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七点半，我把最后一份材料塞进文件袋，数了数，正好五十份。打印机还残留着余温，像刚出炉的烤面包。同事阿远抱着一摞笔记本小跑进来，额头上一层细汗：“标签贴完了，还差签字笔。”我递给他一支，顺手在清单上划掉“分发”二字——那瞬间，仿佛给今天盖了个“完成”章。
下午两点，两份上行报告终于盖章扫描。我靠在椅背，听见窗外麻雀叽叽喳喳，像提前彩排明天的掌声。手机震动，老同事老林发来微信：“已落地，酒店安顿好，晚上见。”配了个龇牙笑的表情。我回了句“老地方，我请”，心里却想着抽屉里那三瓶存了半年的精酿：一瓶IPA、一瓶世涛、一瓶桂花香。它们静静躺着，像等待检阅的士兵。
傍晚六点，饭店灯光昏黄。圆桌转盘的玻璃擦得发亮，却映出菜单上歪歪扭扭的价目。菜一道道上，分量缩了水，价格却膨胀。我笑着摆手：“算了，别让数字坏了心情。”起身结账时，还是忍不住跟前台理论，退回来八十块。老林拍我肩膀：“你还是那个眼里揉不得沙子的家伙。”我摇头：“沙子里也能淘出酒来。”
回到宿舍，楼道里飘着淡淡的茉莉茶香。老林掏出旅行装的茶具，一壶四杯，热水冲下去，叶片翻滚，像往事的底片显影。我们聊并购、聊孩子、聊发际线，也聊当年一起加班到凌晨两点的夏天。茶过三巡，有人提议再开一瓶，我看看表，22:47，跑步的黄金时间早已溜走。窗外，校园操场的灯还亮着，像一枚迟到的月亮。
我摸出手机，把闹钟往前调了半小时。明早六点半，如果脚踝没有抗议，就去跑道兑现今夜的缺席——让汗水替我把今晚多喝的茶汤和故事蒸发成雾，飘进即将召开的晨风里。材料已就位，酒瓶已空，茶杯已凉，唯有脚步还等待启动。明天的大会会如期开幕，而我，将在第一声鸟鸣之前，先给自己的心脏发一份热烈的“出席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