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的后操场有几棵枫杨树，十几米高，粗粗的枝干，估计两个一年级小朋友手拉手才能环抱住，但我从来没抱过它，而是有点讨厌它，害怕它。
它的树皮尽是沟沟壑壑，蚂蚁搬家的专用通道，像是施老师额头上的皱纹。他从来不对谁笑，但谁都知道他是最老最有资历的老师。它的根盘踞着露出地面，像一只八爪鱼一样，霸道地划分地盘，并彰显遒劲的力道美，却从不在乎一次次绊倒嘻戏追逐的孩子们。施老师用粉笔板书时，喜欢把白衬衣的袖口挽到手肘处，手臂至手背的青筋历历可数，颇像地面那条条枫杨树根。他严厉起来时很少提高音量，只是拉下脸来，久久不说话。顽皮吵闹的孩子自然识趣地安静下来，谁都晓得那只有力量的手操起戒尺打人的力道。
后操场不大，早操，体育课的场地也不设在这，但每天都要打扫，因为枫杨树总掉叶子。仿佛它们和后操场的存在就是为了锻炼孩子们打扫除的能力。就像施老师一样，他的语文课，每天必有课后作业，还有练习书法的任务。最可气的事，它时不时会来点恶作剧，路过打水的同学忽然大叫，定是又掉下来半尺长的毛毛虫。枫杨树上的毛毛虫，又长又肥，生活在农村的我们，这样的毛毛虫还是很少见的。再有调皮的男生拿树枝挑起来吓女生，定是一阵疯跑，一片啼哭尖叫。施老师的惩罚方式同样出其不意，如果他在教笔画笔顺时，你在偷偷削铅笔，那你要小心台上飞来半截粉笔头，不偏不倚打中你的脑袋瓜儿。然后全班同学会齐刷刷转过来看你，体会过这种又窘又怕的感觉，你一定会十分同情那个被挑着毛毛虫的男生追赶的女生。
唯一让我觉得枫杨树有点可爱的是它那垂下来的一串串流苏一样的果序。上课开个小差，会转向窗外偷偷瞧几眼，一串串风铃随风飘舞，好像鸦雀无声的教室外头，热闹的六一儿童节正拉开序幕。枫杨的果序总是成串落下，课间成群孩子捡来，摘下一只只小燕子一样的枫杨果实，在操场上拼字拼画，是这个乡村小学特有的业余活动。
我们在偏僻的山村没有特别多样的娱乐活动，学校也没能提供几个玩具，除了体育课用的跳绳，乒乓球，篮球，羽毛球。我们除了上学，回家就得帮父母干农活，做家务。我们对大山外面的风景有过憧憬，然而憧憬的画面始终模糊不清。就像我们摘下枫杨果实想认真拼一幅画，却窘于没有临摹的蓝本。
施老师严厉之外却又可贵之处，他不拘泥于课堂教学方式。除了告诉我们美国九一一事件，香港澳门回归那些“大事”，更多时候，他把我们带到稻田间观赏稻浪，认识花草。他把我们带到山坡，看农民种花生，用他质朴的语言讲述花生的开花结果过程，教给我们表达农民辛苦的词语。虽然，很多家长和其他老师都不赞成他这么做。
我们仍然想象不到大山外面的风景是否不同，施老师却在山间田里教会我们体会自己的生活，表达自己的生活，热爱自己的生活。
枫杨树的果实像一只只黑褐色的小燕子， 每一个果实上长两个翅，作用都是帮助果实随风传播到更远的地方。一批批学子从枫杨树下走进来，然后一批批走出校门，走出大山，犹如一批批枫杨树的小燕子离开枝头。
后来听说施老师因为阿尔茨海默症，忘记村里所有人了，住在厦门儿子家里，再也没出门了。很多村妇仍记恨他家访时让孩子瑟瑟发抖，孩子回家时手背都是戒尺红痕。甚至议论他恶有恶报。我不忍听到有关他的任何恶言，于是不再有他的消息。
大学毕业典礼上，校长为我将流苏从右拨到左那一刻，我突然流下泪来，我想起了随风飘舞的枫杨果序，想起了施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