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宋应星原地及相关地：
1、主题原地 - 宋应星诞生地：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宋埠镇
2、主题原地 - 宋应星成就地：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
3、主题原地 - 宋应星逝世地：江西省宜春市奉新县宋埠镇
4、主图原地 - 宋应星纺织技术采集地：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双林镇
宋应星（1587年—约1666年），字长庚。在他出生之前的前天夜晚， 母亲梦见天上一颗很亮的星星落入她的怀里。父亲很高兴，便为他取名为“应星”，待他长大后，又为他取了个别号为长庚。长庚即金星，又称启明星，是人们早晨和傍晚时在天空上常见的一颗亮星。而宋应星可谓名实相符，他的成就使他作为升起在东方的科学巨星，永远闪耀在科学领域中。
明万历十五年，宋应星出生于江西奉新的一个大姓之家。其曾祖宋景，曾任吏、工、兵三部尚书，京师都察院左都御史等，为内阁七卿之一，曾因参与推行著名的“一条鞭法”改革政策而震动朝野。宋景为官清正，是少数敢于与当朝权奸严嵩抗争的朝廷重臣，这位政绩累累、刚正不阿的朝廷清官的形象，深深烙印在宋族晚辈人的脑海里，以至对宋氏后代有着很大的影响。
宋氏家族历经三代，到宋应星出生时，已从门前车水马龙的名门望族没落为日趋破落的中小地主家庭。这使得宋应星与生长在高墙深宅的富家子弟不同，有更多机会和平民百姓在一起。加上母亲又是农民的女儿，所以自幼更易于接近农业生产和群众， 并接触农田、作坊，了解粮食、布帛的来历和社会下层的疾苦。
但与一般的农家子弟有别的是，宋应星出身于知识分子之家，而且还是名宦之后。曾祖父宋景的丰功伟绩，一直是对年幼的宋应星的鞭策和鼓励。走宋景的路，便成为宋应星这一代人的人生价值观和追求目标，也是当时整个宋族成员的共同企盼，希望重振昔日名门望族的荣光。
宋应星幼时与长兄宋应升在叔祖宋和庆创办的家塾内就读。他自幼聪颖好学，几岁就能作诗，有过目不忘之才，学业成绩之佳为师长所惊奇，其族侄宋士元在《长庚公传》中说：“公少灵芒，眉宇逼人，数岁能韵语。及掺制艺，矫拔惊长老。”
至青年时代，宋应星已经熟读经史及百家书，对程朱理学有较深的钻研，又能独立思考。他尤其推重张载的关学，从中接受了唯物主义自然观。同时，他对自然科学及技术很有兴趣，对当时的读书人视为“雕虫小技”、“旁门左道”和“引车卖浆者流”的各种物件的制作技艺兴趣盎然，只有碰到和遇见，他总会打破砂锅问到底，甚至喜欢动手体验。
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宋应星和长兄宋应升一起到省城南昌参加乡试。参加这一年乡试的江西考生有10000多人，但中举的却只有109人，宋应星名列第三，宋应升名列第六，奉新县考生中只有宋应星兄弟两人及第，乡人无不奔走相各，尊称之为“奉新二宋”。
乡试的成功使宋氏弟兄受到鼓舞，踌躇满志的他们当年秋便前往京师（今北京）应次年丙辰科会试，但却名落孙山。他们决定下次再试，为了作好应试准备，宋应升、宋应星兄弟前往江西九江古老的白鹿洞书院进修，当时任洞主的是著名学者舒曰敬。
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是神宗在位时最后一次会试之年，宋应星弟兄与江西其他考生齐会京师，但二兄弟仍未及第。此后，他们又于天启及崇祯初年再次应试，均告失败。
五次进京会试的失败，使宋应星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深刻意识到，实现救国济民的美好理想并非一定要靠科举功名，改良社会增强国力还要靠发展生产力，靠实实在在的科技知识。于是，痛定思痛之后，他决心走另外一条路：彻底放弃科举，转向研究与国计民生有关的科学技术。
然而，恰恰是这五次进京赶考的长途跋涉，使宋应星见闻大增：“为方万里中，何事何物不可闻”。一路上，行程数万里，他沿途都在考察、寻访和记录，对南北各地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状况，作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并随时作好笔记。
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宋应升由吏部铨选任浙江桐乡县令，宋应星则回乡服侍母亲。在奉新乡居的日子里，宋应星更是走遍了田野和村镇，遍访打谷场和手工作坊的各类匠人和艺人，以及店铺、窑场、工地，等等。他的第一手科技资料，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收集、记录和积累下来的。
崇祯七年（1634）,宋应星经吏部铨选赴袁州府任职分宜县学教谕。教谕是未入流的县学教官，级别很低，月俸只有二石米钱，是当时一般士大夫鄙薄的所谓冷官。但当冷官虽说工资微薄，却有许多空闲时间能专心致志地从事著作，而他担任教谕的同时又能接触到一些图书资料，为他从事写作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宋应星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根据以前的调查所得，再查找必要的参考文献，从事着极其紧张的著述工作。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阶段，因为几乎所有主要著作，都是在这四年里完成的。
崇祯九年（1636），宋应星在分宜县令曹国祺支持下，完成了万言的政论集《野议》，同时还把另一部著作《画音归正》交给友人刊印并出版。《野议》集中反映了宋应星的政治思想和经济思想，是宋应星在一夜之间写成的（由于宋应星没有在朝做官，所以称为《野议》）。
宋应星写《野议》的目的是为了挽救明末社会所面临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期望社会由乱而治，使国家转危为安，体现了宋应星关心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爱国思想，可以看成是宋应星希望崇祯皇帝实行变法的万言奏议。
崇祯十年四月（公元1637年），后来蜚声中外的科技巨著《天工开物》完成并刊刻出版的。同年六月、七月，先后写了《论气》和《谈天》，都是关于自然学说的著作。
宋应星鄙弃那些“知其味而忘其源”的“纨绔子弟”与“经士之家”。他在担任江西分宜县教谕年间写成的《天工开物》序言中描写这段情况时说：“伤哉贫也！欲购奇考证，而乞洛下之资，欲招致同人，商略赝真，而缺陈思之馆。”（想加以验证而无钱，想与同人们讨论真伪而无场馆），只得“炊灯具（备）草”，日夜写书，但“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
中国封建社会，民间工艺技术被认为是“雕虫小技”，一般读书人看不起。宋应星却把它看做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宝贵财富，将它们一一记录在《天工开物》中，成了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的名著。
崇祯十一年（1638），宋应星考评位列优等，不久就被升为福建汀州府（今长汀）推官，掌管一府刑狱，俗称刑厅，亦称司理。任职期间，宋应星为官清廉，关心民间疾苦，很受当地百姓拥戴。崇祯十三年（1640），因上司责备他没有全力镇压“海盗”，他一气之下，辞官回家了。
崇祯十六年宋应星再任南直隶凤阳府亳州知州。但此时已是明王朝灭亡前夕。他到任后，州内因战乱破坏，连升堂处所都没有，官员大多出走。他几经努力重建，使之初具规模，又捐资在城内建立了书院。
崇祯十七年甲申年（1644）初，亳州周围已被李自成的农民军包围，宋应星弃官返回奉新。而长兄宋应升原已升至广州知府，甲申后也无意恋官，最终挂冠归乡。当年三月，李自成大军攻占京师，明朝灭亡。四月，清兵入关，建都北京，宋应星成为亡国之民。
五月，福王在南京建立南明政权，为弘光元年，宋应星兄弟和其他的江西志士都寄希望于南明福王政权，但此政权却由阉奸阮大铖、马士英把持，排斥忠良。后宋应星被荐授滁和兵巡道及南瑞兵巡道（是介于省及府州之间的地区长官），但宋应星均辞而不就。
不久南明灭亡于满清铁蹄之下。清兵南下攻取江西时，宋应升于1646年服毒殉国，宋应星埋葬胞兄后，便一直过着隐居生活，拒不出仕，一心写他的各类科技著作，在贫困中度过了晚年的时光。大约1666年（清朝康熙五年），宋应星离开了人世，享年80岁。临终前，他把自己一生的经验教训，作为“宋氏家训”留给了子孙们：一不参加科举，二不去做官，只在家乡安心耕读，以书香传家。
为纪念宋应星这一伟大科学家，1983年，奉新县筹建宋应星纪念馆，并于1987年11月10日开馆。是江西省十大名人馆之一。2003年择址新建宋应星纪念馆，新纪念馆选址于冯田工业园区的应星农业科技示范园“宋应星公园”内。新馆占地面积60亩，为传统园林建筑，朱墙灰瓦，飞檐雕染，斗拱层叠，古朴典雅，具有民族特色。
整个馆由主馆、天工馆和开物馆三部分组成。主馆展厅以大量文献史料、实物图书和精致模型，翔实介绍宋应星生平事迹和明代科技、社会历史背景、宋应星的著述及思想、宋应星的重要科技成果及其影响国内外的《天工开物》科技成就，形象再现400余年前我国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状况和先进技术。 天工馆和开物馆则利用高科技手段形象的展示了《天工开物》一书从农业到手工业的制作过程。
纵观一生，宋应星的生活时代适值明末，他亲眼目睹了官场弊端丛生的黑暗现象，最终与科举仕途决裂，转向实学，尤其是研究农业和手工业生产技术，作了多年考察和广泛的社会调查。这一切都为他日后撰写《天工开物》等作了准备。他虽历尽艰辛跋涉万里未得一进士功名，却获得极珍贵的科学技术知识和社会见闻，思想更为激进，成为对旧学术传统持批判态度的启蒙思潮的代表人物。
宋应星一生著述众多，所涉及之范畴涵盖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技术科学等多个方面。自然科学方面的，除了《天工开物》，还有《观象》《乐律》等；人文科学方面的，有《野议》《画音归正》《杂色文》《卮言十种》等；还有《思怜诗》《美利笺》等文学作品。
可惜的是，宋应星的著述，不被当朝理政者看好，尤其是生逢改朝换代之时，作为大明“遗老”，他的骨子里还有对清朝强烈的抵触与反对情绪，不为当世所容，所以，他的大部分著作都没能保存和流传下来。幸运地保留下来的完整著述，只有《天工开物》《野议》《思怜诗》《论气》和《谈天》五种。
二、《天工开物》相关原地：
1、主题及主图原地 - 《天工开物》创作地：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
2、主题及主图原地 - 《天工开物》初刊（涂本）出版地：江西省南昌市
3、主题及主图原地 - 《天工开物》收藏地：北京市国家图书馆古籍馆（北京西四）
4、主图原地 - 《天工开物》背景图冶炼技术采集地：江西省新余市分宜县湖泽镇闹洲村铁坑自然村
《天工开物》是宋应星最主要的代表作。书名取自《易·系辞》中“天工人其代之”及“开物成务”。天工开物这4 个字, 是用”巧夺天工”和”开物成务”两句古成语合并而成的，前一成语的意思是说，人们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精湛的技艺，可以生产出胜过天然形成的精美物品；后一成语的意思则是说，打开万物之谜，通晓万物。只要掌握了事物的规律，就能办成事情。这两句话合并后就是：只要丰富提高自己的知识技能，遵循事物发展的规律，辛勤劳动，就能生产制造出生活所需的各种物品，其精美的程度胜过天然。就如作者在《五金》卷里说的：“盖人巧造成异物也”。
《天工开物》是一本图文并茂、行文却很严谨的科技著作。按“贵五谷而贱金玉”的原则，将与食衣有关的农业置于首，其次是有关工业，而以珠玉殿后进行编排，全书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又细分六卷，共十八卷，每卷一目，共十八个专题，每个专题又分若干个细目，详细描述和记录了中国古代农业和手工业30多个门类的技术和经验，内容几乎囊括了当时的全部的农业生产和手工业领域。
《天工开物》一书，堪称中国古代的“百科全书”，内容对各行各业之精要涉及广泛而精细，在本文中无法一一详细说明。故只做粗略的介绍概述而已，主要以讲述配合本次发行的邮票主图内容为要点。
上卷
上卷共计六篇，多与农业有关。
1、《乃粒》主要论述稻、麦、黍、稷、粱、粟、麻、菽（豆）等粮食作物的种植、栽培技术及生产工具，包括各种水利灌溉机械，并对以江西为代表的江南水稻栽培技术详加介绍。
2、《乃服》包括养蚕、缫丝、丝织、棉纺、麻纺及毛纺等生产技术，以及工具、设备，特别着重于浙江嘉兴、湖州地区养蚕的先进技术及丝纺、棉纺技术，并绘出大型提花机结构图。
在宋应星当时任教谕时所在的分宜县，县下有个双林镇，素以织布而闻名。江西先民在2600多年前，就已从事苎麻耕作，而在1600年前的《搜神记》所记载的“毛衣女下凡豫章新喻（豫章新喻即今新余市）”的美丽传说中，相传牛郎织女在新余仙女湖相会后来到分宜生活，织女不但教会了当地村姑用苎麻织夏布的技艺，还带领村姑在溶洞内织布，夏布工艺也因此被誉为“纺织品活化石”。而新余是江西重要的苎麻产地，境内分宜县所产的夏布以“轻如蝉翼、薄如宣纸、软如罗娟、平如水镜”而著称。
自唐朝开始，分宜县“岁贡白苎布十匹”。分宜夏布由此成为皇室和达官贵族喜爱的珍品。宋朝时，袁州知府的进贡表曾称：“袁郡之邑，向进苎布，今俱归分宜督办”。在中国历史博物馆，至今还收藏着一匹乾隆下江南时携带回宫的分宜夏布。
宋应星任分宜教谕时，曾多次对分宜种麻织布的盛况进行了认真的实地考察，并在《天工开物》中专列“腰机”和“夏服”两章，图文并茂，加以介绍说明。
3、《彰施》介绍植物染料和染色技术，偏重靛蓝种植和蓝靛提取以及从红花提取染料的过程，还涉及诸色染料配色及媒染方法。
4、《粹精》叙述稻、麦收割、脱粒及磨粉等农作物加工技术，偏重加工稻谷的风车、水碓、石碾、土砻、木砻及制面粉的磨、罗等。
5、《作咸》论述海盐、池盐、井盐等盐产地及制盐技术，尤详于海盐及井盐。
6、《甘嗜》叙述甘蔗种植、榨糖和制糖技术及工具，兼及蜂蜜及饴饧（麦芽糖）。每篇叙述均有主有次，选择重要产品为研究重点，突出介绍先进地区的生产技术。
中卷
中卷有七篇，多为手工业技术。
1、《陶埏》叙述房屋建筑所用砖瓦及日常生活所用陶瓷器（尤其白瓷、青瓷）的制造及工具，着重江西景德镇生产民用白瓷的技术，从原料配制、造坯、过釉到入窑烧结，都予说明。
2、《冶铸》是论述中国传统铸造技术最详细的记录，着重叙述铜钟、铁锅及铜钱铸造技术及设备，包括失蜡、实模及无模铸造三种基本方法。
在宋应星任职的分宜县，县下有凤凰山，是新余一个具有一千多年历史的炼铁场。据史料记载：凤凰山采矿、铁矿始于唐代晚期。当时，分宜湖泽就有矿工在其境内的贵山采铁矿。到五代，新余的开矿铁矿业规模扩大，并已向府衙交纳铁课。南唐保大二年(公元944年)，袁州剌史边镐捐铁20万斤(这实际是新余、分宜的铁)，为南昌普贤寺铸一大型普贤骑象，这足以证明当时新余分宜的铁业规模已具备不小的体量。
宋代，为了发展经济，需要大量铁锻打兵器、铸造农具，致使新余的铁矿规模进一步扩大。北宋雍熙元年(984)，太宗诏谕天下，分宜置县，特在分宜贵山置“贵山铁务”，作为专门管理铁业的官府机构。《太平寰宇记》载：“皇佑中(1049-1054)全国每年捐输铁课724万斤，其中有袁州铁课、分宜的铁课。《袁州府志》载：“袁州于宋淳熙年(1174-1189)间，上节日发进铁16900斤”。可见当时的新余、分宜的铁冶业已相当发达。
明代，朱元璋诏令天下，允许民间炼铁矿。新余、分宜的矿工又纷纷开矿起炉炼铁。据《江西钢铁志》载：“明洪武门年，全国置铁冶所十三，新喻、分宜是其中之二。关于铁矿岁额，新喻、分宜冶皆为815000斤，占全国总岁额的20.20%”。明代新余、分宜的铁冶业无论是技术水平和铁矿产量都达到了历史高峰，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可以说，凤凰山铁矿从晚唐至明清，千余年来炉火不断，是我国铁矿历史发展的见证。
而且当时的分宜除了开矿规模庞大，其冶铸技术更是遥遥领先于当时世界上的平均水平。通过分宜凤凰山发现的矿石、铁矿炉、铸模等丰富的遗迹，其包括原料采集、燃料选用、铁水冶炼、成品提取等整个工艺技术过程，可以完整反映古代铁矿的全部工序，展示了新余当时在世界上比较先进的采矿和炼铁技术。
尤其这里的活塞式鼓风技术木风箱炼铁炉，结构轻巧、灵便，较欧洲皮囊式鼓风设备更为先进，在世界冶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响铜合金、响器成型、铁锚锻造、钢针拉制以及“生铁淋口”等特殊化学热处理工艺和金属复合材料技术、实模铸造工艺，当时属于世界先进水平，其基本原理在现代依然适用。由铁矿开始，依次炼成生铁和熟铁，再合炼成钢的类似于半连续化的生产系统，具有现代冶金技术的重要特色，在十七世纪的欧洲还是没有的。
宋应星任分宜教谕时，正值明代凤凰山炼铁业鼎盛时期。在分宜任职的四年内，宋应星充分利用闲余时间考察搜集资料。而当时分宜凤凰山先进发达的钢铁冶炼工艺、方法、技术设施正是他写作《天工开物》铁冶篇章最好的来源，也可以说，是对当时该地冶炼技术的总结。
3、《舟车》专述有关交通工具。首先用数据标明各船舶和车辆结构构件及用材，还说明各种船、车驾驶方法，详于大运河上航行的运粮船“漕船”。
4、《锤锻》系统论述铁器和铜器锻造工艺，从万斤大铁锚到纤细绣花针都在讨论范围之内，而各种生产工具如斧、凿、锄、锯等制造以及焊接、金属热处理等金属加工工艺亦曾论及。
5、《燔石》涉及烧制石灰、采煤、烧制矾石、硫黄和砒石技术，对煤的分类、采掘、井下安全作业均有论述。
6、《膏液》介绍十六种油料作物子实的产油率、油的性状、用途，以及用压榨法与水代法提制油脂的技术和工具，还谈及桕皮油制法及用桕油制蜡烛的技术。
7、《杀青》论纸的种类、原料及用途，详细论述了造竹纸及皮纸的全套工艺技术和设备，所提供的生产操作图特别珍贵。
下卷
下卷有五篇，也属工业。
《五金》论述金、银、铜、铁、锡、铅、锌等金属矿开采、洗选、冶炼和分离技术，还有灌钢、各种铜合金的冶炼，所附生产过程图十分难得。其中记载不少中国发明创造，如以煤炼铁、用活塞风箱鼓风、直接将生铁炒成熟铁、以生铁与熟铁合炼成钢等等。
《佳兵》涉及弓箭、弩、干等冷武器及火药、火器的制造技术，包括火炮、地雷、水雷、鸟铳和万人敌（旋转型火箭弹）等武器。
《丹青》主要叙述以松烟及油烟制墨及供作颜料用的银朱（硫化汞）的制造技术，产品用于文房。
《曲蘖》记述酒母、药用神曲及丹曲（红曲）所用原料、配比、制造技术和产品用途，其中红曲具有特殊性能，是宋代之后才出现的新产品。
《珠玉》则记述南海采珠、新疆和田地区采玉，还谈到井下采宝石的方法和加工技术，兼及玛瑙、水晶和琉璃。
全书除文字叙述之外，还附有一百二十三幅插图，配以说明，展示工农业各有关生产过程，生动而真实。书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在南北各地实地调查的资料。
宋应星在叙述各生产过程的同时，还发展了“穷究试验”的研究方法。他对各种迷信神怪、荒诞旧说都有所批判，如对炼丹术的批判更为激烈，从而在科学技术领域内注入一种新的科学精神。这是《天工开物》一书的最大特色，使人们感到耳目一新。
特别是宋应星十分注重研究记录国外的先进科学技术成就。他在《天工开物》中还详细地介绍了外国的枪炮、船只以及多种器械设备，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总而言之，《天工开物》内容系统，材料丰富，文字精练，而且填补了中国许多农业、手工业生产在历史记载方面的空白，是重要的技术文献，被称为“中国技术百科全书”。它在世界科学技术史上，也是一部罕见的伟大著作。
《天工开物》一书在崇祯十年初刻本刊行后，很快就引起了学术界和刻书界的注意和肯定，明末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较早地引用了《天工开物》的有关论述。随后在福建由书商杨素卿于清初发行第二版，后被清代《古今图书集成》及《授时通考》广泛摘引。
然而，这只是刚开始跨出去的一小步，宋应星应该不曾想象到，他当时著作《天工开物》时希望能通过科学技术使国家强大的救国初衷，并没能如愿以偿。反而，在中国以外的许多国家，却把它奉为经典，甚至帮助整个欧洲的一些技术提前了两百多年的进程，乃至对世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墙内开花墙外香
1694年，日本本草学家见原益轩在《花谱》和1704年成书的《菜谱》二书的参考书目中列举了《天工开物》，这是日本提到《天工开物》的最早文字记载。作为日本生产技术的基础图书，在日本各藩的“植产兴业”中被奉为指南。当时日本人往往苦于自身工艺技术的落后，无法生产和中国货媲美的产品，得到《天工开物》，他们如获至宝。
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思想刺激了“开物之学”在日本的兴起。1771年，日本书商柏原屋佐兵卫（即菅玉堂主人），发行了刻本《天工开物》，这是《天工开物》在日本的第一个翻刻本，也是第一个外国刻本，被称之为“菅本”。此后，日本实学派学者佐藤信渊依据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思想提出富国济民的“开物之学”。至二十世纪时，又被译成现代日本语，至今仍在日本畅销。
1783年，朝鲜李朝时期的作家和思想家朴趾源在完成的游记《热河日记》中向朝鲜读者推荐了《天工开物》，受到李朝后期知识界尤其实学派学者的重视。之后，朝鲜进士出身的内阁重臣徐有榘晚年执笔的113卷本巨著《林园经济十六志》和李圭景的《五洲书种博物考辨》、《五洲衍文长笺散稿》等重要科技作品中都多次引用《天工开物》。
18-20世纪期间，《天工开物》在一些欧美国家广为传播。在法、英、德、意、俄等欧洲国家和美国大图书馆都藏有此书不同时期的中文本。其中巴黎皇家文库（今国家图书馆前身）在18世纪入藏明版《天工开物》。
1830年法兰西学院汉学家儒莲将《丹青》章论银朱部分译成法文，这是此书译成西文之始。1832年转译成英文，刊登于印度的《孟加拉亚洲学会学报》。1833年儒莲再将此书制墨及铜合金部分译文发表于法国权威刊物《化学年鉴》及《科学院院报》，随后又译成英文和德文。
1837年儒莲受法国工部和农商部之命，将《天工开物》养蚕部分及《授时通考·蚕桑门》译成法文，由巴黎皇家印刷厂出版官刊本，法文译本取汉名为《桑蚕辑要》。当时欧洲蚕桑技术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因防治疾病的经验不足，导致生丝大量减产。《天工开物》提供了一整套关于养蚕、防治蚕病的完整经验，对欧洲蚕丝业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在读了儒莲翻译的《天工开物》中论桑蚕部分的译本后，把它称之为“权威著作”。达尔文在他的《动物和植物在家养时的变异》卷一谈到养蚕时写道：“关于中国古代养蚕的情况，见于儒莲的权威著作”。他把中国古代养蚕技术措施作为论证人工选择和人工变异的例证之一。
十八世纪，在欧洲工业革命已经拉开序幕，但农业生产依然十分落后，播种还在使用人工播种。这种播种方式，在种子的密度和覆土深度上都十分随意，直接影响出苗率。而此时中国，已经在使用播种机。欧洲的犁设计也比较简单、原始，操作十分费力，而中国的犁则效率更高也更省力。所以，当《天工开物》传入后，直接推动了欧洲农业革命。
欧洲从12世纪学会造纸，但一直以破布为原料单一生产麻纸，18世纪以后耗纸量激增，但破布供应却有限，于是造纸业出现原料危机。1840年，儒莲将《天工开物》造纸章译成法文刊于《科学院院报》，其中提到以野生树皮纤维、竹类及草类纤维代替破布造纸，还可用各种原料混合制浆，这些信息很快得到反馈，法、英、德人以其他原料成功造纸，终使原料危机获得缓解。
在纺织业方面， 《天工开物》中详细介绍了缫丝，丝织提花，以及轧棉、弹花、织布、染整等一系列生产工序。明代的提花机结构相当复 杂，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纺织机械。《天工开物》中有一幅《花机图》 ，把提花机画得非常清楚细致，为研究当时的纺织工业和机械制造 工业提供了形象的资料，而参照这些资料，令欧洲的纺织技术顺利得以突破瓶颈，得到空前的发展。
1869年，儒莲和法国化学家商毕昂把《天工开物》有关手工业各章的法文摘译，集中收入在《中华帝国工业之今昔》一书中，在巴黎出版。
1964年，德国学者蒂路，把《天工开物》前4章《乃粒》、《乃服》、《彰施》及《粹精》译成德文并加了注释，题目是：《宋应星着前四章》。
1966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任以都博士将《天工开物》全文译成了英文，并加了译注，题为《宋应星著，17世纪中国的技术书》，在伦敦和宾夕法尼亚两地同时出版。这是《天工开物》的第一个欧洲英文全译本。
英国学者李约瑟（Joseph Needham）把宋应星称为“中国的阿格里科拉”和“中国的狄德罗”，盛赞《天工开物》为“17世纪早期的重要工业技术著作”。日本学者薮内清也认为宋应星的书足可与十八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主编的《百科全书》匹敌。
然而，就在《天工开物》成为世界著名的科学经典著作在各国流传之时，在中国，却被残忍地彻底湮没了。
巨著尘封三百年
随着清兵入关，扬州、江阴、嘉定等江南城市被屠，许多手工业基地成为一片废墟，受祸不太严重的山西潞安，明末有织机三千余张，到顺治十七年（1660年）仅剩二三百张，减少90%多，江南的受祸可推想而知。在这样残破的经济基础之上，还有谁去关心技术问题?就是有了技术书籍，又有谁购买?所以《天工开物》在杨本（福建书商杨素卿刊印本）以后，就不再版。
1725年，进士陈梦雷受命组织编撰，蒋廷锡等人续编的官刻大型著作《古今图书集成》在食货、考工等典中有一些地方取自《天工开物》，在引用时对《天工开物》中的“北虏”等反清字样改为“北边”。
到了1742年，翰林院掌院学士张廷玉任总裁的官修农书《授时通考》，在第20、23、26等卷中，仅引用了《天工开物》中《乃粒》、《粹精》等章。
至18世纪后半叶乾隆年间，为巩固作为异族的统治，消灭汉族主体意识，对中国古籍进行了一次集中整理、检查、修改和销毁，即是通称的对“四库全书”的整理，其中凡被认为对满清不利的，进行修改或毁灭。
在设四库馆修《四库全书》时，主理官员在江西进献书籍中，发现《天工开物》一书中在介绍涉及满族的工艺技艺时，有“北虏”、“北夷”等“侮辱”性字眼，且宋应星的哥哥宋应升的《方玉堂全集》、宋应星友人陈弘绪等人的一些著作具有反清思想，提倡“华夷之辨”，因此《四库全书》没有收录《天工开物》。由于清朝不允许民间私印出版书籍，而官方只能出版《四库全书》所辑录之内容，故此以修书之名对于《天工开物》的压制，致其流传不广，继而造成了市面上发行版本的绝迹，自此后清代也没有再版《天工开物》。
一直到一百多年后的民国初年，有学者在查阅《云南通志》时看到里面在介绍炼铜矿的地方时，曾引用到一本名叫《天工开物》的书，于是他想看到这本书的全貌，随后他到北京的各个大图书馆去搜寻这本书，结果一本都没有找到，接着再询问各个藏书家，竟没有一个人知道这本书，也就是说在经过满清将近三百年的统治之后，这本书已经几乎在中国绝迹，连知道这本书的人几乎都没有！
后来，他偶然在一个日本朋友家发现这本书的日文版，于是赶到日本的图书馆去查，这一查不要紧，发现这本书居然英国，俄国，德国，日本，法国都有翻译本，而且法国的还有全译本，最后他在法国的国家图书馆里找到天工开物的明朝的最初的原刻本，而这个原刻本是所有版本中印制最精美的。
上世纪二十年代，经过中日两国文化界及藏书界的有识之士的奔走努力，将藏于日本的明朝原版重印刊行中国，《天工开物》这本书才在中国重见天日，然因辗转仿抄，插图走掸失真，与最初刻本——涂本仍有不小的差距。
拨云见日永流传
涂本，是《天工开物》的明刊初刻本，最为珍贵，此后所有版本都源出于此。此本原序中名为《天工开物卷》，但书口仍作《天工开物》，分上、中、下三册线装，印以较好的江西竹纸。原书高26.2、阔16·8 公分，板框高21.7、阔14.3 公分。单叶9 行，行21 字。序文与正文均为印刷体，序尾有“崇祯丁丑孟夏月，奉新宋应星书于家食之间堂”的题款。
这是崇祯十年（1637年）四月由宋应星友人，同时也是白鹿洞书院时期的同学涂绍煃，当时任河南汝南兵备道而居家丁忧（丧母）时资助刊刻于南昌府的。为表彰绍煃的这一功绩，故此本称为“涂本”。
涂本目前全世界仅发现三本，除日本国东京的静嘉堂文库及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收藏的两本以外，国内现仅存一本。
早期收藏者一说是一直私藏于明朝中期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的宁波天一阁（迄今已有400多年，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天一阁历经劫掠，至1847年，阁中仅存书籍2223部。1861年，太平军攻陷宁波，盗贼乘乱盗取天一阁藏书出售，之后部分书籍虽被范钦十世孙范邦绥尽力购回，但已散佚不少。再到1914年，大盗薛继渭潜入天一阁，与楼外盗贼里应外合，将盗走的天一阁书籍运往上海，在书店中出售，后被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巨资赎回一部分，藏于东方图书馆涵芬楼，而抗日战争中由于东方图书馆被炸而焚毁，这一事件使得天一阁藏书损失千部。
笔者注：《天工开物》初刊本涂本收藏于天一阁，找了很多资料，皆只见零星点缀，或只言片语一笔带过，其过程并未得见详细的记载。但考虑到在《天工开物》出版之时，范氏所建的天一阁已是当时规模最大、知名度最高的私人藏书楼，加之此书当时虽知名度不算很高，但收集亦不难，故作为百科类工具书为天一阁所收藏，也属正常不过之事。
另一说是原由清同治、光绪年间浙江宁波蔡鸿鉴的“墨海楼”珍藏，长期不为人所知。之后，墨海楼后人蔡琴荪与以货殖起家的同乡李植本合营钱业。1929年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影响，国际金融风潮激起，波及中国，钱业倒闭，蔡琴荪濒于破产，不得已而把墨海楼藏书全部作价银元四万抵给李植本。李植本遗孀方夫人娴于文史，性喜典籍，出资收购，并辟楼房三栋作为藏书楼，取名曰“萱荫楼”。寓意为希望母亲所置购的珍籍今后传于继子李庆城及其后代子孙，永不衰替。
笔者注：经查阅多方资料，早期收藏者，见于史载记录的，当属墨海楼无疑。但又据《鄞县通志》、李庆坤《跋〈李氏萱荫楼书目〉》所记载，墨海楼藏书主要来源有三：多得自镇海姚氏之“大梅山馆”（蔡鸿鉴童年时曾受业于镇海姚燮,姚燮殁后,所遗大梅山馆藏书多为蔡氏所购得），而范氏“天一阁”和卢址“抱经楼”藏书也有所流入其间。故墨海楼之名一时见称于郡中，为郡中继天一阁和抱经楼之后而起之著名藏书楼。所以，《天工开物》也有可能属于当时天一阁流入墨海楼的众多藏书之一。
20世纪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社会变化翻天覆地。百废待兴之际，全国涌现了捐赠私人收藏的热潮（说人话：一般而言，家道殷实才有财力和可能从事藏书，50年代初，新旧社会交替，所谓革故鼎新，政治运动又无情地一个接着一个，藏书家们的日子实在不好过^-^）。
1951年4月，著名学者、藏书家、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到宁波视察文物保管工作情况，得知李氏萱荫楼藏有明刊原本《天工开物》，异常兴奋。他马上到李宅去探访，但重门深锁，李氏一家时居上海。于是郑振铎又到上海找李庆成，商妥捐赠之事。
5月26日，在郑的亲自安排下，李植本后人李庆城先生及其母方夫人将家藏全部古籍共计2800余种、30431册捐献给国家。其后，藏书经浙江省图书馆整理，将其中宋元椠本及大部分抄本和明、清椠珍本运入北京图书馆善本部（1998.12.12更名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其中有《明实录》、《国榷》、方志和词曲等，版本有宋元明刻本、精抄本、名人稿本等，而以明刻海内孤本《天工开物》最为著名。
1959 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曾依此本出版了三册线装影印本，印以竹纸，从此国内外人土才有机会得见此书原貌。
笔者按：之前，对于《天工开物》的认知仅仅限于知道有这本书，只知其讲述的是自然科学的内容。但对其沧桑且极具传奇色彩的历史过程，概然不知。写这篇文章时，必然要对此书及历史进行详细的了解以及多方资料的查阅、查证，确保无误才敢发表。此间，随着进程的深入，心情亦越发沉重起来。直到终于写完，不禁掩卷长叹，内心久久不能平静。此书虽只用四年写就，但却是花费了宋应星的半生心血之成就！然其报国救世之心，却不逢其时。其著作于大清一朝近三百年，如淹没于沉沙的珍珠一般，不见天日，而其流传于海外，却掀起轩然大波，被各国纷纷奉为经典，在某些技术上，甚至直接推动其近二百年的历史进程！此翻覆之事，不知是宋之幸还是国之不幸，再三思维，造化弄人，不过如此。
（完）
在此特别鸣谢：江西分宜胡斌先生、北京杨广文先生、北京王岩先生、北京李培苓女士、北京王树增先生、浙江宁波章仁昌先生为本文提供的相关原地封的实寄的MC的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