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程没有再动员我交学费，结果就像他说的那样，无论大考小考，班上公布的考试信息里永远没有我的考号。面对考试的问题，复读生总是有比应届生更强烈的认知，除了大部分人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复习以外，班上还有另外两波人，第一波是别人看着没希望但自己觉得有希望的人，这群人努力学习的样子在旁人眼里看起来很像是一种挣扎；第二波是别人看着没希望自己也觉得没希望的人，这种人在复读班并不多见，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安静地趴在桌子上睡觉，偶尔逃课出去上网。而我在艺考之后回到学校充当的角色就是这第一种人，因为没有自己的学号，我就打游击式地借用时常在考试时消失的第二波同学的考试信息，他们也都表现出了极大的友善，我在每场考试的时间里都倾注了脑子里的全部，只不过公布成绩的时候，我的名字有时是“张三”有时是“李四”而已，但又能怎么样呢？

后来老程发现了这种“替考”的现象，他眼睁睁地看着我把写有别人姓名的卷子交到他的手上，面无表情地没说一句话……

在那个焦灼的时期已经不存在什么所谓的力挽狂澜，在老程的眼里，大部分人的高等教育走向已成定局，在无伤大雅、无可无不可的情况下老程会选择视而不见。

我认为老程的这一态度就是“默认”，冥冥中感觉还像是一种无言的鼓励。但在当时我却没有这么想，满脑子想着他是因为我的不尊重而怀恨在心，所以浑身上下只有一种“你不让我考我偏要考给你看”的倔强，就这么把高考前学校举行的各种大大小小的考试一路认认真真地考了下来。

高考结束，成绩下来，我的分数超本科线60多分。到学校领取成绩单，还是那一间办公室，还是一年前我来报道时那么多人，气温很高，屋里闷热得厉害，老程额前的头发湿了一片，他找到我的成绩单，泯然一笑递给了我，说：“考得不错”。

那是我在高中时代最后一次见到老程，本以为以后不会再见，也没有什么感人肺腑的结束语就离开了。直到2018年秋天，我因为入职的问题需要学校为我出一张高中时期的在校证明，我才再一次回到学校，一高搬到了新的地址，校园大的令人咋舌，我问了很多人，其中包括曾经教过我但没认出我的老师，有人给我指了指办公室的位置，跟我说去找程主任，但是拒绝透漏电话号码，我在宽得过分的走廊里找了很久才找到挂有“校办”牌子的房间，我敲了敲敞着的门问了句“请问程主任在吗？”，一个看起来皮肤不错的中年男人抬起了头，那是一张我熟悉又不太熟悉的面孔，双眼大而明亮，说话间脸上有一对儿若隐若现的酒窝，那人是自我毕业后七年未见的班主任——老程。

经历了七年的世事变迁，再次看到头上间杂了白发脸上多了些许皱纹的老程，竟生出了类似师生情谊的感慨和与高中时期完全不同的莫名感动。我努力地用自己不善交际的嘴和老程说了很多话，老程在我拿过来的各种表格上盖好了章，我在手机上记下了老程的电话，然后离开。

我在准备出发回单位的当天上午又一次赶到学校，在学校门口拨通了老程的电话，老程还是穿着那天我见到他时穿的那身衣裳，我把手里的红酒给了老程，老程欣然接受。这是我自小学五年级给班主任送了一张卡片之后第二次给老师送东西，很肉麻的感谢话始终没有说出口。

我踏上了返程的列车，在车上偶尔脑子里会浮现出那些年的种种，老程的表扬与批评，激昂的或沉默的，都慢慢地与自己的好与不好建立了链接，就像生命里缺失的某片空白突然间被填上了色彩，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让我成为了当时和此刻最好的自己。

这就是我想要向老程表达却没有说出口的话，以老程多年班主任的经验，也不知道他能不能从我笨拙的话语间猜出其中八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