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已不断发展，能够战胜围棋世界冠军、创作艺术作品，编码我们作为消费者、生产者、公民的日常生活，并且日益具备深不可测的迥异于人类智能的自我学习能力，于是，这一人与技术如何共处的问题便越发具有重要性和启示意义。
由此观之，或许法学界对算法所享权利，以至于算法主体地位的讨论，并非那么未雨绸缪、杞人忧天。我们所担心的科技反乌托邦的可能性确实正在逐渐实体化，我们正在被迫进入一个与人工智能共存（如果不是受其统治）的时代。应当如何确保人工智能与算法为人类服务而非反之，如何控制其权力属性，防范其异化风险，甚至阻止其统治人类，便成为当代算法社会的核心议题。
但另一方面，我们又隐隐约约感觉到：虽然人工智能越来越自主、强大，但它们有时候仍然表现得像人工智障，无法处理连三岁小孩都能自如处置的问题。例如自动驾驶汽车的道路识别、自然语言处理的内容审核，都曾发生过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而且所谓的技术中立、AI自主，听起来更像是幕后操纵者用以逃避责任的说辞；算法黑箱与算法透明，则似乎主要取决于算法的设计者、所有者是否愿意将其公开。无知的大多数人虽然被迫看向洞穴墙壁上的阴影，但已经觉察到背后可能存在更广阔的世界与更明亮的光源。
退一万步说，如果算法确实过于复杂又风险太高，何不弃置不用？为何不等到充分了解它并对其具有全面控制能力以后再使用，何必操之过急？鉴于前述负面影响，不用算法的收益成本比率与使用算法的收益成本比率相比，并不当然显著更低。在人工智能发明以前的数千年，人类社会也稳步前进至今；人工智能也不是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就无法关闭。何以至于早早开始忧虑机器人统治人类的未来，甚至在务实入世的法学学科掀起法律与科技，而非仅仅是法律与科幻的严肃讨论？
对此，立陶宛学者伊格纳斯·卡尔波卡斯的小书《算法治理：后人类时代的政治与法律》可以提供一味解药。他首先从算法所使用的数据、算法作为代码架构的直接规制、算法作为行为助推的间接规制这三方面入手，介绍了算法治理的技术原理，以体系化的理论理解整合了我们碎片化的经验认知。更进一步，他还以一种独特的后人类主义为框架，探讨算法对人类主体性、政治共同体建构、法治基本原则提出的挑战，使我们意识到自己与技术、环境之间永不停歇的交互作用，进而知晓究竟是何种力量在使用技术的过程中决定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最终，他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普遍的爱，包括对代码的爱，作为恢复人文关怀、修复人机平衡、改善算法治理的出路，从而克服算法治理的功利化与工具化倾向，促进人类、技术与环境的平等关系，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