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成帝绥和二年（甲寅，公元前7年）
春季，正月，成帝前往甘泉，在泰祭天。
二月，壬子（十三日），丞相翟方进去世。
当时星象显示火星进入心宿天区，李寻向翟方进上奏记说：“对付变化的权术，您都自己清楚。过去多次禀告，营室宿、东井宿、火星显示征兆，变化动静露出端倪，山川水泉，违反常理显示灾患，人民流传谣言却有了应验。这三件事已得应验，可说让人寒心。今摄提星，右摄提三星扬起芒角，枉矢星（类似流星）正中弧心，天狼星张起芒角，天弓星发出光芒，金星越过武库（言历武库则兵起），土星沉没不见，火星（又称荧惑）守舍（守心）三十日，死亡的日子，近在朝夕。您上无怀忧救助天下的功德，下无推辞谦让避让贤人的实效，想要身处高位，做无功德的臣子来保全自身，难啊！大责罚一天天加深，怎么能只保证仅有被斥逐的结果？你全府有三百余人，希望您选择那些合适的人，共同尽心竭力保全节操转凶为吉。”
方进很担忧这件事，不知该怎么办。适逢郎贲丽擅长观测星相，说大臣应该承担此责任。皇上于是召见方进。方进回来后，没来得及自杀，皇上便赐文书说：“皇帝问丞相：您有孔子的心志，孟贲（古代的勇士）的勇力，我好心和您同心一意，希望有所成就。只是你登位十年，灾害一起降临，人民遭受饥饿，加上疾病瘟疫淹死，关门的锁闩自行丢失，失去了国家的守卫，盗贼众多。官吏民众残忍凶暴，殴打杀害良民，审理和判决案件一年年比以前多。上书言事，在道路上就互相交谈，内怀奸恶结为朋党，相互隐瞒藏匿，都丧失了忠诚的心志，众下臣骚动不安，互相嫉妒，这些过错的责任在哪里？观察你的治国，没有想要帮助我使人民富裕安定的善念。最近郡国的粮食虽然大多丰收，百姓不够吃的还有许多，去城郭守卫的人，没有能够全部返回，我早晚未曾忘记此事。我希望以前的财用，能和现在一样，百姓的用度各有定数。你不均衡多少，都听从下属的进言，用度不够，便上奏请求权宜增加赋税，征收城邑及旁地园田的税，以钱代役，按马牛羊的头数征税，增加盐铁的赋税，变化更改没有常理。我既然不清楚，根据上奏同意实行。后来评议的人认为不方便，诏令传达给你，你说卖酒糟，后来请求停止。没到一个月，你又上奏书要卖酒糟。我实在奇怪你，为什么总抱着随俗的计策，而没有忠诚坚固的心意，将要凭什么来辅佐我指挥众下臣呢？而你想要久占显赫尊贵的地位，难道不困难吗！经传上说：‘居高而没有凶险，是能长久保有尊贵的途径啊。’我想要撤去你的官职，还不忍心。你要仔细考虑周密的计策，杜绝奸恶的本源，忧国如忧家，致力于安定百姓来辅佐我。我既然已经悔改，你也要自己反思，努力进食尽心尽职。我派尚书令赏赐你十石好酒，一只牛，你仔细考虑吧。”
方进当天就自尽了。皇上隐瞒了赐信之事，派遣九卿把丞相高陵侯的印绶赠给方进，又赏赐车辆棺材，在少府内张设供具，屋柱门槛都包上白布。皇上多次亲自前往吊唁，礼仪之隆重，赏赐之多和其他宰相的旧例不同，前所未有。皇上赐方进谧号为恭侯，方进的长子翟宣继承了他的职位。
司马光说：晏婴有句话说：“天命不容怀疑，命运只有一个，无法改变。”祸福降临，难道可以转移吗？从前楚昭王、宋景公不忍将灾祸转移到大臣身上，说：“把心腹的疾患，转移到四肢，有什么好处呢！”假如灾祸可以转移，仁慈的君王还不忍心那样做，何况不可转移呢！假使翟方进罪不至死而诛杀了他，以承当天变，这是诬蔑上天；假使翟方进有罪应当处以死刑，却秘密诛杀，又赐以厚葬，这是欺骗人心。孝成皇帝想欺天、欺人，但最后并没有好处，可以说是不知天命。
三月，成帝前往河东，祭祀后土神。
丙戌（十八日），成帝在未央宫驾崩。
成帝一向身体强壮，没有疾病。当时，楚王刘衍、梁王刘立来京朝见，第二天早晨就要辞行归国。成帝铺设帷帐，宿于白虎殿。成帝又想拜左将军孔光为丞相，已刻好侯爵的印信，准备了封拜诏书。黄昏和夜间，还一切平静如常，清晨，成帝穿裤袜要起床，突然衣服滑落，不能言语，当计时的昼漏到十刻时，成帝驾崩。民间喧哗，都归罪于赵昭仪。皇太后诏令大司马王莽，与御史、丞相、廷尉一起追究审理，查问成帝起居和发病的情况。赵昭仪自杀。
班彪说：我的姑母曾在后宫充当婕妤，她的父亲、兄弟都在宫廷皇帝身边侍奉，他们多次对我说：“成帝善于修饰仪表。上车后端正地站立，不向内回顾，说话不急，不指指划划。临朝时仪态深沉、平静，象神一样尊严，可称之为肃穆温和的天子之容。成帝博览群书，融贯古今，对臣下直率的言辞，能宽容接受，公卿的奏议有可称道的内容。正逢承平之世，上下和睦。然而，他耽于酒色，使赵氏秽乱于内宫，外戚擅权于朝廷，说起来令人叹息！”建始元年以来，王氏开始执掌国家命运，哀帝、平帝都短命，于是王莽篡夺了皇位。王氏的威福有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
成帝驾崩当天，孔光在大行皇帝灵柩前，拜受丞相、博山侯印信、绶带。
富平侯张放听到成帝驾崩的消息，追思仰慕哭泣，悲痛而死。
荀悦说：张放并非不爱成帝，而是光有爱，没有忠。因此，爱而不忠，是仁义的大害！
皇太后下诏：恢复长安南北郊祭祀天地大典。
夏季，四月，丙午（初八），太子即皇帝位。拜谒汉高祖刘邦的祭庙。尊皇太后为太皇太后，皇后为皇太后。大赦天下。
哀帝即位之初，亲自厉行节俭，减省各项费用，政事由自己裁决处理，朝廷上下一致希望能天下大治。
己卯，葬孝成皇帝于延陵。
太皇太后下诏，命傅太后、丁姬每十天一次到未央宫探望皇帝。
哀帝下诏询问丞相、大司空：“定陶共王太后应当居住在什么地方才合适？”丞相孔光素来听说傅太后为人刚强暴烈，工于心计，善于弄权，哀帝在襁褓中时，便由她抚养教导，以至成人，哀帝能继位，她又出了大力，孔光担心傅太后会干预政事，不想使她与皇帝早晚接近，于是就建议说：“定陶太后应另行修筑宫室居住。”大司空何武却说：“可以住在北宫。”哀帝听从何武的建议。北宫有紫房复道通到未央宫，傅太后果然从复道早晚去哀帝住所，请求哀帝加封她尊号，提拔宠信她的亲属，使哀帝无法以正道行事。高昌侯董宏迎合哀帝、傅太后的心意，上书说：“秦庄襄王的母亲，本来是夏氏，后来庄襄王被华阳夫人认为嗣子。等到继位后，夏氏、华阳夫人都被尊称为太后。应该尊定陶共王后为帝太后。”哀帝把此奏章交给有关官署讨论，大司马王莽、左将军、关内侯、主管尚书事师丹联合上奏弹劾董宏说：“董宏明知皇太后是最为尊贵的称号，现今天下一统，他却援引亡秦的事例作为比喻，贻误圣朝，这不是应该说的话，犯了大逆不道之罪。”哀帝新继位，态度谦让，采纳了王莽、师丹的意见，把董宏免官，贬为平民。傅太后勃然大怒，要挟哀帝，非要称崐尊号不可。哀帝于是转告太皇太后，太皇太后同意下诏尊定陶恭王为恭皇。
五月，丙戌（十九日），立傅氏为皇后，她是傅太后堂弟傅晏的女儿。
哀帝下诏说：“《春秋》说，母以子贵。所以应尊定陶太后为恭皇太后，尊丁姬为恭皇后。各自设置左右詹事，采邑如同长信宫皇太后和中宫皇后。”同时追尊傅太后的父亲为崇祖侯，丁姬的父亲为褒德侯。封哀帝舅父丁明为阳安侯，舅父的儿子丁满为平周侯，傅皇后的父亲傅晏为孔乡侯。又封皇太后赵飞燕的弟弟、侍中、光禄大夫赵钦为新城侯。太后下诏命王莽去职回府，以让权给哀帝的外家。
王莽上疏请求退休，哀帝派尚书令给王莽下诏曰：“先帝把政事委托给您而离开了群臣，朕得以继承皇位，确实深自庆幸能与您同心合力。现在您称病要求引退，显得朕不能奉承顺从先帝的意思，朕很悲伤。朕已下诏给尚书等待您来主事。”又派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左将军师丹、卫尉傅喜告诉太后说：“皇帝听到太后的诏令，很难过。大司马如不留任，皇帝也不敢主持朝政。”太后于是令王莽重新辅政。
汉成帝时代，靡靡之音特别盛行。以致黄门名倡丙强、景武之流，都以富有闻名于世。皇亲国戚甚至与天子竞赛女乐。哀帝在当定陶王时，就对这种风气十分厌恶，生性又不喜好音乐，于是在六月下诏说：“孔子不是说过吗：‘抛弃郑国音乐，郑国音乐太淫荡。’兹撤销乐府官。经书上记载的郊祀大典的音乐以及古代兵法武乐，不属于郑国、卫国的音乐，由其他官署管理。”裁减人员超过一半。但是百姓受靡靡之音熏染的时间很长了，又没有制定其他高雅的音乐来替换，因此富有的官吏百姓，依然沉湎其中，一如往昔。
刘歆，字子骏，小时候因通晓《诗经》、《书经》，善写文章，而被成帝召见，成帝让他在宦者署候命，成为一名黄门郎。河平年间，刘歆同他父亲刘向接受成帝诏令，主持校勘皇家所藏的书籍，解释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刘向死后，刘歆又被任命为中垒校尉。哀帝刚即位时，大司马王莽因刘歆乃宗室子弟，且有才有德。举荐他担任侍中太中大夫，不久，又晋升为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此时的刘歆地位显贵而为哀帝所亲近。
哀帝命令刘歆负责审核校对儒学《五经》，完成其父刘向未完成的事业。刘秀于是汇总群书，编成七略上奏，有《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记录书目的共有六略，包括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叙述诸子的，分为九大流派：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他认为：“九家都兴起于王道已经衰微、诸侯以实力为政的时代，当时的君主们的喜好厌恶大不相同，因此九家学派同时兴起，各持一端，推崇所喜好的学说，并用这些学说去游崐说各国，争取诸侯的赞同。主张虽然不同，但就象水火相灭，同时也相生一样，它们也是相反相成的。比如仁与义，敬与和，虽然相反，但也都是相成的。《易经》说：‘天下人都回到同一个地方，但走的路不同；天下的道理是一致的，但人们却有许多种思虑。’而今，各个不同学派的人推崇自己学派的长处，如果深入研究，弄清它们的宗旨，虽然都有掩蔽短处的现象，但综合各家学说的主要内容和宗旨，也不过是儒学《六经》的支派或末流。倘若这些人能遇到圣王明主，将他们的主张折中修正，那么他们都可成为栋梁之才。孔子说：‘礼仪失传，到乡野去寻找。’现在距闻圣人的时代，已经很久远了，当时的道术不是缺失，就是废止了，无处追寻，这九家学派，不是胜过乡野吗！如果能钻研儒学《六艺》，再参考这九家学说，舍弃短处，采取精华，就可以精通万种方略了。”
刘歆和刘向最初都研究《易经》。宣帝时，皇上下诏命令刘向研究《谷梁春秋》。十多年后，刘向对《谷梁春秋》的内容已非常明白、熟悉。到刘歆校勘皇家所藏之书时，发现了用篆文传抄的《春秋左氏传》。刘歆对这本书非常喜欢。这时，丞相史尹咸因能研究《左氏》，与刘歆一起校勘经传。刘歆略微向尹咸和丞相瞿方进请教了一些关于《左氏春秋》的疑难问题和字词的意义。当初，《左氏传》大多是古字古言，学者们解释经文的著作不过是解释字义而已。到刘歆研究《左氏》时，他引用解释经文的著作来解释经典，相互引证，推陈出新。这样，解释经文的著作既有经文段落句读，又有经文总的精神。刘歆沉迷于谋议之中，他们父子两人都喜欢古文经书，都博闻强记，没有人能比得上他们。
刘歆认为左丘明喜欢的与憎恨的东西，同圣人们相同，因为他亲自见过孔夫子，而公羊、谷梁出生在孔子的七十弟子之后。把传闻的东西记载下来与把亲眼见到的东西记载下来，其详略自然不同。刘歆多次以两者的不同记载，出难题为难刘向，使刘向无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
然而刘向还是坚持他自己对《谷梁》的解释。
河间王刘良，能学习献王的高尚品行，母亲王太后去世，他完全按照礼仪的规定服丧。哀帝下诏褒奖，增加采邑万户，使他成为宗室奉行礼仪的表率。
早先，董仲舒曾劝说汉武帝：“秦国采用商鞅之法，废除井田，人民可以买卖土地，造成富者田地一望无际，贫者没有立锥之地。县邑有尊贵如君王一样的人，乡里有富比公侯的财主，小民怎能不困乏呢？古代的井田法现在虽然难以仓猝实行，但也应该少有恢复，应限制人民占田的数额，将多余的土地补给不足者，堵塞兼并土地的途径。取消奴婢，除去主人可以随便杀害奴婢的特权。减少赋税，减轻徭役，使人民得以休息。然后才可把国家治理好。”等到哀帝即位，师丹又建议说：“而今连续几代的太平盛世，豪有的吏民的家产数目达数万万，而贫弱的人却愈加困乏，应该略为限制一下占田数额。”哀帝把这个奏议让大家讨论。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上奏，请求：“从诸侯王开始，诸侯王、列侯、公主占田各定限额。关内侯、官吏、庶民占田都不得超过三十顷。奴婢人数不得超过三十人。期限定为三年，三年后有违犯规定的，财产没收入官。”这一来，造成一时田宅、奴婢的价格下跌，皇帝贵戚和天子的亲信都感到对自己不利，于是哀帝就下诏书说：“暂且等待以后再说。”这个办法遂停止不行。哀帝又下诏：“设于齐国的三服官以及其他主管皇家服装的官署，由于绮罗的纺织刺绣，十分艰难，因而全部停止不再制作和向京师运送；废除二千石官员可以保荐子弟当官的任子令以及诽谤诋欺法；掖庭宫女年龄在三十岁以上的，令其出宫嫁人；官奴婢年龄在五十岁以上的，免除奴婢身份，成为庶民；增加官秩在三百石以下的官吏的俸禄。”
哀帝在未央宫摆设酒席，内者令把傅太后的座位设在太皇太后座位旁边。大司马王莽巡视后，斥责内者令说：“定陶太后不过是藩王妃而已，怎配跟至尊的太皇太后并排而坐！”下令撤去原先的座位，重新摆放。傅太后听说崐后，大怒，不肯赴宴会，极端愤恨王莽。王莽再次上书请求退休。秋季，七月，丁卯（初一），哀帝赐给王莽黄金五百斤、四匹马驾的安车一辆，让他辞官回到府邸。公卿大夫大多称赞王莽，哀帝于是给予他更多的恩宠，特意派中黄门到王莽家，以供差使。每隔十天，哀帝赐餐一次。又下诏，增加曲阳侯王根、安阳侯王舜、新都侯王莽、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采邑人户各不等。赐王莽为特进、给事中，每月一日和十五日可以朝见皇帝，朝见时的礼节一如三公。又召回红阳侯王立，使居京师。
傅太后的堂弟、右将军傅喜字稚游，少年时就喜好学问，有大志德行。王莽既已罢职退下，大众希望傅喜接替王莽的位置。当初，哀帝加封外戚官爵，唯独傅喜自称有病而谦让推辞。傅太后刚开始干预政事，傅喜就多次进言规谏，因此傅太后不想让傅喜辅政。庚午（初四），任命左将军师丹为大司马，封高乡亭侯。赐傅喜黄金百斤，缴还右将军的印信绶带、以光禄大夫的身份在家养病。任命光禄勋、淮阳人彭宣为右将军。大司空何武、尚书令唐林都上书说：“傅喜行事仁义，品德高尚廉洁，忠诚忧国，适宜做内朝辅弼大臣。现在以有病为借口，突然被遣返回家，使大众感到失望，都说：‘傅氏是贤能之人，只因见解与定陶太后不合，因此被斥退。’百官没有不为国深深痛惜的。忠臣是国家的卫士。春秋时，鲁国因任用季友，治理好了混乱；楚国以子玉是否活着，决定被别国看重或轻视；魏国依仗有公子无忌，才能战胜强敌；项羽则由范增决定他的生存与灭亡。百万人之众，不如一个贤才。因此秦国用千金去离间廉颇和赵王的关系；汉高祖散万金使项羽疏远范增。傅喜能担当朝廷大任，是陛下的光辉，也是决定傅氏兴废的关键。”哀帝自己也很器重傅喜，因此，不久就再次征召任用他。
建平侯杜业上书说：“王氏世代掌权，时间很久了，朝中没有正直敢说话的大臣，宗室诸侯微弱，与囚犯没有什么两样，从佐史以上到大官，都是权臣的朋党。曲阳侯根以前是三公，辅佐朝政，知道赵昭仪杀皇子的事情，不马上报告，反而与赵氏勾结，恣意妄行，进谗言诬陷许后，强加给她莫须有的罪名，许姓家族被诛灭，残害了元帝的外戚之家。内嫉妒同母哥哥红阳侯立与姐姐淳于氏，二人都年老被放逐。最近又喋血京师，威势权力令人可畏。高阳侯薛宣有不奉养母亲的名声，安昌侯张禹是一代奸雄，惑乱朝廷，使先帝在天下受到指责，尤其不可不谨慎。陛下刚即位，来不及谦让，孤立无助，没有辅佐，权臣交替，就像把手伸进滚烫的水中一样难办，应该及早按道义割舍恩爱，安天下百姓之心。我私下见朱博忠信勇猛，才能谋略，当代罕见，确实是国家的英俊人才，宝贵臣子，应征召朱博，安排在陛下身边，来镇抚天下。这个人如在朝中，那么陛下就可高枕而卧了。
从前诸吕想危害刘氏，幸亏有高祖的遗臣周勃、陈平还在，否则，差点被奸臣耻笑。”
哀帝小时候就听说王氏骄横，心里对他们没有好感。因为继位时间短，因此对他们暂且优待。杜业上书一个多月后，司隶校尉解光上奏说：“曲阳侯王根，在先帝还没入陵安葬之时，就公然聘娶后宫女乐五官殷严、王飞君等，在家置酒歌舞。王根的侄子、成都侯王况，也公然聘娶先帝后宫的贵人为妻。他们都没有人臣之礼，犯了大不敬、不道之罪！”于是天子说：“先帝对待王根、王况叔侄，极为优厚，现在他们竟背恩忘义！”由于王根曾有立定陶王为太子的建议，因此仅遣送回封国。王况被夺爵，贬为平民，遣归原郡。由王根以及王况的父亲王商所举荐而当官的人，全部罢免。
九月，庚申（二十五日），发生地震。自京师至北边郡国，有三十余处地方毁坏了城郭，共压死四百余人。哀帝因为发生灾异而询问待诏李寻，他回答说：“太阳，是所有阳性物质的主宰，是君王的象征。君王不行正道，则太阳会失去常度，暗淡无光。最近，太阳尤其不明亮，光彩被侵夺而失去原来的颜色，邪气插入，晕霓屡次出现。我地位卑微，不了解内廷的情况，只以太阳的变化来观察陛下，志节和行为都比即位初期大为衰退了。请陛下振奋阳刚之气，意志坚决，严守法度，不听女人的请求，不受邪臣的摆布，那些保姆乳娘甜言卑辞的请托，绝不要听。努力实现大义，不要在小处不忍。实在不得已时，可以赐予他们钱财珍宝，不可用官职去殉私情，因为这实在是皇天之大忌！
我听说，月亮是阴性物质的主宰，是后妃、大臣、诸侯的象征。近来，月亮多次发生变异，这显示母后干政乱朝，阴阳俱伤，两相妨碍。外臣不知朝廷大事，我只是相信天象。如果应对天象这样解释，那么陛下所亲近的大臣已不足依赖。陛下应亲自另行寻求贤能之士，不要使邪恶之人的势力强大起来，这样才能使国家昌盛，汉王朝强大。
我听说五行以水为根本，水是公平的标准。实行王道，政治公平修明，则会百川治理，脉络畅通。如果政治偏离正道，失去了纲常，则会江河泛滥成灾。而今汝水、颍水腾涨漫溢，与雨水一起肆虐，给人民造成危害。这正象《诗经》里所说的‘百川沸腾’，这些灾害应归咎于外戚之类。请陛下稍稍抑制外戚大臣！
我听说大地行事温柔平静，这是阴性事物的正常状态。近来关东地区多次发生地震，为了挽救上天怪罪而降下的灾祸，应该崇阳抑阴。陛下要坚定意志，建树威严，关闭断绝私下请托之路，提拔引进英俊人才，罢退不称职的官吏，使本朝强大！根本强大了，就会精神振奋，所向无敌；根本衰弱了，则招灾惹祸，被邪恶的阴谋侵凌危害。听说当年淮南王谋反之时，他所害怕的只有汲黯一个人，认为公孙弘等都不值得一提。公孙弘是汉朝的名相，今天没有人可以比得上，他尚且被人看轻，何况今天连公孙弘之辈都没有呢！所以说，朝廷无人，就会被乱臣贼子轻视，这是自然的道理。”
骑都尉平当，被委派主管治理河堤事务。他上奏说：“古代的九河，现在全都堙灭难寻。查考儒学经义，治水有决开堵塞的河道、深挖河床等方法，而没有高筑堤防、约束水流的记载。黄河从魏郡以东多次发生泛滥决口，水道难以确定，四海之内那么多人，是欺骗不得的。应该广泛征求有浚川疏河能力的人。”哀帝听从他的建议。
待诏贾让上奏说：“治河有上、中、下三策。古人修筑城郭，使人民定居，划定疆界进行垦殖经营时，一定放弃在川泽之水汇聚之处，而要选择在估计水势不能到达的地方。大河不修堤防，而小河小溪可以流入，在地势低下的地方，利用山坡修筑围坝，形成湖泊池泽，秋季可以利用它蓄水，水面宽阔，水流缓慢不急迫。大地上有河流，就象人有口一样，用土石修筑堤防来阻止河水，就象塞住小孩的嘴制止他啼哭一样。难道不是很快就止住了吗？但是孩子的死期也跟着到了。所以说：‘优秀的治水专家，决开堤防，疏导水势；杰出的政治家，使人民心中的想法宣泄出来，畅所欲言。’堤防的修筑，历时未久，兴起于战国时代。各自为了本国利益，修筑堤防，堵塞百川。齐国与赵、魏以黄河为界，赵、魏这边是山，而齐国地势低下，于是齐国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河水东下到达齐国堤防，受阻，则向西岸泛滥，使赵、魏遭受水灾。赵、魏也在距黄河二十五里处修筑堤防，虽然采取的不是正确的方法，但当时河床宽，足以容纳。洪水时常到来，又走了，淤泥沉积成为肥沃的土壤，人民在上面耕种，或许赶上很久都没有发生水灾，于是陆续在这里兴建住宅，遂成村落。若洪水经常泛滥成灾，漂没田宅人畜，为了自救，就把堤防修筑得更高、更多，然后把城镇稍作迁移，排除积水，居住下来。在这种状况下，自然就会经常发生被洪水冲没淹死的惨剧。而今黄河堤防，近的距河仅数百步，远的有数里，在旧有的大堤之内又修筑数重堤防，人们居住其间，这都是前代的排水设施。黄河从河内、黎阳至魏郡、昭阳，东西两岸都互有石筑的堤防，疾驰的洪峰受到石堤的阻挡，急剧回转，百余里之间，黄河两次向西猛拐、三次向东弯折，挤迫到这种程度，自然不得安宁。
如今若实行上策，则迁移冀州洪泛区人民，决开黎阳遮害亭的堤坝，放黄河向北溃决，流入渤海。黄河西邻大山，东近金堤，依水势不会流得太远。洪水泛滥一个月，自然就会稳定下来。有人将会诘难说：‘如果这样，势必毁坏数以万计的城市、田地、房舍、坟墓，人民会怨恨的。’从前大禹治水，山陵挡路，则摧毁山陵，因此凿通龙门、打开伊阙、劈分底柱、击破碣石，使天地的原貌改观。而城郭、田舍、坟墓不过是人工所造，何值得提起！现在濒临黄河的十郡，每年整修河堤的费用，将近万万钱，一旦发生大的决口，将毁坏无数。如果拿出数年治河的费用，可以安置迁移的人民，遵照古代圣贤的作法，确定山川的位置，使神和人都各得其所，互不相扰。况且大汉国土广阔万里，何必与黄河去争那一点土地呢！这计划一旦实现，黄河稳定，人民安居乐业，千年没有水患，因此称为上策。
至于在冀州地区大量修筑运河渠道，一方面可使人民用来灌溉良田，另一方面又可分减水势。虽然不是圣人的作法，但也是挽救危局的良策。可从淇口开始，往东修筑石堤，多设水门。恐怕有人会怀疑，黄河这样的大河，用渠道水门难以控制得住，而荥阳粮道运河的功能，就足可以验证。冀州灌溉水渠，从头到尾，正应仰赖于这种水门。各个水渠往往都要从这里取水分流。天旱则打开东方下水门，使冀州田地得以灌溉；一旦洪水到来，则打开西方高处的水门，分散水流。这种方法，可使民田得到适当管理，河堤也不会毁坏。这实在是富国安民、兴利除害、能控制水患数百年的办法。因此称为中策。
至于只是修理完善原有的堤防，把低的地方增高，薄的地方加厚，消耗人力物力没有止境，却仍然频繁地遭受洪灾。因此这是最下策。”
孔光、何武上奏说：“应撤除的亲情已尽的祖先祭庙的名次，应当及时确定下来。请陛下与群臣讨论。”当时光禄勋彭宣等五十三人都认为：“孝武皇帝虽然功勋卓著，但亲情已尽，应撤除祭庙。”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却提出异议，说：“按照《礼记》，天子的祭庙应有七座。七是正规的数量，可以作为常数。被尊为‘宗’的，不在此数中，宗是变数。如果有功德，就被尊为‘宗’，因此不可预先规定宗的数量。我们愚昧地认为，孝武皇帝的功勋那样大，而孝宣皇帝又如此地尊崇他，不应该撤除他的祭庙！”哀帝观看奏议后，指示说：太仆王舜、中垒校尉刘歆的建议可行。”
哀帝想设置学馆，让博士公开讲授《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哀帝令刘歆同研究《五经》的博士们一起解释、讨论《五经》的微言大义，但那些博士中有人不肯不肯作出回答，于是刘歆移送文书给太常博士，责备他们说：“昔日唐虞衰落了，但三代相继兴盛起来。这时期的圣帝明君，不断涌现，且相互承袭，这时的王道尤为突出。周室衰落了，且礼乐不正，而王道也同礼乐不正一样，难以完备。
因此，孔子担忧王道衰落，不能在各国实行，而周游列国去应聘。他从卫国返回鲁国后，校正了礼乐中的一些错误，使《雅》、《颂》都得到适当的演奏场所；他修订《易经》，为《书经》作序，修纂《春秋》等，都是为了记载昔日帝王的王道。到孔夫子去世之后，那精微的语言就杜绝了；到他的七十弟子去世后，他的语言中的深奥含义也被人误解而出现乖舛。
这样，国家开始历经战国时期，人们废弃了行祭祀所用的器皿笾豆，而一意研究行军打战的阵法，因此，孔子的学说被压抑，而孙武、吴起的学说兴盛起来。
历史发展到暴虐的秦朝，秦始皇焚经书、杀儒士，颁布藏书的禁令，规定凡认为古代的事正确者，要处以重罪，学术思想因此而消亡。
汉朝兴起来了，距古时的圣帝明王已很遥远，孔仲尼的学术思想又灭绝，因此，法度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沿袭。
这时，唯独只有叔孙通一人略微制订了一些礼仪，天下也只有供占卜用的《易经》，再没有其他任何书籍。
到孝惠帝时代，才解除藏书的禁令。
然而，那些如绛侯周勃、灌婴等人都是一介武夫，没有谁把这个解除禁书令当一回事。
到孝文帝时，才开始让掌故晁错跟随伏生学习《尚书》。
《尚书》最初发掘于一座屋壁，书籍已全部腐朽、折断、散乱，现发现的这部书，不过是当时老师传授弟子的课本而已。而《诗经》的发掘、整理工作刚开始。
天下众多书籍不断出现的，往往都是诸子传说，它们还被广泛地立于学校，设置博士进行研究。在汉朝的儒士，只有贾谊一个人而已。
到孝武皇帝时，先后在邹、鲁、梁、赵等地出现了许多《诗经》、《礼经》、《春秋》的前辈大师，这些人都崛起于建元年间，在当时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能够单独拥有一部完整的经书，有的人拥有《雅》，有的人拥有《颂》，将它们合起来，便成了部完整的经书。《尚书》中的《泰誓》是后来才发掘出来的，博士们将它汇集在《尚书》中，再阅读它。因此，诏书中声称：‘现在礼废乐坏，书籍遗失，残缺不全，朕对此很担忧。’这时，汉朝建立已七八十年，经书废绝太久，已不可能得它的真本。
到鲁恭王时，想毁掉孔子住宅修建宫殿，而在被毁掉的墙壁中发现了古文《尚书》，其中有《逸礼》三十九篇，《书经》十六篇。天汉年间之后，孔安国把它捐献出来，但这一举动太仓猝，遭到使用邪术加祸于人的巫师的诘责，没有来得及实施。还有左丘明所纂的《春秋》都是古文旧书，多达二十余部，但都被藏在宫中藏秘籍的地方，藏匿起来，没有发表。
孝成帝怜悯学残文缺，经书只要稍稍有点失真，便将秘藏之书公开，陈列出来，校正、整理旧文。这样，才获得了《古文尚书》、《逸礼》、《左氏传》三书。
因为考学官所转授的经传，有的经传遗失了，内容不全，有的经传脱简了，内容前后错乱。通过在民间广泛寻访，还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等人的遗学与《古文尚书》的情况一样，被抑制而使它没有流传开。
这正是有识之人之所以痛惜、怜悯，而士大夫、君子之所以叹息、痛恨的原因。往日承袭前人之学的人不思索前人遗留的书籍残缺不全的缺陷，苟且因陋就简，不求改进，只是分析文字，记录一些繁琐、零碎的言辞，这样，一个学者即便终身疲劳也不能穷究其中的一门学问。盲目地相信，肯定今文而否定、非议古文，至于国家将发生大事，如设立太学、天子进行封禅、巡狩的仪礼等，就糊涂了，都不知道它们的根源。
即使这样，有人还想抱残守缺，挟藏着唯恐别人阅读自己所藏之书的私意，而没有从善服义的公心，或心怀妒嫉，不考虑事情的真假，雷同的观点便追随，对于事情的是非，随声附和，人云亦云，抑制《古文尚书》等三学，以为现有的《尚书》是完备的，无需《古文尚书》作为补充，说左丘明不应当再纂写《春秋》。这些人难道不悲哀吗？
现今圣上德通神明，继承道统，弘扬祖业，也对文字错乱十分忧虑，学者们更应该忧患古书残缺不全。不仅要明白这个情理，还要不明言可否，谦逊退让，乐于与士大夫、君子协商。因此，圣上应颁布明诏，让人尝试《左氏》可不可设置；派遣亲近之臣奉旨待命，以辅弱扶微，与诸位君子同心协力，希望得到那些废置、遗失的经艺，使它们中兴。但现在有人则不然，严紧闭关，坚决抵制，而不肯尝试，苟且不诵习古文而使此学灭绝，想以此杜塞余道，绝灭微学。这类人，可以和他们共享成功的欢乐，但难以和他们在最初筹划通向成功之途的计划。这是一般平民百姓的所作所为，而不是士大夫、君子所希望的结果。
况且这几家学说，是先帝亲自定论的，现在由皇上亲自考察、审视，何况这些古文旧书，都有验证，民间所藏与内府所藏相对应，难道是随便杜撰的东西吗？“礼废止了都要到民间去搜集，古文经书遗失了，不更应该到民间去搜集吗？从前的博士中，研究《书经》的有欧阳，研究《春秋》的有公羊，研究《易经》的有施、孟，然而孝宣皇帝还重新广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夏侯尚书》、《小夏侯尚书》等学术，它们彼此的意义虽不一致，但还是一并设置，为什么呢？与其将这些学问废弃，宁可把它们设置起来。
有记录说：‘文经武略之道是否衰落，关健在人。贤能的人记识的事物是一些大的方面，不贤能的人记识的都是一些零碎小事。’这就是数家之言之所以兼容包纳各种大小不同意义的原因，因此，怎么可以偏颇一个方面而使其他方面灭绝呢？假若定要专执自己的偏见，抱守残缺之文，与同师之学结党，妒嫉道艺之真，违背明诏，改变圣上的旨意，那就要使自己违诏制而被论罪。我很不赞成诸位君子的作法。”他的言辞很严厉，以致诸儒都怨恨他。
这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因为刘歆移交文书上疏深深自责犯有过失，愿平安告老还乡。继而，担任大司马的儒者师丹也大怒，上奏皇上，说刘歆改乱旧章，诋毁先帝所立。哀帝说：“刘歆想推广道德学术，怎么是诋毁先帝呢？”但刘歆因此得罪了执政大臣，被众儒所诽谤。因此他担心被诛杀，便请求皇上让他离开京城，去担任河内太守。因宗室不适宜掌管三河，便改任五原太守，后又转任涿郡太守，前后历任了三个郡的太守。
刘歆在建平元年改名为刘秀，字颖叔。
何武的后母在蜀郡，何武派府吏回家乡去接她。正逢成帝驾崩，府吏恐怕道上有盗贼，就留下没有继续赶路。哀帝左右亲信有人指摘何武奉养后母不厚道，哀帝也想更换大臣，于是在冬季，十月，颁策书罢免何武官职，命以列侯身份回到封国。
师丹，字仲公，琅琊东武人。研究《诗经》，侍奉匡衡。因推举孝廉而担任郎官。元帝末年，担任博士，后被免。建始年间，各州推举秀才，师丹恢复担任博士，出任东平王太傅。丞相翟方进、御史大夫孔光推举师丹议论深博、廉正守道，被征进朝担任光禄大夫、丞相司直。几个月后，又担任光禄大夫给事中，从此之后又担任少府、光禄勋、侍中，非常受人尊重。成帝末年，皇上立定陶王为皇太子，以师丹为太子太傅。
癸酉（初九），任命师丹为太司空。师丹见哀帝对成帝的施政措施多有更改，就上书说：“古代，新君居丧期间沉默不语，国家大事，悉听宰相处理。三年之中，不能改变先父的主张。先前，先帝的尸体棺柩尚在灵堂，就给我们这些臣属以及亲属任官封爵，全都赫然显贵荣宠起来。如封舅父为阳安侯，皇后的尊号还未确定，就预先封她父亲为孔乡侯，并解除侍中王邑、射声校尉王邯等的职务等等。诏书连下，政事变动仓猝突然，急剧得没有逐渐发展的过程。我固然不能公开表明大义，又不能坚决辞让爵位，随波逐流，凭空接受封侯，更增加了陛下的过失。最近，郡国多次发生地震，涌出大水，淹死人民。太阳和月亮昏暗没有光彩，五星也失去正常的运行。这都是举措失当，号令不定，法令制度悖于常理，阴阳混浊不清的反映。
我看人之常情，若没有儿子，年纪虽然六七十了，仍然多娶妻妾广为求子。孝成皇帝深刻认识天命，明了陛下有至高的德行，以壮年之身，为公去私，立陛下为嗣子。先帝突然抛弃天下，陛下继位，四海安宁，百姓不惊，这是先帝的圣德，正合天人合一的功效。我听说：‘不要违逆天帝的威严，因为他离你只有咫尺之远。’愿陛下深思先帝之所以选择你为继承人的深意，暂且克制自己，亲自实行新君不言的古制，观察群臣如何从善向化。天下者，是陛下的私产，陛下的亲属亲信们又何愁不会富贵起来，不应该如此仓猝、迫不急待，那样也不会长久。先帝没有衡量我的能力，就让我担任太傅，陛下称臣为师傅，所以我无功劳却担任要职，被分封大的侯国，多赐黄金，位居三公，职责在于辅佐皇上，却不能尽忠弥补皇上过错，而让百姓私下议论，灾异多次出现，这是我的大罪。我不敢要求辞职回归家里，恐怕欺诈的嫌疑。我很惭愧地担负重任，道义上不能不竭尽死力效忠皇上。”师丹上书数十次，言词多是痛切直率。
傅太后的堂侄傅迁，侍奉在哀帝左右，特别阴险奸邪，哀帝很厌恶他，就下令免去他的官职，遣回原郡。傅太后知道后，大怒，哀帝不得已，只好又留下傅迁。丞相孔光与大司空师丹上奏说：“两个诏书的内容，前后相反，使天下人疑惑，无法取信于民。请陛下仍把傅迁遣回原郡，以清除奸党。”但傅迁终于没有被遣归，而且恢复了侍中的官职。哀帝受傅太后逼迫的窘况，都类乎此。
议郎耿育上书为陈汤鸣冤，说：“甘延寿、陈汤为大汉在边远的异域血战扬威，雪洗了国家多年的耻辱，讨伐绝域不服从中国的君主，捕捉万里之外难以制服的强虏，难道有谁的功劳可与他们相比！先帝赞美他们，因而发布公开诏书，突出宣扬他们的功绩，为此而更改年号，使英雄的事绩，传之无穷。与此相合，南郡贡献白虎，边陲再无警报，不用戒备。当先帝卧病在床，可是仍然念念不忘，多次派尚书责问丞相，催促他们迅速拟定功劳等级。唯独丞相匡衡，从中排斥阻扰，仅封甘延寿、陈汤数百户的采邑，使功臣战士大失所望。孝成皇帝继承的是前人已功成业就的基业，乘讨伐战胜之威，不须动一兵一卒，而国家安宁。可是大臣倾轧邪恶，意欲独专朝廷的权威，排挤嫉妒有功之人，使陈汤只身被拘入狱，无法向陛下剖白辩冤，终于以无罪年老之身，被抛弃在边陲。敦煌正当前往西域的通道，从前威震远方战无不胜的名将，现在一转眼却成了罪徒，还要遭受郅支单于残部的讥笑，实在可悲！至今奉命出使各国的使节，无不用击杀郅支单于的事情来宣扬汉朝的强盛。借助英雄的功绩去威吓敌人，却抛弃英雄本人，使进谗之人称心快意，难道不令人痛心吗！况且安定不可忘记危险，强盛必须忧虑衰弱。而今国家平时没有文帝累年节俭积蓄的大量财富，又没有武帝延揽的众多勇猛善战令敌胆寒的名将，所有的，只是一个陈汤而已！假使陈汤已经过世，没有赶上陛下当政的时代，尚且希望国家追录他的功劳，聚土高筑他的坟墓，以鼓励后来的仁人志士。陈汤有幸得逢圣世，现在距他立功的时间又不太久，如果再听信奸臣的谗言，用鞭子把他驱逐到偏远的边塞，使他家破人亡，死无葬身之地，有远见之人莫不思量，认为陈汤的功劳，几世以来无人可及，而陈汤的过错却是人情难免。陈汤尚且落到如此下场，那么我辈之人纵使粉身碎骨，疆场捐躯，仍免不了还会受制于奸臣的口舌，被嫉妒之臣陷害成罪徒。这正是我为国家特别忧愁的地方。”奏章呈上去后，哀帝下令让陈汤回到长安，后来就在长安去世。
哀帝建平元年（乙卯，公元前6年）
春季，正月，北地坠落十六颗陨石。
大赦天下。
司隶校尉解光奏报说：“我听说许美人和前中宫史曹宫，都曾蒙孝成皇帝召幸而生下儿子，而两个孩子下落不明。我派官员追查，他们都报告说：元延元年，曹宫怀孕，同年十月，在掖庭牛官令舍生下一个孩子。中黄门田客将皇帝手诏拿给掖庭狱丞籍武，命令他把曹宫关到暴室狱，并吩咐说：‘不许问她生的是男孩，还是女孩！也不许问是谁的孩子！’曹宫说：‘请把我儿子的胞衣好好藏起来，你知道我儿是什么人吗？’三天后，田客又拿着皇帝手诏给籍武，并说：‘男孩死了没有？’籍武回答：‘没死。’田客说：‘皇上和昭仪大怒，你为什么不动手杀掉？’籍武叩头大哭说：‘不杀这个男孩，自知难逃一死；杀了，也是死！’便让田客代为呈递密封奏书，说：‘陛下还未有嗣子，儿子不分贵贱，请陛下留意三思！’密奏呈上去后，田客又拿着皇帝的手诏来取走了孩子，把小孩交给中黄门王舜。王舜接受手诏，把孩子带到宫中，为他挑选官婢张弃做乳娘，并告诉她说：‘好好喂养这个男孩，会有赏赐的。千万不可泄漏消息！’三天后，田客又拿着皇帝的手诏和毒药，让曹宫自尽。曹宫说：‘果然，她姐妹俩想独擅天下！我的孩子，是个男孩，额上有‘壮发’，跟他祖父孝元皇帝一样。现在我儿在哪里？她们会害他、杀他的！怎样才能让太后知道呢？’遂饮毒药而死。张弃喂养那个男孩，刚十一天，宫长李南就拿着皇帝的诏书，把孩子抱走了。此后就再不知下落。
“许美人元延二年怀孕，十一月生下一个男孩。赵昭仪对成帝说：‘你常常欺骗我，说从中宫皇后那里来，既然从中宫来，许美人的孩子从哪里生出来！难道许氏竟然要重当皇后吗！’赵昭仪十分怨恨，用手捶打自己，用头撞墙壁和门柱，还从床上自己跌到地下，哭泣不肯进食。哭叫着说：‘你现在就得安排我，我要回家！’成帝说：‘我今天特地告诉你，你反而发怒吗，真不懂你这是为什么！’成帝也不吃饭。昭仪说：‘陛下既然自认为对，为什么不吃饭！陛下曾亲口说：“决不负你！”现在许美人生了孩子，终究负约背誓，还有什么话可说？’成帝说：‘我是说因为赵氏的缘故，所以不立许氏，使天下没有人能在赵氏之上。你不用忧虑！’后来成帝下诏派中黄门靳严从许美人那里把男孩子取走，装在苇草编的小箱子里，放到饰室门帘的南边。成帝与昭仪坐着，命侍者于客子解开苇箱绳子。一会儿，成帝令于客子和侍者都退出去，自己关闭门户，单独和昭仪留下。一会儿，打开门，呼叫于客子，让他封好箱子，并写下手诏，命中黄门吴恭拿着手诏和箱子去给籍武，并说：‘告诉籍武，箱子里有死孩子，把他埋在隐蔽处所，不许让人知道！’籍武在狱楼墙下挖了个坑，把死孩子掩埋了。
议郎耿育上书说：“我听说，皇位继承顺序失去准则，废嫡立庶，这是圣人立法严厉禁止，也是古今绝对不能容许的事。但是，太伯发现季历适合当王位继承人，便退下来，坚决辞让，甚至逃到吴、粤。这是特殊情况下的权宜应变之法，不应算作常法。太伯把嫡子的地位让给季历，以尊崇圣嗣，结果姬昌终于统一天下，子孙承业，达七八百年之久，功勋居三王之首，道德最为完备，因此尊号追加到始祖，称为太王。所以，世上必有非常的变化，然后才有非常的决策。孝成皇帝自知早年没有及时生下嗣子，考虑到，虽然暮年也有可能得皇子，但自己去世之后，孩子年幼，未能掌握国家权力，重要的权柄，必然控制在母后之手，母后过于骄横，就会贪欲无边，无所不为。少主幼弱，则大臣也不会俯首从命，那时如果没有周公那样的大臣忠心辅佐，恐怕将会危害国家，倾覆扰乱天下。先帝知道陛下有贤圣明达的品德，仁爱孝顺的恩义，独具慧眼，暗下决心，因此就不再去后宫美人们的住所，断绝了由于主幼而带来祸乱的根苗，一心想把皇位传给陛下，以保证汉家宗庙的安定。有些愚昧的臣子，既不能全力挽救国家的安危，制定长远大计，又不知推广圣王的恩德，遵循先帝的志向，却反复在禁宫内调查审讯，暴露宫闱的陷私生活。诬蔑先帝有惑于美色的过失，造成宠妾因妒嫉杀人。这样便大大地抹煞了先帝圣贤远见的英明，违背辜负了先帝忧国的本意！论大德，就不能拘于世俗的见解；立大功，不必与众人相合。这正是孝成皇帝高明的思维胜过众臣万万倍的原因，这也是陛下圣德广大正符合皇天选择的缘故。这岂是当世庸碌短识之臣所能理解的道理呢！况且赞美发扬遵循君父的美德，补救消除已往的过失，这是古今共同的大义。事情发生时，不在当时坚持力争，防患于未然，反而各自顺从迎合，阿谀献媚。等到先帝去世后，尊号已定，万事都已完毕，才开始深究无法挽回的往事，攻击宣扬宫闱幽深昏暗处谁也说不清的过错，这实在令我深深痛心！希望陛下把这件事交付主管官署讨论，假如正如我所说，就应该公开向天下宣布，使小民都知道先帝神圣旨意的起因。不然的话，白白地让诽谤言论伤害到先帝坟陵，再流传到后世，远达边疆蛮族和外国，近则传遍海内，这与先帝将后事托付给陛下的本意，大相径庭了。孝顺的人，善于遵照先父的遗志，善于完成先人未竟的事业。请陛下考虑。”哀帝也认为，当年能被立为太子，赵太后出了大力，也就不再追究此事。傅太后感激赵太后当年的厚恩，赵太后也倾心相结，因此太皇太后以及王氏家族都感到怨恨。
丁酉（初四），任命光禄大夫傅喜为大司马，封高武侯。
秋季，九月，甲辰（十五日），虞地坠落两颗陨石。
郎中令泠褒、黄门郎段犹等又上奏说：“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都不应再把定陶藩国的名称，加到尊号之上。车马、衣裳服饰也都应与‘皇’的身份相称。应设置二千石以下官员在那里供职。还应为共皇在京师建立祭庙。”哀帝又将此建议交付臣下讨论，大多数官员都承顺哀帝的旨意说：“母以子贵，应该建立尊号，以重孝道。”只有丞相孔光、大司马傅喜、大司空师丹认为不可以。师丹说：“圣王制定礼，是取法于天地。上尊下卑的原则，是摆正天地位置的依据，不可以混乱。现在定陶共皇太后、共皇后以‘定陶共’为号，表示母从子、妻从夫的。要建立官属，设置官吏，车马衣裳服饰与太皇太后一样，是无法表明‘至尊不能有二’的原则的。定陶共皇的尊号、谥号前已确定，从大义出发，不能再改动。《礼记》说：‘父亲是士，儿子成了天子，祭祀父亲时，虽可使用天子的祭仪，但父亲的殡服仍必须穿士的服装。’说明儿子没有给父亲封爵的道理，是表示尊重父母。成为人家的后嗣，也就成为人家的儿子，因此要为人家穿不缝边的粗麻衣服守三年孝，而对生身父母，则要缩短守孝期，用以表明尊崇被继承人的祖先，重视正统。孝成皇帝圣恩深远，特意为共皇选定继承人，以承奉共皇一脉的祭祀，使共皇能长久为藩国的太祖，祭庙香火万世不灭，恩义已经备至。陛下既为先帝的继承人，身居嫡系大宗，承袭了宗庙、天地、社稷的祭祀，从大义出发，就不能再承奉定陶共皇，到共皇祭庙去祭祀。现在要在京师为共皇立庙，派臣下去祭祀，这是无主的祭祀。再有，皇帝的祭庙，当亲情已尽时，就应当撤除。白白放弃一个藩国太祖万世不堕的祭祀，而去趋就一个既无主，将来应撤除，又不符合正道的祭祀，这不是尊崇厚待共皇的作法。”师丹从此渐渐不称哀帝的心意。
正巧，有人上书说：“古代用龟甲、贝壳作为货币，而今改成钱币，小民因此贫困，应该改变货币。”哀帝问师丹的意见，师丹回答可以改。于是把奏章交付主管官署讨论，主管官员都认为，使用钱币的时间已很长，难以仓猝地改变。师丹人老神衰，忘记了他以前说过的话，就又去附合公卿们的意见。此崐外，师丹让属吏书写奏章，属吏私自抄写了一份草稿。丁、傅两家子弟知道了，派人出面控告师丹说：“师丹呈上的密封奏书，街上行路之人都拿着副本。”哀帝问将军和宫廷官员的看法，都回答说：“忠臣不会显示他对君王的劝谏，大臣奏事的内容不应该泄漏。应该将师丹交廷尉治罪。”此案交付廷尉审理，廷尉弹劾师丹犯了大不敬罪。事情还未最后裁决，给事中、博士申咸、炔钦上书说：“师丹的经学和品行没人能赶得上。自近世以来，大臣能象师丹那样的很少了。由于师丹心中愤懑，呈递密奏，来不及深思熟虑，而命主簿书写，泄露的过错不在师丹。用这个理由把他贬黜，恐怕不能令众人心服。”哀帝命将申咸、炔钦的官秩各降二等。接着下策书罢免师丹说：“朕见你官位尊贵，责任重大，却怀诈惑国，言行违抗诏令，反复无常，言词矛盾，朕深为你感到羞耻！由于你曾担任过朕的师傅，不忍心将你依法究治。今交还大司空、高乐侯的印信、绶带，罢官免爵回家。”
尚书令唐林上书说：“我看了罢免大司空师丹的策书，深深地感到痛心。君子作文章时，会为贤者讳言过失。师丹精通五经，是儒学一代宗师，品德高洁，是国家的老前辈，亲自教导辅佐陛下，位列三公，而所犯下的过失极其微小，海内之人都没见他有什么大错。事情既然已成过去，免爵的处罚太重。京师有见识的人，都认为应恢复师丹的封爵采邑，使他有机会朝见陛下。请陛下考虑大家的心愿，用以安慰报答当过师傅的大臣。”哀帝听从了唐林的意见，下诏封师丹为关内侯。唐林字子高，是沛郡人，因通晓经术，行为谨慎而闻名于世。
哀帝采纳杜业的建议，召见朱博，恢复他的官职，任命为光禄大夫。不久，又升迁京兆尹。冬季，十月，壬午（二十三日），任命朱博为大司空。
中山王刘箕子，幼年就患有眼病，祖母冯太后亲自抚养看护，不断祈祷，求神免去他的病灾。哀帝派遣中郎谒者张由去医治刘箕子的病。张由一直患有疯狂变态病，到中山国后，突然犯病，狂怒而离开中山国，西行返回长安。尚书用文簿一一责问张由擅自离开中山的原因，张由恐惧，就编造谎言，说中山国冯太后诅咒皇帝及傅太后。傅太后与冯太后都是汉元帝的妃子，傅太后追想旧恨，于是派遣御史丁玄去追查，调查数十天，没有结果，就又派中谒者令史去追查究治。史立接受傅太后的旨意，希图能因此立功封侯，于是究治冯太后的妹妹冯习以及弟媳君之，严刑拷问之下，死者竟达数十人。随后史立诬告上奏说：“冯太后进行诅咒，阴谋害死皇上，好另立中山王。”但审问冯太后时，并没有认罪的供辞。史立说：“当年熊扑上殿时，你何等勇敢，今天又害怕什么呢？”冯太后回宫后对左右说：“挡熊之事，是旧时宫中的话，这个官吏怎么会知道了？这是宫中有人要陷害我的证明！”于是服毒自杀。宜乡侯冯参、君之、冯习和她的丈夫、儿子，凡被牵连进此案的，或自杀，或受刑被诛，死者共十七人。人们无不对此感到哀怜。
当初 ，在成帝元延年间，遇上益州的蛮夷骚乱，巴蜀一带很不安定，皇上认为孙宝在西州地区（指益州）很有声望，就拜他为广汉太守，俸禄为中二千石，赐给他黄金三十斤。蛮夷安定了下来，官吏和百姓都称颂他。
孙宝被征召为京兆尹。以前的官吏侯文由于为人刚强正直不肯苟且迎合，常常自称有病不愿做官，孙宝用恩惠和礼节邀请侯文，想要跟他结为布衣之交，每天设置酒食，妻室儿女共同陪伴。侯文请求接受委任担任属官，进府会见像宾客一样。过了几个月，在立秋那天孙宝委任侯文做了东部督邮。侯文入室见孙宝，孙宝问他道：“今天鹰隼开始搏击，应该顺应天时逮捕奸恶之人，以完成严厉打击的任务，你的辖区里有这样的人吗？”侯文抬起头说：“要是没有这样的人我就不敢白白地接受你委任的职务了。”孙宝说：“是谁呀？”侯文说：“霸陵的杜稚季。”孙宝说：“其次还有谁？”侯文说：“豺狼当道，不宜再问狐狸。”孙宝沉默了。稚季是一个大侠客，跟卫尉淳于长、大鸿胪萧育等都是至交。孙宝从前得罪了车骑将军，又跟红阳侯有嫌隙，自己恐怕遭受危险，当时淳于长刚得尊显宠幸，对孙宝很友好，孙实也想要依附他，才上任时淳于长就把稚季的事托付给孙宝，所以孙宝陷入困境，无法答覆侯文。侯文见孙宝意气索然，感到奇怪，知道其中一定有缘故，就说：“您素有威望，现在不敢拿下稚季，就应当暂且关闭门户，不要过问什么。这样挨到年末，官吏和百姓也不敢对您有什么诽谤，如果放过稚季，另外惩处别的事，舆论就会喧腾起来，您一辈子就毁了。”孙宝说：“接受指教。”稚季耳目众多，听说这件事后，就关起门来不跟外面的人交往，挖穿屋子后边的围墙开一扇小门，只是拿着锄头管理园圃，他通过与侯文有深交的人自己陈述了这些情况。侯文说：“我和稚季有幸是同乡，平时连很小的嫌隙也没有，只是接受了太守的命令，我的职责应当整治你。如果你真正能够改正错误，我也将不再追究以前的事，如果不改变思想，仅仅更换门面，那就只是加速祸患的到来罢了。”稚季终于不敢再犯法，孙宝一年到头也没有惩办他人。第二年，稚季生病死了。孙宝担任京兆尹三年，京城里人们都称赞他。遇上淳于长垮台，孙宝和萧育等都受牵连而被免了官。侯文也再次离开了官位，死在家里。稚季的儿子杜苍，字君敖，在游侠中名声超过稚季。哀帝即位，征召孙宝为谏大夫，后升任司隶。
这时，孙宝奏请重新审理冯氏一案，傅太后怒气冲冲地说：“皇帝设置司隶，是用来追查我！冯氏谋反事实明白，孙宝却故意要挑剔，来宣扬我的过错，我要让他连坐！”哀帝顺从傅太后的旨意，把孙宝关进监狱。尚书仆射唐林为孙宝争辩，哀帝却认为唐林营私结党，把他贬为敦煌鱼泽障候。大司马傅喜、光禄大夫龚胜，坚持为孙宝辩护，哀帝把情况禀告傅太后，才释放孙宝，官复原职。张由因首先揭发逆案的功劳，赐爵关内侯。擢升史立为中太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