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 中专
一九九五年的初秋，我和同村的阿寿收到了广西梧州供销学校的录取通知书。拿到录取通知书后，我高兴地去菜地里找到正种菜的娘，我向娘报喜。听了这消息，娘是高兴的。我对娘说，等将来我参加工作了，住上了楼房，我就接你去住，让你享享福。
娘听了，心里乐开了花。村里有些外出工作的公职人员，在镇上或城里住上了单元房，将父母都接出去了，每年冬季，阳台上都会挂出一排腊肉腊肠，让在农村做农民的我们无比神往和眼馋。在农村，有几户人家冬季能晒些腊肉腊肠呢？我家数代都是农民，富足的生活，就是我们数代人为之奋斗的目标。
我考上中专，按当年的就业形势，是包分配的，这意味着，我可以跳出农门了。这个重大的消息，对于父亲来说，倍感欣慰。父亲一直期望他的几个儿子中，有那么一两个有点文墨，不让村里人从门缝里看人，把一家人都看扁了。父亲是文盲，他没有什么过庭之训，对子女的教育，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不识字就像死了半截那么吃力。他苦口婆心地劝儿子们勤学长进，终于在众儿子中有一个跳出农门，跟文化沾了点边，以他为家长的这个家庭里，再也不全是白丁之家了。读书人毕竟是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的门面。父亲没文化，只认得自己的姓名，但他深谙这个道理。
在一九九五年以前，儿女能考上中专，跳出农门，在农村，仍然是件光耀门楣的喜事。那段日子，父亲是扬眉吐气地高兴，同时也为高额的学费焦急。高额的学费，让本已贫困的家庭雪上加霜。一九九四年，我家好不容易才起了上三间钢筋混凝土的房子。而我的两个哥哥都到了结婚的年龄了，村里不少同龄的，都已娶生子。我如果去读中专，势必影响两个哥哥的婚事。
但是，为了读书的事，大哥和二哥非常仗义地相让了。说即使因此耽误了结婚，打一辈子光棍，也无怨无悔。
杨家好不容易出了个读书苗子，因为学费贵和哥哥们要等着结婚就放弃读书，父母和我的兄长们都开不了这个口。
于是，父亲开始四处向亲朋借钱。向有些亲戚借钱，父亲是带我一起去的。他们有些有钱，却担心我们还不起，以其他借口委婉拒绝了。走遍了所有的亲戚，借到快开学了，也才借到两千元钱。没办法，父亲只好叫我给大姐和姐夫求援。后来，也活该我摊上个好姐姐和姐夫，也算我有点读书运，那年上半年，姐姐和姐夫出海打渔，刚好发了点小财，存了五千元钱。已存了定期。大姐先向别人挪借五千元寄给我，她那五千存款到期后才还人家。因此，我得以顺利就读中专。若是提前一两年考上，我家的任何亲友，也没这能奈借这么多钱。那时还没有助学贷款的好政策啊。
离入学还有半个多月的某个夜晚，初秋的晚风微凉，挺适合纳凉。我家前面就是近五亩宽的晒谷坪，晚上稻谷收回家后，空旷得很适合附近的乡亲们坐着夜话。小孩子们也把这个宽阔的活动场所当成玩游戏的天堂。我们村里居住在晒谷坪附近的好几代人都在这里玩过滚豆子、滚石子、滚铁圈、踢键子以及追追打打的“三国演义”的游戏。
那个夜晚，满天繁星。我和阿寿坐在晒谷坪中聊到很晚，思绪也跑到了远方。那没有到过的远方啊，将如何接纳我们呢？两个即将就读中专的学子，命运之神又将怎样安排我们的人生之路呢？苍茫的大地，寂寥的星空，没有谁能回答我们。我们知道的，就是从此我们将离开故乡，走入一个新的时空。
开学的日子到了，大哥送我，阿寿的父亲送他。我们早早起床，吃过饭，扛了行李，就到村前的泥土公路上等客车。先搭客车到八步，然后转乘到梧州的客车。那时八步到梧州的路还是柏油路，不是二级路，更没有高速公路。整个旅程，我们要坐六个小时的汽车。那时的梧州还是梧州地区，钟山、八步、富川、昭平仍归梧州地区管辖。平桂管理区更是没有从钟山县和八步区分出来。一路上，看到的是陌生的风景，蜿蜒的公路，以及逐渐多起来的路边的芭蕉林。后来到了梧州市时，见到了宽阔的河流、庞大的轮船、雄伟的大桥。我年少时憧憬的远方，正一幕幕印证和颠覆我有限的想象。
大哥和阿寿的父亲帮我们办妥了入学手续，送我们到宿舍后，没停留多久，就回家了。留下连县城也仅上过两次的我，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这里，有很多来自两广的同学要去逐渐熟悉，这里有很多学习和生活的章程要我熟悉。我怯生的心，全是恐惧。夜里，好想家，好想家人，眼泪哗哗地流下来。
正式开学的六天，是军训，第七天，进行打靶训练。每位学生打五发子弹，当时我眼睛还没有近视，打了2个10环。第一次摸到真枪，第一次体验子弹射出后，枪屁股向人的肩膀冲击的力度，确实挺刺激的。现在回想起来，挺怀念当年没近视时的好处。
正式上课后，课程不再像初中时那么紧张，因为毕业后就走向社会了，没有了升学压力。同学们开始慢慢把压抑多年的爱好显现出来。广东的学生因为家庭富裕，对学校的伙食开始挑剔，打饭时往往比广西的学生加多几个菜。周末时也比广西学生爱到梧州市和苍梧县城逛街，购物，品尝美食。第一个学期将尽时，家庭富裕的广东男同学开始谈恋爱，除了追本班的女同学之外，还跨班追求其他年级的女孩子。
我和同班同宿舍的老乡黄启军（我们老乡昵称他为黄八）在宿舍里都住上铺，两床相邻。我们是贫穷家庭的农家子弟，加菜是不可能的，能吃饱就不错了，因为进的油水少，我们常常吃六两米饭还是勉强饱。周末逛街品美食和谈恋爱是万万不敢想的。
周末，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到学校后面的二顶山登山，登塔，然后到临近的农村闲逛。四年的中专生涯，学校附近的农村，我俩都逛了个遍。有时，我们也会步行去梧州市和苍梧县城去玩，一去就是一整天，除了三餐的花费外，其他东西基本什么也不买。
学校那时还办有校报，成立有由学生组成的记者团。这两个组织在我的中专生涯中让我的课余时间忙碌了不少。
第一个学期，班里有个女同学往校报投稿，后来居然刊登出来了，篇幅不大，一豆腐块。但这事儿在班里还是挺轰动的。校报是每个同学都可以看到的。自己的文章变成铅字，让同学们卒读，这是多骄傲的事啊。
我那时就特羡慕这个女同学的，羡慕人家的好文笔。心想，哪天自己写的东西也能变成铅字，那该多好啊。于是，我开始疯狂地向校图书馆借书来读，周末更多的时间是呆在宿舍里或教室里。上体育课时，一到自由活动时间，我和黄启军就跑回教室里。我看小说、散文。黄启军则练书法、学镌刻。体育老师后来发现我们不爱运动，期末考试时总爱治一治我们，每学期几乎都要我们补考。
我就是那时大量的读了贾平凹、陆文夫、汪曾祺、钱钟书等作家的作品，后来中毒日深，手也就痒痒的，就试着信笔涂鸦，试着给校报投稿，不曾想竟然也能发表出来了，后来我又试着给《桂东日报》、给《广西商报》、《广西日报》投稿，一些作品都能见报。校报的主编吴运兴老师也给予我鼓励，希望我继续写下去。我就是在那时坚定了今生今世的理想：立志要成为一名作家。那一年，我十八岁。
也正因为这个理想，我不得不大量地读书，书读多了，眼睛慢慢地就近视了，到中专的第二年下学期，我就戴上了近视眼镜。
人就是这样，尝到了甜头，收到了稿费后，就会刹不住车。从立志当作家的那一天起，我晚上就开始构思文章到很晚才睡觉。晚上打腹稿，第二天写下来。这样的结果是，舍友们都进入梦乡了，我还在频繁地上洗手间。我感觉人的大脑开动起来，尿也特别多。
我的粉笔字因为写得不错，班级出版板报，均由我负责。班里周三晚上的舞会、晚会，黑板上要写个晚会标题的，也是由我来写。那时因为班里无高手，我也就敢充大。拿湿毛巾在黑板上写下大字，然后立即用粉笔描边，倒也像模像样。记者团团长发现我有点书法基础，就吸收我为记者团成员。在学校的粉笔字比赛中，我和阿寿双双拿到二等奖，一等奖空缺，因为一等奖是高我们一年级的校友写的作品，他是全国书法家协会会员，就不参加评比了。
因为我会写点文章、书法也过得去，我在班里在学校里都成了才子，渐渐地，就应了那句“腹有诗书气自华”，我的性格也变了，肤色也变了。变得斯文文弱了许多。十六年后的现在，当我读到《曾国藩家书》中曾文正公说的：读书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骨相。也就对先生的话深信不疑，因为我本身就是过来人，是受益者啊。
那个在班里第一个在校报上发表文章的女同学，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一直没有再发表过文章。当年的很多给校报写稿的同学、校友，后来也不再有更多的作品面世。
有一个叫罗星翔的师兄，曾发表过一篇我挺喜欢的文章在校报上，后来也许是忙于找单位，也不见写了。到了一九九八年，校报因为学校的经费有限，就停办了。
我的文学启蒙老师吴运兴先生当时对校报的停办感到挺遗憾的。他召集校报编辑部的同学和校记者团的记者们开了个会，寄希望于我们三十多个爱写点东西的同学，他说希望我们这三十多个同学，校报虽然停办了，但社会上的报刊没有停刊，希望大家不要荒废了一支磨得有点尖的笔头，如果还好一点，将来哪怕有那么一两位成为作家，他就很欣慰了。
当时，我将恩师的这厚望牢记在心底里了，我想，这拨人中，哪怕其他的人都停笔不写了，我还是要写的。我要让老师看到希望，我不希望老师的希望落空。老师的希望，就是我的理想和希望啊。
十多年后，学校爱才，将罗星翔师兄调回了学校任教。我不知道他现在还写不写。但是吴运兴老师是写的，尽管现在他任学校的校长，校务繁忙，但仍笔耕不辍，我常在《贺州日报》上看到他写的散文和小小说。
老师年龄比我大，尚且如此用功，作为学生的我，又怎敢懈怠呢？
校报停办后，我开始往社会上的报刊投稿，发表与否不是最要紧的，要紧的是我不能因此停笔。为了提高写作水平，我加入了广西文艺爱好者协会，这个广西作协属下的一个协会，旨在培养文学青年。后来因为家贫，我交不起一百二十元的会费，协会的刊物也就停寄给我了。但在有限的几期刊物中，我还是有幸地读到了广西作家东西的一篇文章《我是怎样上了文学这条贼船的》，这对我这样一个不停地敲击文学殿堂大门的学子来说，是意义深远的指引，对我的触动很大。
到了中专的最后一个学期，学校安排学生社会实习，学校不帮联系实习单位，由学生自主联系。有门路的学生都托人找下实习单位了，父母是国家干部或工人的，自然也不用他们操心，父母会帮他们联系。
我和阿寿、黄启军都是农民子弟，没有领国家工资的亲戚可以依靠。第七个学期未结束，我们就急得慌。已经知道的同年级的校友中，四分之三以上已找到社会实习单位了。只等着一放寒假，各人就各奔东西。像我等没关系找到实习单位的学子，学校也不强求我们非得找到，反正各显神通吧。
刚开始，我们还不领会学校的要求，以为非得要找到单位，见习自己所学的财会专业才行。到要放假了，才发现有些同学去广东打工也行的，学样也不管。这样宽松的实习方式，让我们松了一口气。
在中专的三年多时间里，中专学校间兴起过一股交笔友的风潮。阿寿就交了个叫谢雅玲的女笔友。当时的笔友，都是互相通过写信的方式交流联络，然后彼此熟悉的。谢雅玲读的中专是三年制的，比我们早一年毕业。她们没有分配工作，去了广东东莞的一家电子厂打工。阿寿便托她联系我俩入厂做工的事情。
谢雅玲是广西平南县人。平南县我没去过，只是知道平南的小刀很有名。我们做学生的佩戴的几乎都是平南小刀。她有个老乡在广东东莞的一家玩具厂做注塑部的统计、会计。她老乡跟车间主管打了招呼，愿意招收我们这种假期工。就这样，我们在第七个学期结束后，卷了铺盖坐车到了东莞，不回家过1999年的春节。这么一离开校园，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就结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