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德治与区域治理探讨
纵观中国历史，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时间上不算短，且朝代不断更叠，但治理方式基本不变。进入近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西方率先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确立了以法制为主导的法治时代。法治社会虽有其积极的一面，但解决不了社会和谐问题，试看今日世界两极分化、动乱、战争……就是明证。
中国实施“依法治国”大政方针，还处在初级阶段，加上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社会关系复杂，传统思想深根蒂固，这也给社会治理带来了一定艰难性。新时代固然需要新方法，但不可能一下子全面更替，新问题有些情况下也需要老办法去解决。就说传统的思想教化吧，两千多年的积沉我们就不能小觑。
一、传统治理的方式：
自从秦始皇建立了郡县制，到了汉武帝的“独尊儒术”，中国历代的统治者就牢牢地控制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思想行动。
首先让我们先看区域治理一一郡县制：
（一）中央（皇帝）：皇帝身为一国之君，掌握国家所有资源：财富、军队、人事、舆论……说一不二，但前提必须是“明君”，才有做到“有效治理”，否则国家就是灾难：导致掉失政权乃至国家灭亡，历史先例不少。
（二）郡（州府）：做为与“中央”与地方“县”相联结的设置，“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1.替代了原有（奴隶社会）“分封”的“宗法制；2.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
（三）县：县的设立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便每个地方、每家每户都纳入国家政治体制中。
但是，郡县制也导致了私有思想严重，官场腐败不断，社会矛盾激化。
其次，进一步认识“儒家思想”的统治：
汉初，政治上主张道家的“无为而治”，思想上主张“清静无为”，社会矛盾得到一定缓和。到了汉中期，随着国力的强盛，社会矛盾也不断深化，汉武帝为了进一步控制人们的思想，于是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以“仁义”思想和“君臣”伦理观念神化了专制王权。而后历代统治者倍受推崇，儒家文化成为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主流。
近代中国，特别是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化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进行了充分的揭露与批判，从而西方的思想也输入中国人的血液中。
二、传统德治的魔力：
“独尊儒术”就是“治民之术”，是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传统儒家文化其核心就是“宗法文化”，用宗法制度和宗法思想去管理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用伦理道德化的方式去处理各种社会问题；并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顺序理顺了国家、家族、个人间的关系。
具体治理上主张“仁政”，就是政治伦理化。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政治关系染上宗法观念的“温情”色彩。“仁政”对地主阶级产生了一定的约束力，防止他们干出“杀鸡取卵”的蠢事。早在汉初，儒家们就吸取了刑名之学的思想，认识到礼乐刑政具有相辅相成的关系，主张将仁政与法治结合起来，以德为主，以刑为辅，重视道德教化。其中贾谊是杰出代表，他劝君主和各级官吏带头为善，对百姓施以示范开导政策，同时又主张对反对朝庭、鱼肉百姓的地方割据势力。董仲舒将兴学置教、培养贤吏与推行仁政紧密结合起来，发展儒家修已以安百姓的思想，对建设贤德而干练的官僚机构提出了切实可行的建议。儒家的“仁政”主张有助于缓和阶级矛盾，提高吏治水平。
再之，借助宗教神学的力量来加强统治。以“天人感应”论使道德神学化，以君教神授说为君主专制的合理性提供了神学的论证，从而抬高了儒学的地位。所以，儒学不是宗教却胜似宗教。
正因为儒学以家庭为本位，以伦理为中心，主张“礼治”和“德治”，强调了人的影响力，发挥了道德的教化作用，使得中国封建社会在简单的三级管理制度下延续了两千多年。
三、简单机构的效能：
以古代县级机构设置为例：唐宋通常一县（公差）设置：县令1人，丞1人，主薄1人，尉1人，儒学（教谕）1人，共5人。元明清逐步增加了：助教1人，典史1人，巡检1人，税务1人，阴阳学1人，僧会1人，医学1人，共约10人左右。官员虽少，但秩序井然；虽有罪行，却少有发生。细小事情以内部消化为主：家庭→家族→社会舆论（道德），见官就是大逆不道，犯罪就等于犯天条。试与当今的机构相比较（据一份数字：现县级单各种机构就高达198个，且每个机少则三五人，多则数百人，一个县一般在2000人左右），中国封建时代以“人”为中心的道德教化确实很有“魔力”和“效率”！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加上人口膨胀，必然会产生许许多多古代不曾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新问题，世界联系更密切了，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了，当然需要更能适应时代需求的方法来管理。当前就全世界来说，法治社会已形成趋势，依法治国也成国人共识。但是，法律毕竟是最后一道防线，单靠法治，这社会就显得冰冷残酷，缺少温情，也解决不了法律未涉及和无法涉及的其他问题。
因此，只有把“德治”和“法治”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获得有效治理，社会才会文明和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