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梅洛的儿时记忆里，家里常常弥漫着消毒水的气味，弟弟从一出生起身体就不好，在医院里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回到家里后母亲很少让梅洛进弟弟的房间。梅洛常问母亲，“我什么时候才能和弟弟一起玩儿呢”，母亲微笑的摸着梅洛的小脑袋，“等弟弟好起来，好起来就跟洛儿玩，就快好了。”母亲说到后面常喃喃着“就快好了。”
在弟弟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梅洛就注意到母亲日益隆起的腹部，他好奇的摸着母亲圆鼓鼓的肚子，母亲吃力的蹲下来握着梅洛的肩膀告诉他，“洛儿，你就快有一个弟弟了。”那个时候梅洛就开始了期待，期待弟弟的到来，像将要得到的某种奖励一样。
有一次放学回来，梅洛趁母亲不在溜进弟弟的房间，那天的天气很好，天边的夕阳透过窗户照进来，像铺了一层金辉，房间的墙角里堆着各种各样的小纸箱，里面有许多装满透明液体的玻璃瓶子，上面写着“消毒棉”的一大袋棉球，“一次性医药注射用”的许多细长针管，一直堆到弟弟的床边，床边的桌子上摆放着一个显眼的米老鼠闹钟，那是父亲有一年从上海带回来的，桌旁立着一个木质的架子，上面挂着纸箱里的那种玻璃瓶子，一根透着金黄色夕光的管子连接着瓶子和弟弟的小手，弟弟看起来非常消瘦，脸色苍白，淡绿的血管脉络清晰的覆在皮下，脑袋上一层毛茸茸的灰色头发像是刚冒出来的，梅洛放下书包，趴在床边，他把手放在弟弟的胳膊上，晃了晃，弟弟没有醒。闹钟一会儿响了起来，梅洛把手缩了回来，他回头望了望，母亲正站在门口，他慌忙的站了起来，母亲对他笑了笑。
梅洛问母亲，“为什么弟弟的房间里要放一个闹钟呢？”
母亲： “因为弟弟要打针输液，一瓶要等上三十几分钟，输完了就要重新换上一瓶。”
梅洛：“弟弟到底怎么了？”
母亲：“弟弟生病了，把这种液体输到弟弟的身体里，弟弟就会好起来，就可以跟洛儿玩了。”
出门的时候他回头看了看坐在床边背对着他的母亲，母亲抬手垂下了脸。
他隐约感觉到她好像是哭了。
那一年的冬天，弟弟没捱过来。年仅6岁。
家里的消毒水味渐渐散去，没了后的那一段时间，梅洛反而有些不习惯。
之后的生活里，梅洛每及回想起这个弟弟，脑海里并没有浮现出多么清晰的印象，在他那尚处矇昧的隐秘感觉中，弟弟去世甚至已是十分久远的事了，尽管过去才几年的时间，他常常感到好像少了点什么的遗憾，为没能一起玩儿，为没能跟他说上一句话，爸妈并没有给弟弟取名字，这也是梅洛懊恼的地方，仿佛他们冥冥之中已经知道这个生命不久就会离去，没有了名字从某种程度上也日渐淡化了梅洛回忆里关于弟弟真实存在过的那一段生活印记。
梅洛跟父亲的关系并不亲密，这种不亲密的关系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发展成不理解，父亲常年辗转在上海的工地里谋生，只过年的时候回来一次，即使一年不见，回来的时候对梅洛也是十分严厉，询问梅洛的学习情况，幸而梅洛的成绩还算不错，但父亲仍然不能够满意，没有鼓励赞赏的话语，只有更加严厉的要求和对他将来怎么办的种种担忧，父亲常以这一切都是为你好的名义行使家长的权利。然而梅洛也有成绩不理想的时候，当梅洛颤颤巍巍的递上成绩单的时候，父亲会突然的大怒，拍桌子指着梅洛，大骂着“你这个小废物，你怎么对得起我”之类的话，母亲这个时候通常会护着梅洛，让他少骂两句，一边用手绢擦去梅洛脸上的泪水和鼻涕泡沫。梅洛的父亲平素里每月也会给家里打上一两通电话，梅洛偶尔接到过一两次，电话里的父亲也只是让他去叫母亲来接，母亲讲到末尾有时会捂住话筒问梅洛有没有什么要跟父亲说的，梅洛这个时候常会感到紧张，慌乱的跑了出去，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开始要站在那里等着，像是期待什么，却又常常感到害怕。
母亲更多的充当了传话的中间人，父亲的话到了母亲的嘴里通常会变得温婉许多，说教式的话语变成平等的沟通，成绩不理想时的指责变成了诚恳的鼓励和语重心长的期许。梅洛知道父亲是绝不会对他那样说话的，他只是配合着母亲，耐心的说些让母亲感到欣慰的话，他早已领会母亲的苦心。同时，他更加不理解父亲，不理解父亲对待他的方式，好像他怎么做都不能令他满意，这种淤积着不理解的情绪像去世的弟弟带给梅洛的感受一样或明或暗的潜伏在他的心底，等待着爆发。
随着梅洛一年年长大，他的自我意识也在慢慢觉醒，开始感受到周围的人世常情，他察觉到父亲一年比一年苍老的脸和母亲日益佝偻的背，那些因为频繁借钱而不再串门的亲戚，年尾讨债的乡里乡亲通常让过年成为一场灾难。在家庭日常的琐碎言语间他也隐约知道了关于弟弟去世时的一些事情。大抵是因为太穷，弟弟四岁的时候被确诊患有先天性的心脏病，回到医院接受了一年的漫长治疗，昂贵的住院费用让本就入不敷出的家里雪上加霜，尽管母亲的阻拦，父亲还是毅然决定让弟弟办理出院，在家里接受治疗，回到家里后却因为常常得不到及时的医学观察和对应的诊治，弟弟的病情一步步恶化，最终在家里拖了半年才走。
在梅洛叛逆的青春期里，他强烈的意识到贫穷是一件非常不体面的事情，像一面脏兮兮的镜子，无时无刻都在照见自己，怎么也擦不干净，让人羞耻，在大多数场合，哪怕一些微小的细节都让自己无比清晰的认识到这一点，他讨厌自己那个经常擦洗却依旧显得破旧的书包，班级分享会上同学们炫耀礼物时的嫉妒，报课外兴趣班时老师甚至自动忽略了他，父亲与前来讨债的朋友在家里吵得面红耳赤的场面，卷缩在房间里无声抽泣的母亲，这个女人自从嫁到这个家以后，面对生活里的诸多安排，大都顺从丈夫，即使有不满也很少表露出来，逆来顺受的吸纳这个不善言辞的男人带给她们母子的所有情绪。梅洛只在偶然的时候对这种贫穷的生活感到害怕，却更害怕无法面对这种生活里的自己，但大多数时候，他习惯了，他习惯了已经不那么合身的衣服，习惯了父亲没有定期汇来生活费时母亲的焦虑，习惯了周遭的冷漠和对冷漠的冷漠。
如果说冷漠是麻痹自己不去反抗的说客，梅洛的父亲就是他的说客。在梅洛一直向往的大学生活即将到来的时候，贫穷再一次决定着自己的命运，以他高考的成绩，梅洛只能选择报考三本类的大学，而学费对比家里的环境已经相当不菲。梅洛通过母亲告诉了父亲关于想报考的大学和相关学费的情况，看到的却是母亲无奈的眼神和缓缓递过来的话筒，电话里父亲一改往常的严厉，语气缓和了许多，说是目前家里的条件供不起，大学不上其实也没有关系，现在的社会，你只要会门手艺，将来照样会有出路。对于这样的结果，梅洛一时不能接受，他是后来才意识到父亲其实一开始就没打算送他上大学，他以一个刚刚成年的人有限的想象力去思考如何在这短短的几个月内筹措自己的学费，想过打工却不知如何开始，找人借钱也不知道向谁开口，闷闷不乐的思虑了整个夏天，面对命运的安排，只能默默的接受。
2. 高考后的那一年冬天，在父亲的劝说下，梅洛和母亲动身来到上海，在踏上列车的那一刻，他已经彻底放弃了对于大学生活的任何幻想。梅洛的爷爷和奶奶去的早，在梅洛出生前就走了，老家里已经没什么牵挂，父亲想着过年也就不用回老家了，来来回回的，劳神，费钱。母亲担心过扫墓祭祖的事儿，父亲说：扫了那么些年，也不见着保佑发财，都不重要了。母亲来没多久进了奉贤区的一家服装厂，年轻时候踩过几年缝纫机，有这方面的底子。父亲说家里要创收，大城市消费高，干点啥都要花钱，来了就要干活。梅洛的母亲吃住都在厂里，一个月四天假，她常常每个星期回来住上一天。有时会给梅洛带些样式时髦的衣服，梅洛每每见着都很开心。
母子俩刚来上海那会儿，一家人商量着租一个比现在大一点的房子，父亲的住所是个城中村一室一厅的小居室，梅洛没有自己的房间，父亲最后把他安排在了客厅，临时搭起了一张床，说是先住着，过阵子就搬，虽然对父亲的安排有些不满，他也只能忍着，日子将就着一天天过去。梅洛在离家两公里的酒吧里找了一份服务员的工作，每天从下午5点做到凌晨1点，父亲没有反对，说是年轻人历练一下也好。下班了之后，如果碰到母亲回家里，厨房里通常会有煲着的炖肉作为夜宵，梅洛拿的第一个月工资给母亲买了份礼物，一块他能负担得起的女士腕表，这是他成年后给母亲买的第一份礼物，他常常想象着以后能赚更多的钱带给母亲更好的生活，让她不用上班。母亲非常喜欢这份礼物，自那以后一直戴着，梅洛用剩下的钱给自己买了个mp3，每日下班后都沉浸在音乐里，相比如酒吧里聒噪的环境，凌晨回家的夜路显得格外的安静。
城中村里有一条隐晦的小巷，梅洛每天上下班都要经过那里，零星的几家小店散落的开在小巷里，两旁十层高的居民楼紧密的挨着，让这条小巷显得格外逼仄，常年透不进阳光，一些生活垃圾随意的堆积在巷子的角落等待着发酵，偶尔刮起的回堂风捕捉每一丝恶臭的气味，尔后席卷升腾，迎面撞上每一个行人，环卫的工作人员定期会来清理这里，但常常要间隔很久。
一些女人在夜里的小巷做起了皮肉生意，梅洛发现这一点是第一天从酒吧下班的晚上，他听着mp3，昏黄的灯光笼罩着小巷，寥寥的几个中年模样的男人迎面匆忙的走出巷子，平添这个夜晚诡异的落寞。一个身影从暗处走了出来，他警觉的侧过头，以为对方要对他说什么，他摘下那一侧的耳机，一个穿着杏色吊带衫的女人勾着手谄媚的咂着嘴，“小哥，要不要玩一下？”女人稍稍俯了下身双臂交叉的挤了下丰满的胸部，动作娴熟的晃了晃，梅洛愣了一下，他慌忙的戴上耳机，女人还说了点什么，梅洛没听清，他加快了步伐，这突然的场景让他既兴奋又紧张，但更多的是紧张。他发现这条不长的巷子里每隔几个墙灯都会有个面目不清的女人，在明暗交替的昏黄里站成妖娆的剪影，像橱窗里摆放的商品一样供人挑选，巷子里的女人们看到这个面孔陌生的年轻人，把他当成了消遣长夜的嫖客。
时间久了，巷子里的女人们都认识他，也就没人再上前搭话儿了。
那一夜临睡前，那个巷子里的女人不断的涌入梅洛的脑海，她说话时的神情，扭动的腰肢，薄衫下的身体，他那冷漠的好奇心被一点点激起，他甚至想象着这个女人过着怎样的生活，现在是否正躺在谁的怀里。这些交织着色情的画面令他感到痛苦。他在电视里看到过类似的情节，但通常都是粗暴的一幕带过，这个现实生活里真实存在的女人，唤醒了他身体上长久沉闷的原始本能，仿佛一根利刺猛然扎醒了他，环顾四周才发现自己正在不停的下坠，身体为找不到着落点开始一点点扭曲。那个晚上他做了一个梦，梦里的自己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像是一间卧室但又显得非常空旷，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正在他身上蠕动，虽然光线明亮但他却怎么也看不清她的脸，他感到流遍全身的温热而且这温热还在不断的加剧，伴随着这股亢奋的暖流，他发现这个女人的面目逐渐变得清晰，在喷涌的那一刻他才发现那张清晰的脸是巷子里跟他搭话的女人。他猛然睁开眼睛，周围一片漆黑，他摸索着来到洗手间，发现自己满脸都是汗水。父亲正在里间酣睡，母亲在厂里没有回来，他只感觉浑身疲倦，冲洗后很快再次入睡。
回想起那个夜晚，梅洛感到羞怯，青春期的性涌动在他身上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个女人启蒙般的给他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渴望去一探究竟，他甚至开始对下班有了期待，期待每次都能在小巷里看见她。但却没能如愿，他在小巷里来回游荡试图寻找她的身影，但带给他的只有异样的眼光。她就这样消失了。
3. 梅洛二十岁生日的那天，父亲破天荒的说要隆重的庆祝一下，母亲也跟厂里请了假，一家人穿得非常正式，父亲带着他们来到黄埔江畔的一家西餐厅，里面环境颇为温馨，敞开式的落地玻璃窗里能看到对面的东方明珠，一个英俊的外国服务生用一口流利的汉语给他们点餐，母亲显得略有些拘谨，父亲让她放松些问她和梅洛想吃些什么。最后他们吃了海鲜，甜点，席间父亲亲切的问梅洛想不想喝点儿酒，梅洛看了看母亲，父亲少有的对他展露温情的一面，这令他有些不知所措，最后父亲要了一瓶香槟。虽然梅洛在酒吧里工作，但对于喝酒并不感冒，甚至反感，他见过父亲醉酒后失态的样子，但在他的生日宴上他第一次觉得酒也可以喝得如此酣甜，几杯下去后，父亲关爱的问他对于将来的打算，来上海有没有交上什么朋友，有没有喜欢的女孩。梅洛只在最后的问题上撒了谎，他不敢告诉父亲自己喜欢上了一个妓女。母亲欣慰的看着他们父子间久违的交心。面前的这两个男人是她生活的所有，她知道他们父子一直彼此疏远，鲜少像今天这样面对面的坐下来沟通。她的生活里太需要这种家庭和睦的氛围，她一直负疚的认为自己不是一个称职的母亲，甚至也不是一个很好的妻子，她常常对他们父子之间的冷漠感到无奈。她希望这样的夜晚可以多一些，也更长久一点。
父亲给他准备了生日礼物，纽曼的最新款MP4，他收下的时候心情有些复杂，但总归来说是开心的。相比如成长过程中长久压抑的困惑，他只在这样一些极少的时候格外的感激他的父亲。他也是开始工作之后意识到挣钱的不容易，父母在这种挣扎的生活里一天天老去，粗厚的老茧爬满了他的双手，长期酗酒的习惯让他的脸色更加枯黄，以前浓茂的发迹已经秃谢，母亲的鬓角开始染上了霜白。
梅洛自从上了班就开始攒起了钱，他希望可以从父亲那里搬出去独自生活，他也有过对未来生活的憧憬，在那些想象的生活里，他没有安排父亲的位置，他大多数时候觉得那是一个多余的角色。在他生日那个夏天之后，父亲因为一次酒后上工不小心打翻了一车斗的水泥，包工头发现后就把他辞退了，那阵子闲在家的父亲更加频繁的酗酒，母亲也开始不怎么回来了，有时甚至两个月才回一次家，她不知道如何与醉酒的丈夫相处的时候选择了逃避，多年的婚姻生活也没用让她更加清醒的了解这个男人，而梅洛也开始留意村里布告牌上的一些租房信息。
有一天晚上酒吧里因为没什么客人而让梅洛提前下了班，他听着自己的MP3，父亲送给他的礼物他一直没有使用。回家的夜路他闭着眼都会走，经过小巷的时候他也早已习惯目睹那里受夜色庇护的情色交易。但就在快走过小巷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一个年轻的女人挽着步伐浮泛的父亲，父亲显然是喝醉了。梅洛保持距离的跟在后面，他们一路回到了家，女人对这条路似乎很熟悉，她像个老朋友一样扶着父亲走进昏暗的楼梯道。梅洛没有跟上去，他清楚的意识到这里正在发生着什么，他无力的站在楼梯道前。此刻的他想到了母亲，他想去找她，但脚步却没有挪动，他也不知道自己在那里站了多久，那个女人下来的时候，他认出了她，她穿着驼色的棉毛衣，踩着一双亮红色的高跟鞋，那个在他梦里出现过的女人跟他擦肩而过，就好像他是团空气，丝毫没有留意。
那之后梅洛不久就搬了出去，他远离了终日处在醉酒状态的父亲远离了那条隐秘的巷子远离了这个称为家的地方，他没有跟任何人提起那件事，在跟母亲相处的时候他有过几次开口的冲动，但最后也没能说出口。他要开始自己的生活，他不再跟父亲说话，甚至避免有任何跟父亲见面的可能。
时间一晃过去了一年，母亲有一天突然跟他打电话说他父亲在工地出事了。梅洛赶到医院的时候母亲正在手术室外焦急的候着，原来重新回到工地的父亲因为再次酒后上工，从高处摔了下来，被工友送到了医院。经过紧张的手术治疗后，人是活过来了，但腿脚已经不那么灵活了，躺在床上的父亲脸色阴郁，不跟任何人说话，梅洛没有想到再次见到父亲会是以这样的方式，父亲在医院住了一个月，勉强可以拄着拐杖下床活动，医生建议再留院观察一段时间，但父亲执意要出院，工地是绝无可能再回去了，梅洛和母亲最后把他送回了老家。
梅洛很快回到了上海，留下母亲在家里照顾他，母子俩每日里都要通上一次电话，他也从母亲那里得知回到老家的父亲依然经常的酗酒，脾气也越来越大，状态一天比一天消沉，她说这样下去，老头子可能要不行了。
梅洛半年后回去过一次，父亲躺在儿时弟弟离开的那张床上，房间里凌乱的堆放着许多玻璃酒瓶，充满了酒气，父亲消瘦的只剩一副骨相了，他已经有些意识模糊。梅洛凑到床边，像小时候搭在弟弟的床边一样，他晃了晃父亲的肩膀，虚弱的父亲吃力的眨了下深陷的眼窝，仿佛告诉他自己还活着，嘴角念叨着什么，梅洛俯身听着，但终究没听清，他突然冒出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让他有些犹豫，但他只犹豫了一秒，他抓起旁边的绒线枕头用力的摁在父亲的脸上，他保持着这个动作直到确认父亲不再挣扎才松开。
他和母亲草草的办了场葬礼，葬礼上母亲没有哭，倒是梅洛哭的十分厉害，多年不来往的亲友也一一赶来，他们对梅洛和他的母亲表示了同情和理解。
一个月后，梅洛带着母亲回上海，去的那天天气很好，和煦的阳光暖融融的，梅洛感到一种长久被压在心头的石头消失后的释放，他摸了摸兜里的一张银行卡，心情更加好了一些。这是父亲在事先立好的遗嘱里留给他的财产，卡上有这些年父亲的积蓄，他查过流水，时间追溯至他高考的那一年，他本来可以轻松就去上了大学，他想象着他可能会度过的将是完全不同的人生，又或者什么也不能改变，但这一切都已经不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