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清晨，当我拉开卷帘门，那声“哗啦”就像舞台的大幕开启。我的舞台不过三尺见方，玻璃柜台上映得出人脸，也盛得下整个小镇的悲欢离合。我把它擦得锃亮，像给自己戴上一副透明面具——谁都能看见我，谁也都看不见我。
第一幕永远属于李大娘。她踩着晨光进来，指甲缝里嵌着韭菜叶，先冲我挤眼：“闺女，今天山楂卷打折不？”我笑笑，把柜台最里侧那包已偷偷留好的山楂卷递过去。她塞给我两张皱巴巴的零钱，外带一颗用塑料袋裹着的煮鸡蛋。我知道，鸡蛋是给她儿媳妇的——那女人刚守寡，鸡蛋补身子，也补命。李大娘转身时，背影像一张被揉皱又展开的牛皮纸，轻飘飘的，却写满故事。
隔壁药铺的卷帘门总比我晚十分钟拉开。那十分钟里，我数过：有六个人徘徊。其中四个最终进去了，两个在玻璃门前系鞋带，系了足足五分钟。药铺的灯比我家浴室的还暗，可越是暗，越能藏住脸红。上周来了个戴鸭舌帽的男人，买“万艾可”时声音低得像蚊子，偏又掏出一大把硬币，“哗啦啦”洒了一地。药师小张蹲下去捡，他趁机往袖管里塞了一盒“金戈”。我隔着过道看得真切，却假装摆弄计算器——偷的不是药，是尊严；我若戳破，他今晚连梦都抬不起头。
对面菜摊的老太太是另一个传奇。她每天准时出现，像钟楼上的铜鸟，七点半准点啄食。目标永远是一根黄瓜，或三瓣蒜。摊主老周比我大两轮，抓到她第三次时，他举起黄瓜像举起一把剑，最终却只是掰下一半递过去：“婶子，下次来直接说，别蹲得膝盖疼。”老太太接过，忽然立正，给他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那天我听见她自言自语：“儿子在城里欠了债，我这张老脸不值钱，值钱的只有这把老骨头。”第二天，她照样来，老周照样装看不见，只是把黄瓜摆在了最外沿，像故意留出破绽。
我的柜台也曾是审判庭。有个穿校服的女孩，每周三来买一罐可乐，拉环永远不开，只把脸贴在冰凉的铝皮上哭。三个月后，她没来，来了一个剃光头的女人——是她妈。她买走店里所有可乐，一瓶一瓶打开，倒进门口的下水道。“她爸肝癌，孩子舍不得喝，存着给他解暑。”女人说这话时，眼睛像两口枯井，倒出来的不是可乐，是再也回不去的夏天。
当然也有喜剧。光棍老赵第一次来买卫生巾，整张脸憋成紫茄子。我假装没看见他背后的手，只问：“日用还是夜用？”他像背课文似的：“夜用……加长……她肚子疼。”第二天，他带来一兜子自家种的李子，红得发紫，像替他害羞。半年后，他娶了那个小他十岁的寡妇，婚礼那天，他醉醺醺地冲我举杯：“闺女，谢谢你没笑我！”我笑得比他还响——柜台太高，遮住了我眼里的泪。
小时候我以为售货员是世界上最轻松的差事：人来，指货，给钱，走人。多像童话里的魔法屋，咒语只有一句“我要”。可真站到这三尺之地，才发现咒语背后全是暗语。有人买走避孕套时，眼神在说“我怕”；有人买走婴儿奶粉，却先问“能退吗”；有人把巧克力反复拿起放下，直到过期那天才偷偷买走——那天是他女儿生日，女儿已不在人世。我们像柜台里的玻璃纸，包得住糖果，包不住酸。
最难忘的是去年冬天。一个穿军大衣的老人来买火柴，掏出一把分币，还差两毛。我挥挥手说算了。他摇摇头，从兜里摸出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我女儿今天火化，她怕黑，我得给她点盏灯。”我找出店里最大的火柴，十二盒装，塞到他怀里。他走了，雪地上留下两排脚印，一排深，一排浅——像有人替他分担了重量。
如今我依旧每天擦柜台，擦到能照见自己眼角的细纹。玻璃越来越薄，我的脸皮却越来越厚。我学会在找零时多塞一颗糖，学会把避孕套装进黑色塑料袋时在袋口打个蝴蝶结，学会在抓到小偷时先问一句“家里谁病了”。我不再是小时候幻想的那个“不用动脑袋”的魔法学徒，我成了这三尺之地的翻译官——把眼泪翻译成微笑，把绝望翻译成“还要点什么”。
下午六点，我拉下卷帘门，“哗啦”一声像落幕。我数钱，对账，发现抽屉里多了一张折成鹤的百元钞。展开来看，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今天你多找了我五十，可我明天还来。”我笑了，把纸鹤夹进账本——这是观众给的票根，证明我演得还不赖。
三尺柜台，万丈红尘。我依旧是那个卖东西的，却不再卖货物，我卖的是“被看见”——让那个偷药的男人知道，世界没戳穿他；让偷菜的老太太知道，有人故意留破绽；让哭过的女孩知道，可乐罐会替人守口如瓶。舞台小又如何？我这三寸地，每天上演着生与死、爱与愧、希望与妥协。而我，是那个永远不下台的演员，也是那个永远鼓掌的观众。
明天七点，幕布会再次拉开。我知道，李大娘的山楂卷已备好，老周的黄瓜摆在了最外沿，药铺的灯还是会亮得暧昧。而我，会把计算器按得噼啪响，像敲响开场锣鼓——
“周婶子，您要点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