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特别现象令人关切，知青已是古稀之年，但对50余年前知青经历始终没齿难忘。话里话外，字里行间，充满凄苦，充满遗憾。按常规心理，悲凉、感伤、痛苦、耻辱是不愿触及的不良心绪，但知青人反而相背而行，50余年，没脱离过知青情结。不同层次、不同风格、不同规模；届别性、区域性、时节性；线上线下的联谊活动连绵不断。甚至有全国性、跨国性知青活动。
过去对知青往事触及，以知青文学为主。知青作家孔捷生、张抗抗、梁晓声、史铁生、叶辛等，以知青及知青生活为描写对象，在大量的文学作品中，展现了知青甜酸苦辣，喜怒哀乐。自媒体兴起，知青人又通过各种网站，持续抒发着对知青生活和知青人的情感，关注第二故乡发展，关注知青群体命运。
尤其近些年随着知青人逐渐变老，似乎怀旧情结愈演愈烈，有计划的组团返乡不断出现；以家庭为单位，知青三代参与返乡寻故也不在少数。知青人频繁相聚，知青人对第二故乡牵肠挂肚，似乎让人觉得上山下乡很荣耀，插队生活痛苦也快乐。其实，并非如此，人生往往就是这样，刻骨铭心的并不是大富大贵，并不是奢靡豪华，而恰恰是穷困潦倒，耻辱悲怆。知青人矛盾的知青情结，恰恰是对特定时代，特定经历，特定环境的倾诉和释怀。
一、风雨岁月漂荡心灵
从建国后50年开始，我国各项政治运动就接连不断。51年“三反”,即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52年“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53年“新三反”,即反官僚主义、反命令主义、反违法乱纪；54年“一化三改造”,即一化是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总路线的主体；三改造即逐步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叫过渡时期总路线)。56年肃反,即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57年整风；反右斗争；社会主义教育。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爱国卫生,即除四害；放卫星；拔白旗。59年反右倾。
60年反瞒产私分；新三反，即在财贸系统开展反对分散主义、反对投机倒把、反对贪污盗窃。61年整风整社；62年机关整风,反对分散主义、本位主义、多占多吃和商品走后门。63年新“五反”,即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64年四清,即在城乡开展以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教育。65年农业学大寨；66年“斗、批、改”；文化大革命，红卫兵运动。67年夺权，三支两军,即由军队进入地方进行“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68年上山下乡；69年学“红宝书”。
70年一打三反,即打击现行反革命、反贪污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71年一批双清,即批极左分子、清理五一六分子、清理三老会(老红军、老干部、老党员)成员；批陈整风,即批判陈伯达。72年批林整风,即批判林彪；74年批林批孔；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77年揭批“四人帮”；工业学大庆。78年开始平反冤假错案(1984年结束)。
知青人的成长期正是风云变幻的动荡期，不同的政治风波，不同的社会震荡，不间断地撞击着知青人心灵。尽管知青人尚未成熟，但每个家庭受到的冲击，都在孩子心中留下不可磨灭的痕迹，特别运动中被列为打击对象的家庭，对心灵的伤害是终生的甚至是致命的。不管知青人家庭是否被冲击，处于人的本能，知青人在动荡的环境中，能不断调整心态，把握话应该怎样说，路应该怎样走。用相应的韧性，较好的意志力，把握自己的人生。
规模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主要集中在文革期间。而文革期间国家政治斗争最突出，社会动荡最为剧烈。文革出发点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维护党的纯洁性和寻求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但由于错误估计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用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解决党内矛盾，使整个社会陷入动乱。党内不同意见升级为路线斗争，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大、中学校的学生率先起来“造修正主义的反”，“红卫兵”组织蜂拥而起，揪斗学校领导和教师，冲击党政机关，以打倒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名义，将攻击矛头集中转向各级党政领导，砸乱公检法，造反夺权，使派性斗争激化，发生无数的纠纷和冲突，以至酿成残酷的武斗。就是十大以后，党内围绕着动乱与反动乱、篡权与反篡权、整顿与反整顿的斗争也十分激烈。
文革能发起并持续十年之久，与人民群众对毛泽东主席的崇拜密不可分，由于在极左思潮下，个人崇拜达到巅峰，只要发布最高指示，上下随即闻风而动。毛泽东主席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在那里是大有作为的，全国就迅速组织几千万知青人浩浩荡荡上山下乡。知青人的单纯上进，对党和国家的忠诚奉献，就是当今年代仍是十分令人敬佩的，没有私心，没有杂念，让扎根农村扛起行李就走，让接受再教育就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当然，文革十年的各种政治运动，对知青人影响也不能否认。运动从文化领域进入政权领域，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陆续离世，权力之争，路线之争日益激烈。知青队伍由扎根变为陆续拔根。这种风兩飘摇的时代，知青人是参与者，也是受害者，同时也是受益者。知青人通过文革，通过上山下乡，通过各项运动，见识了社会方方面面，阅历更丰富，头脑由迷茫变清晰，情感由浮躁变深沉，有了认知深度和厚度，并形成了独特的知青人格、知青意志、知青风骨。这便是知青情感的独特性，这种独特的知青情结，是一 种价值，是一种文化，因而在一定历史阶段始终有魅力，犹如冰山雪莲，犹如寒梅傲雪。
人类就是这样，崇尚和平，喜欢平平安安顺顺利利过日子，但一以贯之，干篇一律，又嫌平淡无奇，索然无味。反而，喜欢竞技探险刺激，对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感兴趣。因此，风风雨雨，艰难困苦，尽管是一段痛苦、孤寂、迷茫的过程，但也是知青人生中刺激较深，起伏较大，难以忘怀，刻骨铭心的情结和经历。
二、萌动青春苦涩情爱
知青时期也是知青人一生最值得留恋的时期。文革期间下乡的知青人一般都在15—21岁左右，老百姓讲，这个时期不管男女都开始懂事了，也叫开窍了。所谓的开窍，就是大脑开始想问题了，有分析能力了，也能自己拿主意了。这是一种成长，一种成熟。同时也是一种责任，一种担当。为什么知青人对知青经历念念不忘，对落户地情有独钟，因为就在此时此地知青人成人了，有独立人格了。这就是知青情结魅力所在。
知青情结另一种魅力，就是知青人的青春期。人非草木 ，孰能无情。激增的荷尔蒙不可能让知青人麻木不仁，男欢女爱人之常情。莫言说：有七情六欲那是人，没七情六欲那是物，能掌控七情六欲叫人物。而知青人的七情六欲始终被命运掌控。在知青人身上，人性与命运是对冲的，满足情爱需求，就不能满足回城的命运需求。知青人的情，知青人的爱，在那个年代是与国家政策捆绑在一起的。凡是知青作家文学作品，都有知青情爱的描写，这种描写绝不是作品噱头，是真实写照，而且基本都做了修饰美化处理。
69年北京下乡内蒙某王旗知青，一青年点16名知青中的女生，除贾某莲外，都与当地农民组建了家庭。没人相信这就是你情我爱。69年北京知青刘宝华插队于陕北米脂县北峪沟，与当地马某花相爱。女方父亲担心知青返城，阻止他们在一起，并通过公社干部的堂兄安排刘宝华当兵。当兵前日晚，二人发生了关系。后女方父亲强行将女儿嫁给公社干部之子。因女方八个月生子，受尽丈夫虐待。知青刘宝华在部队服役中受重伤致残，一生未婚。2013年刘宝华退休回访知青点，方知女方丈夫已离世，自己孙子已上高中。这种爱整整时隔40年。
68年10月西安12名知青，插队于陕西宝鸡县孙家沟大队。到76年秋同点的知青已全部返城，只剩黑五类子女王某玲政审不合格一人留点。后公社知青办将另三个大队剩的三个黑五类知青，合并到孙家沟点。不久又走了两名知青，点内只剩男知青李某奇和女知青王某玲。孤男寡女相依为命。第二年秋天，大队分得一招工名额，本应男知青走，男知青坚持让女知青走，大队书记无奈让二人抓阄。男知青用两个卷烟纸写上“去”字，揉成团由二人抓。男让女先抓，女知青打开后是“走”字。男知青将纸团没打开就丢到地上。大队就按抓阄结果上报。后女知青好奇心捡起地上纸团，方知是两个同样字的纸团，非常感动。回城前他们吃了禁果。一个月后女知青恶心犯睏，去医院检查发现怀孕。女知青被母亲打一耳光，逼其堕胎。其父认为女知青都28岁了，能成家就成家吧。就这样二人奉子成婚。爱与不爱另当别论，客观上就是相互成全，是情与爱的时代搭配。
云南省知青33.91万人，仅占全国知青总数百分之一，但云南知青的遭遇却触目惊心，调戏奸污女知青的干部有286人，受害女知青达430人。占0.12%。如此推算，加上耻于名声含恨隐忍的，被命运葬送美妙青春的数字甚为可怕。而那个时代同龄人几乎没有非知青人，知青悲哀只有知青承载，毁掉的就不是单体幸福，而是相应家庭的幸福。从这个角度看，上山下乡几乎就是一场灾难，知青人不会忘记，历史也将永远不会重演。
当然，知青的青春情爱不都是悲凉的，那只是一个痛点。整体仍是一个山花烂漫的季节。知青人在天真无邪中相识，在艰难困苦中相知，在看得见够不着中相恋（基本都是单想思），犹如童话般世界。知青情结很大程度也缘于梦幻的童话世界，缘于青春期男男女女美妙的情感。当兵也是青春期，但由于性别的单一性，战友情结与知青情结，有明显不同的画风，聚会联谊的方式兴奋点各有风范。
人就是这样，得到的不珍惜，得不到就总惦念。尤其男女情感，同金钱一样具有魔力。知青人除少量成双成对外，基本都是有好感，没好运。因受已婚不能回城政策影响，只能将爱藏在心里，将苦咽在肚里。有的成为终生遗憾。不间断的聚会，不衰败的知青情结，很重要方面也是在追寻知青时期的情感。因为那种情窦初开，那种令人神魂颠倒的暗恋，在一生中都是一种美好。尽管当年这只是一种臆想，甚至是一种精神错乱，但做梦娶媳妇，本身就是一种美的享受。
古语讲，“妻不如妾，妾不如偷，偷不如偷不着”。古时三妻四妾，在封建禁锢下尚把男女都得不到的情感，作为一种刺激去追崇，说明距离产生美是真理，越得不到越有魅力，越有神秘感。知青人患难与共多年，但成双成对比例十分有限。受年代背景所限，男女情感基本都可望不可及，而正是这种可望不可及，使知青人男女情感更有滋有味，不管年代多长，依然相互吸引，依然相互欣赏。倘若都成双成对，相互都得到情感的满足，男女间亮点就会因夫妻关系而变成缺点，知青群体就不会有如今的磁性。因此，所有的事物都是辨证的，特殊年代的情感抑制，恰恰成为知青人久远的情感吸引，增加了知青人活力，增加了知青群体凝聚力，使知青人形成别样的知青不老情。
三、虚幻抱负苦难过往
人都向往幸福和美好，但让人刻骨铭心，并不是那些豪宅美女、安逸奢华。而是那些艰苦卓绝，浴血奋斗。人们向前追求的，与人们向后怀念的，正好相反相背。何故？苦是骨气、是脊梁，甜是享受，是软化。苦比甜刺激，苦比甜励志。知青情怀也是如此，莺歌燕舞，灯红酒绿，难忘风餐露宿，饥肠辘辘。赏赐让人欢喜一阵子，伤害让人忌恨一辈子。知青中那些苦难岁月，同样也让人铭记一辈子。
全国最小的知青王康，1969年1月下乡时刚满12岁。身高1.4米，小学刚毕业。因父亲是海南中学教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与“特务”，王康背着“黑五类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标签，下乡到海南琼山县大致坡公社。生产小队开欢迎会时，队长见是一个穿童装的小孩，破口大骂（当然不是骂王康）。王康几乎干过所有的农活，修建水利工程，开山放炮、清基、砌石；同去的两位知青在工地牺牲。工地因没钱买菜，用一角钱可买10公斤，农民喂猪的酱油渣下饭，每人每顿一小勺。饭也定量，打饭时总希望炊事人员多给一点。劳动强度大，常年没油水，肚子整天都是饿的。民兵营长告诉知青们:"想吃饱就要蹲着吃，还要多喝水！"
全国最后一名知青邹雪生，滞留北大荒41年。邹雪生是北京人，父亲是一名红军战士，跟党走完了长征，南征北战。1968年邹雪生父亲受到牵连，下放到江西老家。母亲忍受不了各种侮辱自缢身亡。邹雪生当年只有十七岁，在父亲接到下放通知后，他和弟弟便下乡到黑龙江省嫩江。1978底大批知青返城，邹雪生因北京没有家人无法落户。1979年结婚生子。2009年7月23日，在北京老知青帮助下，突破无机构证明邹雪生身份等各种难题，将邹雪生户口在北京落下。
北京知青丁东，1969年1月同20几个同学，到山西沁县插队。年纪最大21岁，最小14岁。全村六个生产队，每个小队四、五名知青。知青插队的最大痛苦就是饥饿。知青下乡第一年，国家供应528斤原粮，每月44斤。加工成米面，只有38斤，一天不到1斤3两。当时没有肉蛋蔬菜，油也很少。劳动强度又非常大，每天上工时间长达十几个小时。知青自己开伙，按计划吃粮，早上半斤玉米面煮窝窝，中午一大碗和子饭，晚上一大碗小米稀饭，一会儿就消化完了，饿得前心贴后心。
1970年冬天，山西省农村开展整党建党、一打三反、农业学大寨运动，掀起反瞒产私分风暴。一畜牧业先进村，饲料粮留得比较足，被抓典型，村支书和主任在全县三干人大会上被当场逮捕，吓得全县农村干部风声鹤唳，只好回去一遍又一遍地打场，一车又一车地交粮。农民交罢公粮，剩下口粮已吃不到年底，只好以糠代粮，应付饥荒。当时知青同农民一样吃糠窝窝，拿起来就散，只能双手捧着吃，粗糙得咽不下，只好就蒸锅水往肚里灌。
天津知青在山西和顺县插队，刚去时没有口粮供应，由公社给玉茭面和小米，没有菜，抓一把干辣椒、一把盐，用开水一冲，浇着吃面。吃久了，便血。没电灯，天一黑就睡，孤独苦闷，不少知青趴被窝偷哭。知青李时民因被学校定为反动学生，加上父亲是伊斯兰教职人员，按“黑五类”下乡。招生、招工、参加宣传队、工作队，均与他无缘。工作任劳任怨吃苦耐劳，社员口碑非常好，在村里待了整十年，才病退回城。回城仅几年，便因心脏病去世。刚活到40几岁，一生几乎没过上好日子。
文学是苦难的产物。大批量知青文学是大批量知青人，用亲身经历写出来的。没有苦难的经历，就没有醒世的文学。卢新华的《伤痕》、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孔捷生的《在小河那边》和叶辛的《蹉跎岁月》等，都是将个人所遭受的苦难与国家民族的苦难联系在一起，控诉和揭露“文革”悲剧对人的身心以及整个社会的破坏，倾诉知青青春信念被埋葬，心灵受扭曲的悲凉情感。
那个年代不仅知青艰苦，建设“大三线”人员更是艰苦卓绝。大规模城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应对国内局面；“大三线”“小三线”，是应对复杂的国际局面。大三线时期的贵昆、成昆铁路，完全是用铁道兵和民工的血汗甚至是生命铸成的，牺牲的人数与线路长度几乎相等。在一隧道施工中，隧道底部出现塌陷，三名人员陷入坑中，其他人员奋不顾身施救，随着陷坑不断下陷，救援人员也一波一波不见踪影。领导赶到立即制止了救援。那个年代就是这样，倡导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以苦为荣，以勇为美，那个时代为国冲锋陷阵的，都充满酸楚充满悲壮。
令人欣慰的是，那个年代过去将近60年，当地人不忘知青，知青人不忘当地。有的地方政府专门建了知青博物馆，知青纪念广场，有的组织专门班子撰写知青回忆录，《共和国知青》等大批量知青作品问世。内蒙，山西等各地，经常在重要节庆，成百上千地邀请知青回访，内蒙四子王旗40年大庆，将北京上海天津大量知青用浩浩荡荡大巴车队接回。
知青情结实际就是时代情结，民族情结，国家情结，是一种家国情怀。邓小平说：“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留下了永远不应当重犯这类错误的深刻教训，从反面为党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提供了历史借鉴。
目前知青人均已进入古稀之年，据2022年人口抽样调查，70岁及以上老年人全国2.41亿人，其中知青人则占16.5%。这种随着知青群体产生而产生，随着知青群体存在而存在的知青情结，也将随着知青群体的离世而淡化，但她始终是一部历史，知青人可以不在，但知青历史不能消失。“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知青历史，知青情结，同样可以给后人提供难能可贵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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