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这东西像烟酒，一旦碰过很难甩开。首先响应时代变化的是暴力统治权。掌权者的主管意愿、对于暴力机构的操控优势，以及部落战争的客观需求，以暴力为基础的政权应运而生，比如战炎帝战蚩尤的黄帝。而作为原本的最终裁决权的拥有者，部落长老们老胳膊老腿的，实在无法通过暴力抢夺世俗权力，但他们也有办法，通过对于自然力的长期观察积累形成的感知、理解和预测能力装神弄鬼，就如萨满一般，通过建立神权与代言人体系，与头脑相对简单的世俗首领达成妥协、分一杯羹，要是遇上个二愣子部落首领，说不定还能掌控更大的权力空间。这么一来，玩法就变了。人类从公权时代迈入由君权与神权交织的私权时代，一直延续至今。
现在，关键点来了。公权时代，人受到的束缚与限制来自于自然力，作为个体或者小群体，根本无法与之抗衡，只能通过上古神话调整主观认知和心态，认命了。可是私权时代不一样，都是一个鼻子俩耳朵，为什么我就要归你管甚至任你奴役？因此，在这个阶段，人类对于权力的反抗始终不曾停歇，不论是思想的自我觉醒，还是建立暴力组织揭竿而起，或者通过思想寻找更接近于理想状态的理论体系。但是，失败的不论，那些成功的挑战者，一旦上位，可以说是飞速转化为既得利益者，完全遵循原有的权力运行模式，比如开创新的教派，或是建立新的王朝，仅此而已。为什么？就是攫取和占有有限资源的根本目标和与之匹配的基本手段不曾改变。
而在与世俗权力和神权的抗衡中，有一种途径却是颇有效力，这就是商业。世俗权力和神权，说白了是对现有物资和资源的再分配。之前所说的反抗方式，本质上争夺的是再分配权力，正如孙猴子所主张的“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而无法实现个人在心理和生理层面突破权力与自然的双重束缚，实现人的解放。商业则不然，从古希腊的殖民城邦，到汉唐丝路的横贯东西，从西班牙葡萄牙的地理大发现，到英吉利法兰西的全球商业扩张。商业，以生产和流通创造财富，并使之自由流动而充满生机，并由此而对于突破自然限制拓展商业空间具有本能的需求和冲动。而这种需求和冲动，与权力中枢的掠夺性和保守性格格不入：
1、商业追求的是增量而不仅是存量；
2、商业追求的是流动的自由而不是权力的禁锢；
3、商业追求的是交易中的差价交换而不是征收或剥夺；
4、商业追求的是贸易范围的扩张而不是官僚体系的扩张。
例如，公元前2000年左右，古希腊海上贸易就已盛极一时，覆盖整个地中海区域。古希腊的海外探险殖民，不同于其他民族的迁移扩张，而是往往由某一城邦发起，该发起城邦被称为“母邦”。母邦把部分公民迁移到海外某地，另立家园，形成新的殖民城邦，这就是“子邦”；再由子邦创立“孙邦”，形成更多的城邦。从母到孙，这些关联城邦彼此间保持着相互独立与平等的关系.不存在政治上的隶属与统治关系。由于这种关系，母邦与子邦、孙邦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频繁，互通有无，共同获利。而广泛的殖民城邦进一步扩大了海外市场，使希腊东连接埃及、叙利亚、巴比伦等东方文明地区，南通非洲内陆，北出黑海，西达中欧，构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地中海经济贸易圈，其影响力某种程度上甚至超过了后世的以霸权而非商贸立国的古罗马。而古希腊在思想领域的开创性、活跃度同样远超罗马。
之后的另一商业文明高峰，则由地理大发现而开启。商业文明之所以从根本上撼动欧洲死气沉沉的中世纪，同样在于它通过商业地理扩张带来的财富与资源增长能力，自由平等意愿对个体解放的引爆作用，以及由开拓进取的能力和相匹配的财力所带来的对于新知识新技术的更高的接受和运用能力。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新教崛起、拿破仑战争……商业文明用了五百年时间，基本完成了对这个世界的改造，并从此占据统治地位。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