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前读《局外人》，不敢说读懂了，但我记住了一句话：“人生在世，永远也不该演戏作假。”可惜我们的社会本来就是个大舞台，而那些我们不能理解的生活就被看做是异类和荒诞。
因为《局外人》，知道了阿尔贝·加缪，也知道《鼠疫》。初看书名会让人联想起一些不舒服的画面，所以迟迟没有去读这本书。
直到前段时间我看了一部电影，《与玛格丽特的午后》，剧中那个95岁的老太太坐在长椅上捧着一本书读：“在这样一个城市里，人们感知季节的更替只能通过仰望天空的变化……要了解一个城市，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打听那里的人们怎么生活，怎么相爱，又怎么死去。”这段描述引起了我对这个城市的好奇，想找这本书来看，书的名字就是《鼠疫》。
小说讲述了北非一个叫奥兰的城市在突发鼠疫后全城人的各种反应，以及主人公里厄医生为代表的一大批人面对瘟疫奋力抗争的故事。
从《局外人》到《鼠疫》，加缪表现了一些存在主义哲学的基本观点：世界是荒谬的，现实本身是不可认识的，人的存在缺乏理性，人生孤独，活着没有意义。
天灾由不得人，再没有比灾难更无聊的东西了，所以有人认为它不是现实，而是一场即将消逝的噩梦。它的意义只在于在这场噩梦里，每个人的反应。
下面我想重点介绍一下书中的两个人物。
一是里厄，作为一名医生，里厄是一个无神论者，并不认同帕纳卢神甫集体惩罚的观念。在他看来，如果天主无所不能，自己就不用再去给人治病，而是让天主去治病。加缪通过里厄医生的坚定话语表达自己的心声：“我认为自己对当英雄和圣人都没有兴趣。我所感兴趣的是做一个人”。而且他非常清醒地意识到在人类与疾病的斗争历程中，人类的胜利永远是暂时的，而这场鼠疫对于他来说意味着接连不断的失败。
尽管明知是一场不断地与失败进行的抗争，但里厄医生依然奔波忙碌，每天不停地工作，他坚信，“看到瘟疫给人们带来的苦难和痛苦，只有疯子、瞎子或懦夫才会对瘟疫逆来顺受”。
小说最后他终于承认自己就是这本书的作者。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以客观的见证人的语气描述一切，正是存在主义文学的特征。
二是塔鲁，他的父亲是一个检察长，“天性善良”，然而，一次随父亲审案的经历极大地触动了塔鲁，并改变了他对父亲的看法。在庭审过程中，那个“可怜”的罪犯引起了塔鲁的深深同情。与之相比，正在宣读公诉状的父亲“显得既不善良，也不亲切”，而是“满嘴空话大话”，并“以社会的名义”宣判这个人的死刑。从这天起，塔鲁“开始带着憎恶关注司法、死刑”，并“震惊地发现”父亲“参加了多次这样的谋杀”。（读这段的时候，我想起了村上春树在小说《天黑以后》里描写一个学生由音乐转学法律的那段叙述，或许就是受到了塔鲁的影响。）
显然，在塔鲁的意识里，身为“检察长”的父亲已成为死刑与谋杀的隐喻，塔鲁对父亲的憎恶，正是对死刑的深恶痛绝。塔鲁不仅反对死刑，而且在此基础上重点思考了“合法”谋杀的问题。
当他申请去当自愿者处理死者尸体的时候，里厄问他：“你为什么非要做这件事？”
他回答：“可能是道德让我去做的吧。”
里厄问他：“具体是什么道德？”
他回答：“理解。”
成功的人生不是掌控，而是理解，先是理解自己，然后是理解这个世界。所以，要保持内心的安宁，必须学会同情，学会理解，让自己变得更善良更包容。
塔鲁认为，即使在疫病不流行的美好岁月，每个人仍有可能成为“鼠疫”病人，因为稍不留意，他（她）就可能直接或间接地致人死亡。比如作恶的坏蛋，开枪的警察，宣判他人死刑的法官，甚至普通人……
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小说中，塔鲁，包括敬业的里厄医生，他们对记者朗贝尔先前的行为没有贬低对其后面的选择也没有加以颂扬，而是始终站在支持的一面，“支持你的每一个决定”，他们觉得，作为一个人，他的任何行为都可以理解，都必须给予尊重。
加缪坚持个人主义的立场，认为个人应置于一切的首位。《鼠疫》这本书一个比较特别的点，那就是真实，全书既没有浓墨重彩的夸张的戏剧手法，也没有悬疑重重令人感到刺激的邪恶。书中的人物也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人，他们是这个时代里最常见也最真实的那种人，那种不会把拯救世界放在自身幸福之前的人。就是这样一个平庸的小好人才是我们最值得宣扬的榜样，他体现的是最真实的善良。
另外，我特别喜欢书里对人物心理变化的描写，大师就是大师，他用特有的敏锐抓住了人们内心中热诚和机械的部分。细读起来，书中人物那种绝望和悲伤的感觉常常使我感同身受，其实苦难的感觉是相通的，所以那些战胜苦难的勇气也同样可以感染正在经历不同苦难的人。
最后，我很庆幸自己在有生之年读了这本书，并且会反复阅读，不断告诉自己什么是善，以及在动荡、战争、劫难的极端环境下怎样继续做一个善良的人，告诉自己怎样在集体的荒谬和失控中坚守正义。
PS：或许是受电影《与玛格丽特的午后》的影响，我发现这本书真的很适合大声朗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