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正讲授西方诗歌，又一次遇到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1931-2015），瑞典诗人，被誉为当代欧洲诗坛最杰出的象征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大师。同时是一位心理学家和翻译家。1954年发表诗集《17首诗》，轰动诗坛。作品多短小、精炼，往往用意象和隐喻来塑造个人的内心世界，被称做“隐喻大师”。201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获奖理由是“他以凝炼、简洁的形象，以全新视角带我们接触现实”。2015年3月26日在斯德哥尔摩去世。
特朗斯特罗姆被称为隐喻的大师，确属实至名归，解读他的每一首作品，都不得不抛开日常生活形成的经验性表述，深入其作品的内核，而这种阅读体验的获得，必须借助于一把密钥——隐喻，由此来完成解读。
诗歌天生是隐喻的。隐喻，是诗人建立人和世界、事物和事物之间关系的重要手段之一。中国古代的诗歌，“道法自然”，最为擅长从大自然的镜像中窥看人生，获得诗意。从后现代主义兴起以后，现代主义的诗歌写作阵营逐步在世界各地分裂，奔向适合各自的时代和个人的路径。
在美国，庞德和艾略特之后，出现了“自白派”，“纽约派”，“嚎叫派”等诗歌流派，当然也有以勃莱为代表的“深度意象”派，呼应着特朗斯特罗姆的写作。在俄罗斯，以曼德尔斯塔姆和古米廖夫为代表的阿克梅派，反对勃留索夫们的象征主义，开启了俄罗斯诗歌一个辉煌的时代——史称“白银时代”。
由于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现当代的大多数诗歌作品，其语言没有脱离“红色”话语体系。直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诗人于坚提出“拒绝隐喻”以及韩东倡导“诗到语言为止”，汉语诗写才开始一场形式主义的革命，试图依傍没有意义包袱的口语写作，开辟新的道路。“知识分子写作”和“民间写作”的分裂，是这一场实验的一个重大事件。汉语诗写作慢慢形成独立、多元的写作局面。
一直以来，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这位在瑞典过着悠闲生活的诗人，从没有改变过他的信念和策略。去年，他80岁终于迎来了瑞典文学院的桂冠，也受到了中国诗人格外的欢呼，仿佛那个中风多年的老头子为中国争得了荣誉似的。
其深层的原因恐怕是，中国诗人在最近十几年以来已经被空前边缘化，任何对诗歌的肯定都是一种潜意识的安慰；另一个原因是托马斯多次来过中国，和中国诗人北岛、于坚、王家新等，都有着深刻的响应。翻译家李笠更是穿梭于中国各地，巡回演出一般到处组织着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朗诵活动。当然，特朗斯特罗姆的诗歌具有某种中国古典诗歌的“诗意”特征，也是潜在因素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