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我三岁，记忆像被揉皱的糖纸，永远留着尖锐的折痕。那是一个深秋，门被一脚踢开，门锁弹在父亲的后脑勺，流了一滩血，母亲一只眼框发青，在楼梯口，我在客厅看着电视。父母的争吵声像尖锐的玻璃碎片，突然将我的生活划成两半。
判决书把我判给了在工厂上班三班倒的父亲，母亲在一处拐弯消失，任由我后面哭喊追赶，也不曾回过一次头。每个月，母亲按离婚协议内容，支付一百元抚养费。
我跟着爷爷奶奶爸爸住在单位工房的四楼。楼道的声控灯总是接触不良，每次我用力蹦跳，昏黄的光晕才会像受惊的蝴蝶般骤然亮起。看着别家孩子被父母牵着手路过楼道，低声呢喃，“你看她不听话，妈妈都不要她了”。我一步跨两节楼梯，把渴望与委屈藏进用力攀附的栏杆上。
父亲只有在发工资那天才会出现，拎着廉价白酒和路边摊买的卤菜。他会醉醺醺地指着我说我不该出生。我闻着他手指上有工厂机油的味道混着廉价烟草味，抬头数着开裂天花板上蜿蜒的水渍。
后来我总在噩梦里听见门的碰撞声，"妈妈去哪了"，我无数次的问，也没有一个靠谱的答案。我也在无数个夜晚想象中，完整了我的家庭。模糊又永远带着潮湿的哀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