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古代文明的政治和文化以道德为本，其经济则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为末。钱穆先生说：“西方常常运用国家力量来保护和推进其国外商业。中国则常常以政府法令裁制国内商业势力之过分旺盛，使其不能远驾于农、工之上。”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古代的工完全不同于现代的工，那时的工只是工匠们从事的手工业，而不像现代的工通常指资本雄厚的大工业。实际上，古代统治者更重视劝农，对工的重视又稍次。以农桑为本，以工商为末，激励耕织平抑工商，便是中国长期奉行的“崇本抑末”的经济战略。

      战国时秦商鞅最早提出并实施了“崇本抑末”的政策。他说：“末事不禁，则技巧之人利，而游食者众。”“能事本而禁末者，富。”韩非又对“崇本抑末”思想做了系统阐述，在《五蠧》中称“工商之民”是无益于耕战而有害于社会的“五蠧”之一。提出要“使商工游食之民少而名卑，以趋本务而外末作”，主张减少工商从业人数，且降低他们的社会地位。

      西汉时期在“抑商”举措更具实质性，持续时间也较长。汉高祖刘邦即位即下贱商令，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本人及子孙“不得仕宦为吏”，而且还颁布“轻田税”令，使“重农抑商”在实践层面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历经惠、文、景诸朝，到武帝时还任用桑弘羊等人理财，在商业政策上推行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等，打击富商大贾对经济的垄断和市场的操纵。

      隋和唐初，统治者又曾重提汉初贱商之令，禁止工商业者入仕为官。唐太宗初定官品时曾说：“设此官员以待贤士。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逾俦类，正为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高宗时还仿刘邦之法，对工商业者的车骑、服饰等作了规定“禁工商不得乘马”，准穿白衣，不准著黄等等。

      宋元两朝对商业的政策较为宽松。但仍不乏士人力主崇本抑末。范仲淹就认为：“‘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善政之要惟在养民；养民之政必先务农。…天下之化起于农亩。”欧阳修强调“农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为国者未尝敢忽。”范仲淹曾指责“工之奇器，败先王之度，商之奇货，乱国家之禁，中外因之侈僭，上下得以骄华”主张“大变浇漓，申严制度，使珠玉寡用，谷帛为宝”“抑工商之侈”“劝稼穑之勤”。元代王祯则指出士、农、工、商“皆天之所设以相资焉者”“士以明其仁义，农以赡其衣食，工以制其器用，商以通其货贿”，四民各司其职，各得其所，则天下太平。“然其教之者，莫先于士；养之者，莫重于农。士之本在学，农之本在耕。是故士为上，农次之，工商为下：本末轻重，昭然可见。”“夫天下之务本莫如士，其次莫如农。农者，被蒲茅，饭粗粝，居蓬藋，逐牛豕，戴星而出，带月而归，父耕而子饁，兄作而弟随；公则奉租税，给征役，私则养父母，育妻子，其余则结亲姻，交邻里：有淳朴之风者，莫农若也。至于工逞技巧，商操赢余，转徙无常，其于终养之义，友于之情，必有所不逮，虽世所不可缺，而圣人不以加于农也。是以古者崇本抑末。”

      明代开国前夕的1366年四月朱元璋即表示：“今日之计，当定赋以节用，则民力不困；崇本而祛末，则国计可以恒舒。”给即将开国的朱明王朝定下了政策基调。洪武十八年（1385）九月，朱元璋对这一政策做了进一步解释：“人皆言农桑衣食之本，然弃本逐末，鲜有救其弊者。先王之世，野无不耕之民，室无不蚕之女，水旱无虞，饥寒不至。自什一之途开，奇巧之技作，而后农桑之业废。一农执耒而百家待食，一女事织而百夫待之，欲人无贫，得乎？朕思足食在于禁末作。”朱元璋把商业视为农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和导致国家财政紧张的重要原因，明确宣布要“崇本抑末”，并在开国后逐步落实在具体政策和措施上，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下令：“农民之家许穿绸纱绢布，商贾之家止许穿绢布。如农民之家，但有一人为商贾者，亦不许穿绸纱。”

      中国历朝历代对“崇本抑末”基本策略的实施当然有强有弱，但“崇本抑末”无疑是民国前中华文明的基本经济策略。从现代性视角看，正因为中国长期坚持这一策略，科技和工业才得不到发展，才失去了快速发展的好机会，于是才有19世纪的被动挨打。但从谋求和平和可持续性的角度看，“崇本抑末”则是英明正确的。以农为本则安土重迁，爱好和平。中华古代文明就是这样的。当然不是说古代中国人不打仗，但与游牧民族及欧洲诸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更热爱和平，至少不好战。

      “崇本抑末”经济的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能抑制奢靡之风的蔓延。在崇本抑末的古代，只有占人口极少数的统治阶级才能过奢侈生活，众多劳动者则终岁劳苦而仅得温饱，甚至难得温饱。从现代政府的角度看，这是不公平的，但从生态学角度看，众多人口生活节俭有利于减轻生态系统的压力。工商从业者往往聚居都市且善于货殖，他们最易于效仿统治阶级而追求物质豪华。一个社会倚重工商则必然滋长奢靡之风。而中国古代的明君贤臣对奢靡之风则有高度的警惕。唐太宗李世民曾问谏议大夫禇遂良：“舜造漆器，谏者十余人。此何足谏？”禇遂良回答说：“奢侈者，危亡之本；漆器不已，将以金玉为之。忠臣爱君，必防其渐，若祸已成，无所复谏矣。”[15]认为奢侈乃危亡之本，足见古代贤哲对奢侈的高度警惕。崇本抑末乃有效的抑制奢侈的治国方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