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后不久，张老师说她还是少先队的辅导员，希望我们积极努力，争取早日加入少先队。其实我已经看到，比我们高的那些年级的学生，上学都戴着红领巾，显得更像是好学生，我也盼着自己早些入队。
关于怎么争取入队，张老师也讲了，大体说来，就是关心班集体，为班集体做贡献，争荣誉。
具体应该怎么做，我的理解是遵守纪律，学好课程，响应老师的号召，完成好老师交给的任务。于是我便照着这个方向努力。
上课，我从不给张老师捣乱，也不偷偷地搞小动作，安安静静地听讲。课后，我及时认真地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作业都能得5分。由于一年级上半学期的课程相对简单，我每次考试也能得5分（满分5分）。我自认为自己是好学生。
对于老师的号召，我是坚决响应。
比如，在我们入学一个多月的时候，张老师曾提议让我们从家里拿煤球，说要在教室生火烧水，给我们洗澡。回去把此事告诉母亲，她不理解，有些不乐意，不过我没管这些，兜了一大袋煤球拿到学校。张老师看我比别的孩子拿得多，显得很高兴。
那时候人们都住杂院的平房，挤挤插插，很难在家里洗澡。要洗澡还得花钱上澡堂，洗一次就得两毛，这对小孩儿来说就太奢侈了，所以母亲并不让我经常去洗澡。不过我每次去洗澡都是母亲提醒、催促的，我自己对此没有积极性，母亲不催是绝对想不起来的。我不但洗澡不积极，连洗脸也不认真。我每天早上肯定洗脸，但只洗脸蛋儿这一小块儿，耳朵后边不洗，脖子就更不用说了。母亲看到我洗脸就会说：“洗洗你的车轴。”我并不把母亲的话当回事，该怎么洗还怎么洗。有时母亲会揪着我让我照镜子，看我的脖子有多脏。
大概班里像我这样不讲卫生的孩子不在少数，张老师才想到要为我们洗澡的。张老师一贯重视我们的个人卫生，有时会抽查，掰着我们的手指脚丫看洗没洗干净。
同学们都积极响应张老师的号召，从家里拿来了煤球，可洗澡的事却没有搞成。印象中是学校不同意这么搞。最终我们奉献的煤球都成了班里冬季取暖的材料，也算没有浪费。
一年级下学期，我们换了教室，到学校北院北边的教室上课。此处的教室一看就是后盖的，已是新式平房，有两处可以对开的玻璃窗。教室前面是操场，我们上课时能听到体育老师的口令声，上课略爱干扰。
这学期的语文课讲了不少跟动物有关的小故事，如《小猫钓鱼》（不专心没钓到，专心后钓到了）、《乌鸦喝水》（瓶子里水少，乌鸦往瓶子里衔石子，喝到了水）、《两只羊过桥》（黑羊、白羊对向过独木桥，谁也不让路，打起来都掉到河里）。
还有篇课文，叫《还是人有办法》，我印象很深。
张老师让背过课文《打麦》，我背过了，现在都没忘：“劈劈拍！劈劈拍！大家来打麦，麦子好，麦子多，磨面做馍馍。馍馍甜，馍馍香，从前地主吃，现在自己尝。感谢毛主席，感谢共产党。”
我们还集体朗读过《老婆婆》的课文，读后最后“‘她是谁？’‘我不认识她。’”时，我们可着嗓子喊，我也记住了这两句。
算术课讲的是20以内的加减。难度不大。
副课就记得音乐课，因为音乐老师每节课都让我们反复地练习音阶。音乐老师叫李涛，她个子很高，戴着眼镜，一口京腔，看上去挺洋气的。
她弹着风琴教我们唱，先是“都来米发索拉希都”，再是“都希拉索发米来都”，唱过几遍后就隔着蹦着地唱。每节音乐课都练，一练就是很长时间。我觉得很烦。可后来大了，自己练习识简谱，才知道这很重要，它能让你看到简谱上的数字，就发出准确的声音。我不由感谢起李涛老师。
另外，我还记得是李涛老师教会了我唱《歌唱二小放牛郞》这首歌。记得她教歌之前，还先给我们讲了王二小的故事，让我唱歌时不由心生敬意。
大约在1958年四五月份，张老师说，学校就要组织“六一”联欢会，各班都要出节目。她说这关系到班集体的荣耀，我们一定要把节目排练好，不能让别的班比下去。
张老师给我们确定的节目是小歌舞剧《大板车》，其情节大致是，一位叔叔拉着板车去送货，路上遇雨，板车陷入泥中怎么也拉不出来。正在他焦急之际，来了一队少先队员，齐心协力帮助他把车推出了泥潭。
由于是歌舞剧，演员应该挑选能歌善舞的，可我唱歌不行，跳舞也不行，张老师却选中了我，看来她对我的印象是不错的，大概认为我是个听话的好学生。
我们这七八个被选中的同学，每天放学后都不能回家，要排练一阵子节目。
张老师是否教过我们的音乐课，我已记不清，反正《大板车》里的歌儿是张老师教的。张老师也能手脚并用地弹琴，同时还一句一句地教我们唱歌。她教的《大板车》我现在还能哼哼，只是歌词记不全了。印象中剧中叔叔的歌词是：“大板车，装货多，陷在泥里上不了坡，使劲拉，使劲拖，再难把板车上岸呵。”最后一句肯定不对，但我一直就是这么唱的，正确的词是什么，现在实在不知道了。孩子们的歌词是：“红领巾，胸前飘，少年儿童志气高……”后边的词儿就想不起来了。
教会我们唱歌之后，张老师又指导我们排练舞蹈。是谁演的拉车“叔叔”，我也记不得，反正我演的是少先队员。
那时的孩子都没上过幼儿园，没人会演节目，张老师得手把手地教我们怎么出场，怎么表演，怎么配合。练了好一阵儿，我们才能完整地表演这个节目。之后，张老师又组织我们反复练习，提高熟练程度。
练习得差不多了，张老师决定让我们先在班里试演。她要求我们都要戴红领巾，穿少先队队服。当时的少先队队服男同学是长袖白衬衣配蓝色裤子，女同学是长袖白衬衣配蓝色背带裙。
那时我们班还没有发展少先队员，自然我也不是，什么队服啊红领巾啊，都没有。回去跟母亲一说，母亲连夜给我缝了一条蓝裤子（有白衬衣），还帮我借了条红领巾。
试演很成功，我们都盼着联欢会快点儿召开，我们好在全校演出。可不知为什么，学校的联欢会竟然取消了。那么多天都白练了，我有些难受。母亲知道后劝我说:“不是班里的同学都看了吗？不算白练！”
一年级下半学期期末，我们班发展了少先队队员，我被批准第一批入队。
入队仪式上，国旗升起，鼓号声声，鲜艳的红领巾飘在胸前，嘹亮的队歌响彻校园，我第一次感受了庄严。
记得那时的队歌与现在的不一样，歌词是：“我们新中国的儿童，我们新少年的先锋，团结起来继承我们的父兄，不怕艰难不怕担子重……”
在我的内心，我肯定认可张老师对我的关爱，因为曾我做过一个很甜蜜的梦，梦中张老师是我的妈妈，非常非常地疼爱我。
入伍后，我很骄傲，就去跟王大娘显摆。王大娘听了很高兴，来了情绪，要考考我，她给我出了一道题：几个小孩去赶集，半道买了一兜梨，一人一个多一个，一人两个少个梨。她问我几小孩几个梨？我不知道怎样例算式，就胡猜，最后还给猜出来了。当我兴奋地告诉她是两个小孩三个梨时，她表扬了我：“有进步！”
以前，她也考过我一次，我就没答上来。她出的题是:“一加俩，俩加仨，七十二个加十八，总共是多少？”可我当时只学了十以内的加减法，不知怎么算。她批评我说：“你这上正规学校，怎么还不如我这上扫盲班呢？”
大概在1958年秋，二年级上学期开学之后，姥爷从老家到保定来看我们，我也让姥爷看了我的红领巾。
父亲为显示教子有方，让我当着姥爷的面儿画一幅画儿。当时，父亲正陪送姥爷喝酒，小饭桌就放在炕上，他俩一人一边地坐在炕沿，边喝边聊，我则坐在迎门桌前画画儿。
这次我什么也没有参考，就凭想象画了一只落在树上的小鸟。
我用的袋装水彩，挤出水彩没有调就画。之所以这么画，是受了我从国光文具店得到那张画片儿的影响，那幅画儿的颜色特别厚重，应该是一幅油画，为了达到这种效果，我有时不用水来调水彩颜料，而是直接从袋里挤出来用。
桌上葱爆羊肉和油炸花生米的香味影响了我，怎么也专注不起来，最后画得那鸟的彩色羽毛都是一疙瘩一疙瘩的，像落汤鸡。可姥爷看后还夸奖了我，并在我嘴里喂了一筷子葱爆羊肉，作为奖赏。
（照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