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改编自罗斯巴德的《人经济与国家》第12章中的内容

一直以来，经济学家和记者们都很习惯并喜欢一个词句：增长或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就做起了数字游戏，讨论“我们”明年或下一个十年应该有百分之多少的增长率。讨论中充斥着数字的比较，某个国家增长率更高，“我们”必须迎头赶上等等。但是这其中存在着严重学理的问题。首要的问题是：增长有什么好处？经济学家用科学术语对增长高谈阔论，却不合理地将伦理判断参杂其中，这个伦理判断从未得到分析，却仿佛它是不言自明似的。但是，为什么增长或者说发展应该是我们所能追求的最高价值呢？对此的伦理理由是什么？“增长”作为一个从生物学引入的模糊比喻，让大多数人听上去是“好的”，但这难以构成充分的伦理分析。经济增长或发展，或是因为发现了更多、更好的资源；或是因为有更多、更好的人出生；或是因为技术进步，或是因为资本结构延长，资本增加。由于寻找和开发资源需要资本，由于技术进步只有通过资本投入才能应用到生产当中，由于企业家才能只有通过投资起效，由于劳动力供给量增加对于短期经济考量而言相对独立并且可能降低人均产出，导致出现马尔萨斯式的经济倒退，所以实现增长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增加储蓄与投资。在自由市场中，每个人都在决定储蓄多少，以增加未来的生活水平，以及在当下消费多少。所有这些自愿的个人决策，最终产生的结果才是国家和世界的资本投资率，整体反映的是每个消费者每个人自愿自由的选择。因此，赞同将增长作为目的并非经济学家的本行，如果他这样做，他就是在注入一种不科学的、武断的价值判断，尤其是如果他没有给出一个伦理理由的话。他只应该说，在自由市场中，首先是每个人都得到他所选择得到的增长量，其次才是人们作为一个整体，从进行储蓄和投资的他人的自主行动当中获益匪浅。

如果政府决定通过补贴或直接的政府所有权来刺激社会增长率，那么整个情形就改变了。现在每个人不再能够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决定增长还是消费，而是由国家来强制人们储蓄和投资，所以投资只能以某些个人的被迫储蓄为代价实现。例如，假设A，B和C因为国家强制投资提升了他们的生产水平而实现增长，他们能够做到这样是以另外一些人比如D，E和F被迫储蓄为代价。那样我们就不再能够说社会生活水平或每个人的生活水平增长了，那些被迫储蓄者，显然蒙受了明确的损失。当个人在市场上自由行动时，他们的每个行动都惠及自己及他人，这种增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增长，即由社会中的每个人所参与的增长；而政府采取强迫增长的行动，只是由某些人以另外一些人的倒退为代价的所谓增长。对此，价值观中立的经济学家根本就不应该说社会有什么增长。

因此，我们可以证明，增长并非所有人的唯一、绝对价值。市场上的人们都要权衡当下消费与储蓄未来，就如他们在闲暇与工作之间作出权衡一样。如果我们充分认识到，所谓社会并不是一个脱离个人而存在的实体，我们就会清楚的看到，社会的增长，不可能以将损失强加给某些或大部分成员为代价。假设存在一个社会，其中大部分人都不想要所谓增长，他们不愿意十分辛苦的工作或大量储蓄，他们愿意选择懒散地躺在树下，捡点草莓，做做游戏。鼓吹让政府介入这个场面，强迫这些人工作和储蓄，从而使经济数字在未来某个时刻增长，就等于鼓吹政府强制降低这么一大批人当前、最近和未来的生活水平，在这种方式下所得到的任何生产，不论多么壮观，也不会是社会的增长，相反，它不仅对某些人，而且对大多数人而言都是倒退。此外，就强迫储蓄而言，储蓄者从他的牺牲当中无法收获任何好处，好处是由政府官员或其他受益者所获得。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反对自由市场，支持政府干预的“搭便车”论，不同的“搭便车者”聚集到一起，强迫他人节俭生活，从而使自己获益。

我们还发现，这些实行强迫的搭便车者，从这些举措中能获益多少仍是存疑的。首先，强制搭便车者的增多与成功，会阻碍生产，将越来越多的人和精力从生产转移到剥削之中；其次，我们已经看到，如果政府本身通过征收他人的储蓄进行投资，那么出于许多理由，它产生的不是真正的投资，而是浪费资产。那么通过强迫储蓄打造出来的资本，非但不能使消费者受益，反而在很大程度上被浪费。即使政府只使用货币补贴各种私人投资，结果仍然是恶劣的，因为这些投资相对于真正的消费者需求和市场的盈亏信号而言，是不经济的，是会构成错误投资的。一旦政府取消补贴，让所有资本平等地服务消费者，这样的投资还能存活多少令人怀疑。

尽管我们这里无意讨论诸如苏联经济增长之类的经验问题，我们不妨通过评价一下近年来对所谓苏联经济增长迅速的喧闹之音，来阐明我们的分析。奇怪的是，我们发现，苏联的增长似乎只包括了资本品诸如钢铁、水电大坝等等的增长。这个增长似乎很少惠及到普通苏联消费者的生活水平。消费者的生活水平应该是整个生产过程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如果不是作为实现消费的手段，生产便没有意义。投资资本品，意义不外乎增加消费所必需的中转站。自由市场中所发生的资本投资，并不剥夺任何人的物品消费，因为那些储蓄的人是自愿选择不在当下消费而进行投资的，没有人被要求必须违背自己的意愿，牺牲当下的消费。其结果是，每个人的生活水平都持续、平稳地随着投资增加而提升。而在苏联或其他强制投资的经济体系中，必然会降低几乎所有人的生活水平，这在最近的将来是毫无疑问的，而且种种迹象都能证明，天上掉馅饼的那天，也就是生活水平最终上升的日子，永远不会到来。

有另一个考量，也在支持我们的结论。拉赫曼教授一直致力于提醒我们经济学家普遍忘却了的东西：资本绝不是同质的积木块儿，可以对之作加减运算。资本是由资本品组成的复杂、精致、相互交织的结构。这个结构中的每一条精致的分支都应该恰好合适，而且是要准确地契合，否则就出现错误投资。自由市场是这种契合的一种几乎自动的机制。贯穿全书我们看到的都是自由市场如何通过它的定价体系和盈亏计算检验标准，调整产出和不同生产线的多样性，防止任何一条偏离队伍。但在社会主义或大规模政府投资的情况下，并不存在这种契合精妙的机制。没有了自由的价格体系以及盈亏标准，政府只能一路犯错，盲目投资，而不能投资到正确的领域、正确的地方和正确的产品。

那究竟什么是经济增长或经济发展呢？任何正确的定义，都必然要包括这一条：即满足人们目的可得的经济手段增多，或者说：向人们开放的实际选择范围增加。根据这样的定义，强制储蓄由于它强制性地减少和约束了人们实际的选择，显然无法实现经济增长。政府投资由于不能把自愿的私人消费当作自己的目标，很难说是增加了他们的选择，事实是恰恰相反的。

最后，“增长”或“发展”这个术语本身就是错误地从生物学引入行动学的一个比喻，它暗示了某种自主的必然性或不可避免性，带有价值意涵，似乎它的可欲性不言自明。所以，它是不严谨、不恰当和不科学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