的“阅历知书味，艰难识世情”，说的就是这个意思。通过书本这个媒介，饱经世事的读书人和著书人发生了共鸣，正如王羲之在《兰亭集序》中感叹的——“后之览者，亦将有感于斯文！”
下面这副是清代书画家赵之谦（1829-1884）的墨迹，“行无愧事，读有用书”，文辞浅易直白，书法苍劲雄浑。赵先生这副字，根据拍卖行情至少也值50万人民币。
下面这副是两个耳熟能详的成语：“开卷有益，温故知新”（王铎行书集字）——书本打开，好事自来。把以前的成败得失弄明白了，定会对将来解决新问题、克服新困难有帮助。
下面是一副清代文人郭麐（lín ）（1767-1831）先生的“诗书于我为麴糵[qǔ niè]，嗜好与俗殊酸咸”。山西乔家大院有一副楹联写的就是这个，什么意思呢？
这里的“麴糵”qū-niè就是酿酒的酒曲，和蒸馒头的酵母类似。明白了这个，上联就好理解了。那就是：读到肚子里的诗书，就像酒曲、酵母一样，会慢慢地在你的体内发酵，逐渐让你成为一个有智慧、有修养的人。
这句话把学习与能力、读书与修养的关系说得很形象，“腹有诗书”是不会马上“气自华”的，还需要有一个“发酵”的过程。
说到这里，想起自己多年前在一个小书店见到过的一幅字，内容是这样的：
读书仿佛如登山，愈往高处步愈艰。
步愈艰时景愈妙，行行不觉出尘寰。
大家体会一下这首绝句，讲的就是量变与质变、渐修与顿悟，和“诗书于我为麴糵”真有异曲同工之妙。
下联“嗜好与俗殊酸咸”有点自我标榜、孤芳自赏的味道。这一点作为“傲骨”，藏而不漏是可以的；而一旦外溢为“傲气”，则就过犹不及，适得其反了。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