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1949年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付出双倍的努力，通过前所未有的在全国范围内重新实施隔离政策，将麻风病患置于控制之下。四十多年来，麻风控制政策和复杂的国家建设规划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动员省、市、县等各级资源，建立纵向控制体系；利用生产村作为隔离模式；在头三十年用中草药和中医疗法治疗，1980年代开始采用比较“开放”的与全球性组织合作的政策，麻风控制的每个阶段都和重大政治运动或当时的取向完全合拍，直至1900年代，依据中国更高的治愈标准，国家正式宣布麻风病已被消灭，在某种意义上，与麻凤“作战”构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长更上独特而重要的一部分。
然而，整个民国时期中国政府都太虚弱，无法成功动员必要的资源来建立实现这样的理想，最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完成了基督教自由主义模式的一个版本，通过建立经济上自立、政治上育人的全国性“麻风村”，它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合作运动的一部分。
源于19世纪殖民主义的三个元素的相互作用，形塑了近代中国人主体性的构建：精英分子关于彻底西化的占主导地位的民族主义话语；经常有效抵制西化话语的对本国（帝国）历史深刻，普遍的记忆。目前的研究强调的是最后一个元素。
第一章 疠/癞/大风/麻风：疾病/类别概念的演变史
疾病类别的病因学史
帝国晚期（12—19世纪）
把大风癞病重新划分到外科，或者说有明显外部特征的疾病，和大多数儒家精英儒医对其兴趣的逐步丧失同步。虽然风证依然是值得精英医家持续关注的主要病因类别，但外科、眼疾，以及针灸、手术等那些需要操刀针的专科，日益为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医家所冷落。
脱离风证类别后，从大约13世纪开始，大风/癞被放在关于皮肤病或外科的篇章或书中予以系统的探讨。这是帝国晚期对此疾的新认识的第二个主要变化，最重要的例证是薛己《疠疡机要》的出版。
对大风/癞重要的新认识……：基本症状为皮肤麻木。
对麻风/癞的认识的第四个创新是两种癞病之间的轻重之别。……关于这一点，沈之问阐述得最清晰：“中古分为风疠二名，内驻曰风，所感深，外著曰疠，所感浅……”
第五个新发展是麻风逐渐被认为是南方的疾病……东南部的岭南地区，包括福建、广东和广西，自古以来便被视为瘴疠之地，到了明代中期此种观点发展为老生常谈，人们顺理成章地说中国南方的瘴疠之地孽生着这种导致疠/癞的毒气。
最后，非主流医学文献中关于麻风/癞的最后一个重要观点是，男性身体和女性身体对此疾的感受型有区别。女性的身体被认为对麻风更有“抵抗力”，因为经血定期地将内毒排出，而且女体也被认为能够留住毒，不让普通的症状显露出来。因此女性身体是尤为危险有传染性的身体……会把风病传染给和他们交媾的男人或者他们的孩子。
传染观念以及和“广疮”（梅毒）的联系
对所有的这些大医家而言，不道德的行为及其报应无疑是大风或癞一个主要原因……而且，违背道德常常不仅是个人的问题，严重的罪责被认为不仅由责任人承担，也由其家庭、子孙后人和住在同一个地区的人承担。
总结
我们可以看到，在前近代中国在对大风/疠/癞漫长的医学认识上，有两个几乎互相对立的发展。一方面，我们发现对此疾的描述和分析越来越深人.最终促成一个非常独特的疾病的概念化，它不再属于非常宽泛的风证。相同的趋势也出现在疗法的领域。用性质较平和的药物而不是烈性的有毒药物先调理虚弱的病人，也表明对此不治之症的治疗有比较切合实际的做法。从明代中期开始，由外科医生撰写的麻风或疠/癞医学专著的出现，最为清楚地反映了此一趋势，另一方面，我们也能察觉麻风疠/癞不断被污名化，被贬低到外科，为精英医家所冷落。道教治病术士和仪式专家阐发了他们对此疾病因的新认识，包括其通过虫或蛊毒在家族外传染的特点，突显了其神秘的危险性。从16世纪开始，此疾被归类为通过性交传染的南方的疾病，使其很快成为一种让人害怕，多见于下层社会的疾病。
当帝国晚期见多识广的非专家们认为麻风是“最惨、最酷、最易传染而不忍目睹”的疾病之一时，此疾已经引起普通大众极大的焦虑、恐慌和嫌恶。麻风/癞显然已污名化，被视为道德败坏之人的疾病，他们不是耽于肉欲，就是生活没有节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