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讲逻辑是真实，那不讲逻辑就是荒诞，有没有真实和荒诞的结合呢？虚构似乎可以做到。小说《虚构》探索了人的精神世界，依据事实真相塑造了没有时间逻辑，不讲伦理规范的人物。如果疾病夺去了文明与智力，我们大脑里还留下什么？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一切行为似乎都是欲望的结果，即都是为了追寻快感。阿德烈认为，人有自己的目的，他运用动机、目的和计划，来取代性冲动，将智力因素排在首位。在玛曲村这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一百多人由于麻风病而目光呆滞，皮肤溃烂。他们从内心世界到外在生活都是苍白而简单的。他们的吃用国家负责，无劳动能力也无需劳动，更不会有目的和计划。他们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活着。或者，好好的呼吸，即处于一种“非死”的状态。
这样的生存方式是极其特殊的，几乎抽空了人类的文化印记。晒太阳、打篮球和性，成了单调生活的仅有乐趣，或快感。“他们用不着快走。”虽然大家都热衷于篮球，而全村只有一个人熟悉篮球的规则。在这里，性也是没有伦理与规则束缚的。性成了消遣和寻求意义的途径，而怀了孩子就自然生产。明晃晃的阳光里，人性中原始的冲动竞如此怪诞神秘。
思想荒芜的玛曲村中，汉语成了一种身份认同的象征。作者开篇的自我介绍就是“我就是那个叫马原的汉人”，围绕汉语进行了相当篇幅的阐述，他注重写作的语言形式。细致到区别“发生”和“有”两个动词。玛曲村没人说汉语，所以那个会说汉语的女人，一再强调，“我读过书”、“我会说汉话”、“我总得做点事。我不能像她们那样……总是晒太阳”她是那样与众不同，又是那样细致体贴。对彼此之间的特殊感，使“我”与她之间产生了微妙的感情，甚至是出于男女本性的激情。如果这个女人没有读过书，不会说汉语，她是否还会对“我”投入关注？又是否还会使“我”“心里被什么拽了一下”？
至于那个驼背的男人，他为什么不说话装哑巴？他并非麻风病人又为何要长住此地？他又为什么自杀呢？枪，又意味这什么？他的身上充满了疑惑。我想，他的沉默是一种孤独。久而久之，他也和村中病人一样，麻木机械。他因所爱之人定居在此，也因所爱之人自我毁灭。震耳的枪声，是他精神压力的释放和做为一个人自我能量的展现。他还有思考的能力，他还有痛苦的感觉，他还有做为一个人最后的权利，而不是每天晒太阳的满足。他不属于玛曲村，他一直是一个外人。
而故事依旧荒诞，没有线索。这里的似乎每一天都像第一天，全由感觉走，而非逻辑的推进。或许正是马原做为先锋派之先锋，讲求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叙述圈套”。而《虚构》里将创作过程摊开来的形式，受西方技巧的影响，如毛姆一般直接和读者对话。前言和后记似乎都契合在正文之中，甚至不像一部小说，更像是采访实录。对传统意义的反叛，形式似乎都超过了意义，叙述本身大于了故事。小说叙事者采用作家本人“马原”的身份，而非传统小说中的“我”。打破了它者（it）的隔膜感，拉近读者和故事的距离，似乎是玛曲村就真实存在在西藏的某个山脚下。而文末前后日期的错乱，又增添了故事的扑朔迷离之感。恰似福克纳在《纪念艾米莉的玫瑰花中》中的时空错乱之感。这种语言的陌生化带给读者强烈的冲击，不禁思索，到底这个离奇的故事是真实的，还是虚构的呢？
作品中人的本能欲望和矛盾挣扎触手可及，错乱的时间又是荒诞离奇，带有浓厚的现代主义色彩。解构了传统中现实和小说的关系，重构了文学的虚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