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碎话，指琐碎而无意义的话，这当然是鲁迅的谦辞。文章既批驳了胡适要求学生“回到研究室”的言论，也批驳了陈西滢污蔑女师大学生回校是“暴力占据”的言论，主题并不明确，所以称为“碎话”。
鲁迅与胡适相识于1918年。五四运动前后，在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道德旧礼教，提倡科学与民主等方面，两人有着比较一致的思想观点和主张，关系也比较融洽。后来，由于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二人渐行渐远。
1923年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的《发刊宣言》中，胡适系统地宣传了他的“整理国故”的主张。胡适劝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1924年，他与陈西滢等人共同创办了《现代评论》，是“现代评论派”的代表人物。到了1925年，胡适走到了爱国学生的对立面，以进研究室“求学”为借口，反对学生运动。这也是本文中，鲁迅讽刺胡适的原因。““束发小生”变成先生，从研究室里钻出，救国的资格也许有一点了，却不料还是一个精神上种种方面没有充分发达的畸形物，真是可怜可怜。”
至于鲁迅与陈西滢的论战，则还是与女师大风潮有关。
女师大学生于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被章士钊、刘百昭雇人殴曳出校以后，即另在宗帽胡同赁屋上课，原址则由章士钊另立女子大学。十一月末章士钊潜逃天津，女师大学生即迁回原址。这立刻招致陈西滢的攻击，他在《闲话》中说：“女大有三百五十学生，女师大有四十余学生，无论分立或合并，学生人数过八倍多的女大断没有把较大的校舍让给女师大的道理。”他诬蔑女师大学生的回校，是“用暴力去占据”女大校舍，所以又说：“要是有一天，什么张胡子或李胡子占有了北京，他派兵送一二百学生来占据了二三千学生的北大，他说这不过学你们教育界自己发明的方法，你们又怎样说？”
对于此番言论，鲁迅反驳说，女师大学生是回归她们原本被占的本校，而北大建校二十七年，二者之间的类比并不恰当。他讥讽陈西滢的言论才是“挑剔风潮”、“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百年前的公案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学者文人们最好是有这样的一个特权，月月，时时，自己和自己战，——即自己打嘴巴。免得庸人不知，以常人为例，误以为连一点“闲话”也讲不清楚。”
只以言辞犀利而论，则显然鲁迅更胜一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