蝉鸣本是夏日本真的回响，却总有人嫌它聒噪，要循着“降噪指南”将其隔绝；溪流本是山间自在的吟唱，却总有人怪它喧闹，要按着“标准音色”将其改造。生活里的声音亦是如此，他人的评价、世俗的标准、外界的期待，像无数根细密的丝线从四面八方缠绕过来，试图将我们塑造成“应该成为”的模样。可我们终究不是被丝线操控的木偶，当这些声音让心变得沉重、让脚步变得迟疑时，理应学会果断按下“暂停键”——外界的声音都是参考，你不开心就不要参考。
曾在一本艺术传记里读到过画家陈丹青的故事。年轻时他在中央美术学院学习，当时画坛盛行“写实主义”，老师和前辈们都告诉他：“画画就要精准复刻现实，要讲究光影、比例，不能有半分个人化的随性。”起初他听话地照着标准练，笔下的人物工整却冰冷，就像工厂流水线上的产品，没有一丝灵魂的温度。有一次，他对着模特画肖像，看着模特眼角因笑意皱起的细纹，突然想用水彩晕染出那种柔和的暖意，可刚下笔就被老师打断：“水彩哪能这么用？不符合技法规范，画出来没人认可。”那天陈丹青没有继续画，他抱着画夹坐在画室角落，看着窗外飘落的银杏叶突然醒悟：自己画画，本是为了捕捉生活里那些打动人心的瞬间，为何要被“规范”和“认可”困住？
后来他不顾反对，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创作，将油画的厚重与水彩的灵动结合，画面里的人物不再是僵硬的“标本”，而是带着烟火气的鲜活生命。当时很多人批评他“离经叛道”“不懂艺术”，可他没有被这些声音裹挟，依旧循着内心的热爱往前走。直到他的《西藏组画》问世，那些带着高原阳光气息的画面，瞬间击中了无数人的心，人们终于明白：艺术从来没有唯一的标准，那些带着创作者真心的作品，才拥有穿越时光的力量。原来外界的“正确答案”，从来不是为每个人量身定做的，当它与我们的心意相悖时，固执参考只会弄丢自己独有的光芒。
反观现实，太多人被困在外界的声音里，活成了别人期待的影子。邻居家的孩子选择了计算机专业，父母便说“你也学这个，好找工作”，哪怕你对代码一窍不通，对文学满腔热爱；同事们都在追求“996”的晋升路径，领导便说“年轻人要多拼，稳定才是铁饭碗”，哪怕你更想拥有朝九晚五的时间，去做自己喜欢的设计；亲戚们总在耳边念叨“女孩子二十五岁前要结婚，三十岁前要生娃”，哪怕你还没遇到对的人，只想先实现事业的目标。他们把外界的声音当成人生的导航，却忘了自己的内心才是最该倾听的罗盘。就像有人喜欢甜粽的软糯香甜，有人偏爱咸粽的咸鲜入味，没有绝对的好坏，只有是否合自己的口味。外界的评价或许带着善意，或许藏着偏见，但终究无法替代我们对生活的感受——若一份选择让你辗转难眠，若一种标准让你日渐压抑，再“正确”的参考，也该果断舍弃。
当然，不参考不开心的声音，并非是要我们闭目塞听、固执己见，而是要在纷繁的声音中守住本心的标尺，学会“筛选”而非“全盘接收”。就像陶渊明听到官场的喧嚣与倾轧，选择“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他不是拒绝所有声音，而是拒绝了那些让他违背本心的嘈杂，只留下了田园间的清风与明月；就像杨绛先生面对外界的赞誉与争议，始终“我自岿然不动”，她不是听不到那些声音，而是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读书写字”的平静，于是便将所有杂音隔绝在书房之外，在笔墨间寻得了内心的安宁。真正的清醒，从来不是对所有声音都竖起屏障，而是能在众说纷纭中分辨出哪些是有益的建议，哪些是无用的噪音——对前者报以感谢，对后者则勇敢说“不”。
想起去年夏天，我在准备考研时曾陷入过一段迷茫。身边的人各有各的建议：有人说“考热门专业吧，以后好就业”，有人说“考本校吧，难度低容易上岸”，有人说“别考了，直接工作更实际”。那些声音像一团乱麻，缠得我连翻开书的勇气都没有。直到有天晚上，我坐在书桌前，看着窗外的月亮突然问自己：“你真正想做的是什么？”那一刻，我才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一直想考的是新闻专业，想成为一名能记录时代的记者。于是我不再理会那些杂七杂八的建议，重新制定了复习计划，虽然过程很辛苦，但每当我背着新闻史、写着评论稿时，心里都充满了踏实的快乐。后来我成功考上了目标院校，收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终于明白：当你抛开那些让你不开心的参考，只跟着自己的心意走时，脚下的路会变得格外清晰。
人生这趟旅程，我们才是掌舵人，船要驶向哪个方向，终究该由自己决定。外界的声音可以是沿途的风景，偶尔听听能拓宽眼界，却不该成为左右方向的风浪，更不该成为束缚我们的枷锁。当有人说“你该这样”“你不该那样”时，不妨停下来问问自己：“这让我开心吗？这是我真正想要的吗？”若答案是否定的，就大胆转身，去选择那条能让你内心充盈、脚步轻快的路。
毕竟，生命只有一次，我们不该活在别人的声音里，而该活在自己的心意中。只有顺从自己内心的选择，才能在漫长的岁月里走得从容且坚定，才能在时光的尽头，遇见那个最真实、最闪耀的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