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大人先生传》除了在谋篇布局上的别出心裁，其中表达的几个思想观点也十分通透。
文章通篇未曾出现“脱俗”一词，字里行间却无时无刻不体现着这个主张。既要脱俗，便不能为周身事物限定了眼界，“先生以为中区之在天下，曾不若蚊蝇之著帷，故终不以为事，而极意乎异方奇域，游览观乐非世所见，徘徊无所终极”。先生虽身处中原，却既不妄自尊大，亦不偏安一方“足不出户”，反而放眼世界，进行着一场没有目的地的旅行，是摆脱了空间地域上的限制。这一思想显然与古时中国处在世界中心的观念截然不同，倒是与今人的认知不谋而合，不得不说阮籍的思想在当时算是先进了。这样的我行我素显然会招致“君子”们的非议，“而先生不以世之非怪而易其务也”，是又做到了摆脱“人言”的束缚。在这一点上，这位“大人先生”与庄子笔下的“宋荣子”十分相似，也是将宠辱置之度外，按自己的准绳行事，回看阮籍，他自己又何尝不是这样呢？“茅”与“土”在他看来，不过一世的昙花一现，“谁将与久”？又有何追求的意义？作为“有道之人”，又哪里会贪恋人世，把自己束缚与某个具体的时代呢？即不被追求封爵和财富的欲望驱使，也不因世俗的绳墨改变自己的行为，“俗世”又能奈我何？这也许就是“大人先生”也是阮籍内心对于世间的不屑吧。
“大人先生”不遵循俗世的礼法，遵循的又是什么呢？“夫大人者，乃与造物同体，天地并生，逍遥浮世，与道俱成，变化散聚，不常其形。”“大人先生”所遵循的行事准则，是“道”，是自然的法度。这个法度，稳固着天地六合，使之不至于倾覆颠倒；为世间万物提供着可以依附的居所，使之得以屹立存活。至于人为制定的礼法，没有自然之“理”的前提，一切条条框框皆是不能成立的。那是什么使得“礼法”取代了自然的法度来磨灭人们顺其自然的本性呢？阮籍回答说：“盖无君而庶务定，无臣而万事理，修身养性，不违其纪。”矛头直指君主专制的政治体制。“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礼法的设置，不过是为了服务于君主对权力的欲望以及臣僚谋取高官厚禄的野心罢了。人们制造音乐来扰乱自然的声响，制作色彩来改变外在的形象，于外改变各自的容貌，于内隐藏自己的感情，“怀欲以求多，诈伪以要名”。所以阮籍以为，如果音乐不代表等级，色彩不代表权力，一切都是本来的形态，国家便不会因个人的追名逐利而乌烟瘴气、乱象丛生。也就是说，阮籍所认同的为君和为臣之道，是“各足于身而无所求也”。至于顺其自然、无所作为的法度，遵循它，世间便会因没有贫富、强弱和贵贱之分而达到远古之世的最高境界，因为这三组形容词，全部产生于人和人之间对比过后的差距，而追溯到为什么会有这种差距，则是人们因欲望或野心而刻意为之的结果。“大人先生”作为造化的一部分，与其一同变化发展，他能够泽被万物，是做到了遵从自然之道，让天地间的一切事物都按照自己的轨迹生长繁衍，而不去用自身的是非善恶标准加以干涉的缘故。由此可见，在阮籍看来，秉持自然无为之道行事的人，是有功于天地的。
《大人先生传》喻理于“大人先生”云游四方的见闻之中，以第三人称的视角全面展现了一个与天地并存、以求“道”为目的、顺应自然法度为行事准则、长生不灭的“至人”。这一形象融合了阮籍全部的思想主张，代表着其心目中所希望达到的至高境界——这样的境界在我们看来是不可能达到的，其中的理念也有过于任性和消极的成分。然而或许就是因为“大人先生”的境界过于出世和清高而不被世人所理解，才让这个形象极具吸引力和神话般的色彩，才让我们感受到阮籍浪漫又独特的真性情。
写于2018年5月2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