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跃”比我大两岁，和我关系甚密。
大院孩子自制“屁帘儿”风筝，我觉得大阳玩得特好，他做得“屁帘儿”，居然没有尾巴，而且每次就是他的风筝飞得最远，我问他弟弟小跃，为什么？答：我哥物理学得好，所以风筝做的就好。
这厮，算是把我忽悠了，我的物理学得按理说也不错，我做的风筝咋就是飞不高呢？他是真会给他哥脸上贴金，不过他哥大阳却没有给他脸上贴金，只是送给他一个外号， “死鸟”，原因是他一天到晚总是迷迷糊糊的。
“死鸟”平时在大院算是挺蔫的，不过也有绝的。
绝之一是超级的厨艺。
我们那个时候，都是家里做饭，一般孩子都会做点家常饭菜。
他父亲是解放前的“老复旦”，母亲是个普通老师，老爹老妈似乎都有一些业余爱好，唯独缺的就是家常菜料理。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死鸟”则义不容辞接盘，承担了做饭的家庭重任。这么说吧，我吃过他做的几次饭，其中的酱兔子，至今我还是这样定义，天下无双。
走到哪里我都挺关注，看谁家兔子做得比较牛，多少也算是有一点点见识了，但很难超越40年以前，“死鸟”做到的那个水平。
“死鸟”第二绝，就是貌似永远学不会英语。
他1978年以插队“知青”身份考进大学，毕业后在北京一国企工作不足2年，混到车间主任高位，原本已经踏踏实实，也打算交个女朋友过小日子了。
谁知不久有一机会，可以去米国留学，于是这哥们开始恶补英语。
此时我忽然发现他学英语怎么这么费劲。按理说，四年大学混下来，英语再差，起点也不会这么低，但对他而言“essential English”（国外的一种初级英语教材）第一册，似乎永远停留在前几课的水平。
主要是这哥们一读ABCD，就如同吃课安眠药一样，立马变成“死鸟”。
后来“死鸟”去了米国，据说仅过“托福”这个初级语言关，就耗费了他5年时间，这是我见过最奇葩的英语学不好的哥们，想起来，也算一绝！
红大楼有外号的孩子不老少，好听的难听的，似乎都和本人有些沾边。
我也有一个外号，因为我的名字有个“驰”，马也，谐音就成了“蚂蚁”，我被大院的孩子叫了十多年“蚂蚁”，朗朗上口。
我自己认为，叫什么不行，偏偏是那么一个小动物，但又能怎么样，你越不爱听，人家越叫，也就认了，郁闷并快乐着。
我还有一个外号，叫“三毛一”，因为我时不时跑到砖塔胡同东口外的一个乳品店吃“0.31元”一块的奶油蛋卷，当然，绝对是偷吃独食，被人发现，由此得名。
在那个时代，红大楼有外号的孩子算是比较多的，有道理没道理，好听不好听，也说不清楚，但作为一个标识、大院背书，挺有意思，等几十年以后，发小相见，说起昔日外号甚至以外号相称，倍感亲切且童趣无限。
京城大院孩子相互起外号现象比较普遍。在红大楼，几乎三分之一的男孩子都有外号，外号几乎100%都是小伙伴们相互起的，比较起来，也算是一大特色。
喜欢给朋友起外号，这个习惯我至今保留，如今我也是脱五奔六的人了，不过还是坚持这个习惯不改，或许在我们红大楼二代这些人的概念里，外号就是友好的背书，不是吗？
2018年初，红大楼二代齐二哥，深夜不眠，题红大楼“溜子”一首，您看看就明白了，咱真实的红大楼和在大院长大的二代子弟，就是这样的。
“中南海冬季滑野冰，昆明湖撞船不要命；颐和园逃票翻墙过，钓鱼台秋天逮蝈蝈；
八一湖遭遇打群架，天安门广场乘凉夏；金水桥骑车显威风，大会堂游戏瞎起哄；
什刹海泳池打水仗，地质部板砖把人伤；红大楼斗胆爬烟囱，锅炉房烟道来去匆；
师大附书馆抢名著，清华府辩论不服输；商业部夜撕大字报，农垦部院里敢放炮；
电影院红楼拍婆子，莫斯科餐厅“顺”勺子；灰大楼专揭平房瓦，齐雁铭门铃摁玩耍；
弹簧厂劳动偷铁块，大院里铁牌游戏怪；篮球筐号称独眼龙，神投手练就一身功；
地下室刷夜无人晓，李大爷片警找不着；红大楼顶层捉迷藏，天花板一脚踩漏慌；
牛老三家窗练枪法，胡同里中弹屁孩娃；大门外铺设纸按钉，自行车中招撒气停；
环形道骑行比车技，推铁环赛跑费力气；小工厂齐聚看电视，大食堂集体有饭食；
冰棍棍打赌留单双，捡烟盒三角早起床；攻城计游戏靠智谋，打垒球玩法耍滑头；
克朗球回力三角功，弹弓子制作靠手工；放鞭炮炸伤邝东眼，倒退走掉进粪坑溅；
吊死鬼吓坏恭颐府，疯人病被褥全扔出；卞家族家门随便入，陈家门同样自由出；
王晓棠不如李三姐，四中校当属本院爷；满院内南腔又北调，各家饭咸甜有味道；
多高官和蔼又可亲，做表率扫雪腿脚勤；老李头收发叫电话，呼官称回响嗓门大；
饥荒年空地种庄稼，地震年帐篷当成家；红大楼外号人人有，欺外人从没挨过揍；
冬储菜堆放院中央，买白薯排队不争抢；槐树枝骑跨好乘凉，树荫下乒乓比弱强；
批斗会想到院里开，群孩儿扎胎使阴坏；造反派瞪眼也无奈，惹众怒遭骂跑得快；
大院事稀奇古怪多，风气正出格不为过。”---齐京生
图片：2018年元旦，红大楼二代部分男神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