岛上的晨雾带着咸湿的腥气，漫过东岙码头的青石板，看海港的轮廓在水雾里若隐若现——从那里坐民间交通船过来，半小时的航程，浪头拍得船板吱呀响，满船都是赶海人的吆喝和海风的味道。这是我的老家，六七十年代的海岛，日子像晒在礁石上的渔网，粗粝却藏着细碎的暖意。
四岁那年登岛时，脚还够不着船舷。岛上的土屋依山而建，墙角爬着肥厚的藤蔓。那时条件差，米缸里的糙米老是见底，红薯和南瓜是餐桌上的常客，能吃上一口荤腥，比过年还热闹。大伯和二伯都住在岛上：大伯身体硬朗，每天扛着锄头去坡上种红薯，堂哥是大伯的儿子，比我大几岁，皮肤晒得像熟铜，裤脚永远卷到膝盖，露出沾着泥点的小腿，他总拍着胸脯说：“阿弟，哥带你去抓‘海岛人参’，管够吃！”二伯住在隔壁院，黝黑的脸上刻着海风留下的沟壑，笑起来露出两排结实的牙。
傍晚时分，常能看见二伯坐在院门口修渔网，大伯在一旁劈柴火，堂哥和嫂子帮着理线——嫂子是邻岛过来的姑娘，眉眼像岛上的野菊花，清秀又利落，绣得一手好渔网状的鞋垫，垫在布鞋里软乎乎的。我蹲在旁边捡贝壳，火光映着几人的身影，在土墙上晃出温馨的轮廓。
所谓“海岛人参”，就是岛西头海塘边的泥鳅。那片水域是海水与山涧的交汇处，咸淡交织的泥滩里，泥鳅长得格外肥硕，身子圆滚滚的，滑溜溜的脊背泛着青黑色的光。堂哥会提前编好竹篓，在篓口缠上细密的稻草，再挖一把带着腥味的海蚯蚓当诱饵。我跟在他身后，踩着软乎乎的泥滩，每一步都陷下去半只脚，裤腿上沾满泥浆，却顾不上擦——泥滩里密密麻麻的小气泡冒出来，堂哥说那是泥鳅在呼吸，顺着气泡挖，一准能有收获。
他教我蹲在泥塘边，双手呈捧状，慢慢探进泥里，摸到滑腻的身子就猛地合拢。我总忍不住慌张，刚碰到泥鳅就松手，看着它扭着身子钻进泥缝，急得直跺脚。堂哥就笑着把自己的收获放进我手里，那泥鳅在掌心扭动，凉丝丝的，带着泥土的湿润，我紧紧攥着，生怕它再溜走。夕阳把海塘染成金红色时，我们的竹篓就满了，倒在铝盆里，泥鳅们挤来挤去，溅起的泥水溅在脸上，咸咸的，却笑得开怀。嫂子早已在院门口等着，见我们回来，立刻接过竹盆去清洗，大伯则点燃灶火，柴火在灶膛里噼啪作响，没多久，蒸汽顺着锅盖的缝隙钻出来，带着鲜美的香气，飘满整个小院。
蒸熟的泥鳅肉质紧实，轻轻一撕就能分成两半，鲜美的汤汁浸在肉里，连骨头都带着咸味，我能一口气吃好几条，嘴角沾满油光。邻居家的孩子闻到味，会扒着院墙探头，嫂子就笑着喊他们进来一起吃。吃不完的泥鳅，嫂子会串在竹枝上，挂在屋檐下晒干，海风日夜吹拂，把泥鳅的鲜味浓缩成醇厚的咸香。堂哥总说：“多晒点，冬天给阿弟当零食。”晒好的泥鳅干呈深褐色，硬邦邦的，咬下去却韧劲十足，越嚼越香。
变故发生在有一年的夏天。那天风特别大，定海港的浪头拍得岸边的礁石哗哗响，雾气比往常更浓，嫂子站在船舷边朝我挥手，二伯也笑着说：“下午就回来。”可谁也没想到，那竟是最后一面。
中午时分，狂风裹挟着暴雨席卷了海面，海浪像愤怒的巨兽，把那艘满载着岛民的交通船掀翻。我们在岛上焦急地等了一天一夜，直到第二天午后，才有救援的渔船带来消息——交通船沉没在定海港外的海域，只有少数几人被救起，二伯和嫂子，再也没能回来。
我见到堂哥时，他刚从定海寻亲回来，浑身湿透，眼睛红肿得像核桃。大伯蹲在院门口，手里的柴火棍断成了两截，沉默得像块礁石；伯母扶着门框，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那之后，堂哥像变了个人，再也不怎么说话，每天要么帮大伯打理红薯地，要么就一个人去海塘边，蹲在我们曾经抓泥鳅的泥滩上，背影在夕阳里缩成小小的一团。我跟着他去海塘，他会默默帮我编好竹篓，教我怎么抓泥鳅，只是再也不笑了，也不再说“管够吃”的话。
家里的灶火再也没有以前那么旺。我还是会和堂哥去抓泥鳅，蒸熟后撒上盐，可那味道，总觉得比以前少了点什么——少了二伯添柴时的咳嗽声，少了嫂子递筷子时的笑意。堂哥会把最大的泥鳅夹给我，自己却吃得很少，眼神时不时望向定海港的方向，那里云雾缭绕，再也望不见二伯挥别的手势，也听不见嫂子温柔的叮嘱。
我该读小学了，临走那天，堂哥和大伯送我到东岙码头，堂哥把一大包晒干的泥鳅干塞进我的书包，声音沙哑得厉害：“阿弟，想老家了就吃这个，想二伯和嫂子了，就看看海。”大伯眼眶红红的，没说话。坐在往返的交通船上，看着海岛的轮廓越来越小，我忽然眼眶发热——那咸淡交织的泥滩，夕阳下的竹篓，蒸锅里的香气等，都早已刻进了我的骨子里。
（情节有虚构成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