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的上午，我正在手机上跟家里人玩麻将，那会电话铃声响起，我按下接听键，一个铿锵有力的男声便开始灌进了我的耳朵，“癫婆，你在干嘛呢？”
“打麻将呢。”我粗声粗气地回应，一点没有女人的温柔可言。
“我在寺冲装了几瓶水。”
“你们大璋的水下毒了呀。”我口无遮拦地回了过去，都不用脑子去想想大年初一是应该要说点吉利话的。
“老太太要喝寺冲的水，”憨子和颜悦色地回复我。“你出来喔，我给小屁陀一个红包”，憨子转而说到。
“不要了吧。”我拖着强调犹豫着说。
“要呢。我过五六分钟就要路过你家门口了，出来吧。”憨子说话的语气不容抗拒。
“那好吧。”我回应得极其爽快，我才不跟他客气呢。
我撑开花格子大伞，往外走，一边捧着手机继续跟我哥几个打麻将，两三分钟后，我站在了路口。
憨子是我的初中同学，但那会我们之间几乎是不说话的。直到三年前，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我们见面后彼此间才慢慢开始熟络起来。
而我最初之所以会跟他走近，是因为他送我回家时看似轻描淡写地跟我说的那句，“去年，我儿子走了，因为白血病，走的时候八岁。”憨子说那话时痛苦的神情，我永远都不会忘记。
而憨子会走近我，大部分原因也是因为他从其他同学口中获知我儿子的爸爸中风瘫痪的不幸消息而产生的同情。
同在苦难中的人往往更能感受彼此的悲伤与痛苦，亦能在对方处于黑暗中难过哭泣的时候给予某种程度的精神抚慰。憨子深知我处境的艰难，所以总是极力鼓励我要认真地找份工作来维持自己的生计与未来。
在我一阵折腾过后终于离开娘家在株洲找到一份工作的时候，憨子脸上那欣慰的笑让我感动不已。
虽然憨子远在他乡谋生，虽然我们隔着空间的距离，但我们之间心的距离却并不遥远，甚至可以说是越来越近。
我们是彼此最好的情绪垃圾桶，他会与我说及他工作中所有的困扰，而我也会向他大量地倾吐我生活中的苦水。
我若不耐烦了，会在电话中吼着叫着向他撒气，他一般都只是笑笑骂我一句“癫婆”。到后来，“癫婆”就成了他口中称呼我的专有名字了。而我常骂他蠢，骂得多了，就直接喊他憨子了。
我跟憨子一年到头都难得碰两回面，碰面了我们偶尔会来个热烈的拥抱，但也仅此而已。
我们谁也不想破坏彼此间那发自心底的纯粹，干净的友谊，因为我们都知道，把握好分寸，我们才能在这荆棘丛生的人生路上有个长久的可以说说心里话的朋友，从而带给对方更多一点的温暖与慰籍。
我病后，远在他乡的憨子一直没有见过我，他曾说过好几回要在微信视频中见见我光头的样子，都被我毫不讲情面地拒绝了。
现在我的头发已经长出来了，虽然很短，看着像个男人，以致别人看我的眼神有些怪怪的，但我并不在意，这个春节，我已经有勇气摘掉自己那累赘的假发套走出家门了。
几分钟后，憨子的车靠路边停了下来，他按下前排车窗玻璃，满脸笑意地看着站在雨中撑着伞的我，我也看着他笑，样子有点傻傻的。
“你都不上来坐坐吗？”说话时憨子打开了车门。
我收起了雨伞，上车在憨子旁边坐了下来。憨子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了一个红包塞进我的上衣口袋，随后刻意地摸了摸我极短的碎碎的头发说，“你可以将头发往一边梳呢。”
我没好气地打了下他正在摸着我头的手说，“梳你个头。”
憨子毫不介意我骂他，继续不知死活地笑着补上一句，“这发型比男人更男人。”
我狠狠地白了他一眼。
憨子定定地盯着我没有血色的脸认真地说，“癫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呢。”
憨子的一句话突然让我泪如雨下，“我觉得……生活……对我太残酷了。”我哭得有些泣不成声。
憨子突然抱着我喃喃地说，“癫婆，生活很难，但你要努力让自己好好的呢。”
“我怕……自己……会撑不下去的呢。”我断断续续地说，将头埋在了他的胸前。
憨子用手擦了擦我的眼泪，而他接下来嘶哑着声音说出来的那句话如惊雷般击中了我的心弦，“如果，万一，你比我早走，就在那边等我好吗？”
我不知道憨子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但我知道五年前他那八岁的儿子是因为癌细胞复发转移离开这个世界的。
而我亦知道，不管怎样在憨子心里的某个角落是有一个我的位置的，作为同学，朋友，抑或是别的什么。
憨子的电话铃音响起，他的妻子来电话叫他回家吃饭。我便收起眼泪笑着催促他说，“你回家吃饭呗。”
看着憨子的车在雨中渐行渐远，我告诉自己，这样就已经很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