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时代的底色，固然是暴力阴影下的生存算计，却也并非全然灰暗。就像深山的崖壁上，纵然布满荆棘，也总会有细弱的藤蔓，循着一点微光，无声地攀缘滋长。继紫鹃那个易碎的幻象破灭后，另一个女孩的身影，像一株更安静、更皎洁的植物，在我荒芜已久的心田里扎下了根，一住，就是整整三年。
她与紫鹃，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模样。紫鹃的美，带着一种锋芒毕露的戏剧性，像易碎的琉璃，稍碰即碎；而她，是一种恒定的、柔和的光，不耀眼，却足够温暖。及腰的长发，柔顺地垂在肩头，风一吹，便会轻轻扬起；水汪汪的眼睛，看人时总带着三分善意、七分恬静，没有丝毫疏离；声音更是温柔得像初春山涧里刚融化的溪水，清冽又绵软。她文静，却不孤僻，待人彬彬有礼，举止落落大方，笑容甜而不腻，带着恰到好处的羞涩。她像一朵含苞待放的栀子，洁白无瑕，散发着淡淡的芬芳，不招惹尘埃，也不刻意讨好谁。成绩常年稳居年级前列，还能跳灵动的舞蹈，舞台上的她，裙摆飞扬，像误入凡间的仙子，是校园里许多男孩心中可望不可及的风景。我也一样，将她奉若神明，只敢远远仰望，暗自羡慕，连靠近的勇气都没有。她的存在本身，就像一种无声的激励，让我觉得这灰扑扑、满是戾气的校园里，还有如此洁净美好的事物值得向往，让我在低头应对生存的同时，还能记得抬头看看光。
我与她最“亲密”的关系，仅限于几次偶然的照面，连一句完整的对话都没有。最近的一次，是在食堂嘈杂拥挤的队伍里，她恰好排在我身后。我能清晰地闻到她身上淡淡的清香，或许是洗发水的味道，或许是栀子花香，清淡又持久；能听见她轻轻和同伴说话的声音，温柔得像羽毛拂过心尖。但我始终不敢回头，脊背僵直得像根木棍，手心冒出细密的冷汗，仿佛后背正承受着某种神圣的注视，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那顿饭具体吃了什么，我全然没了滋味，满脑子都是身后那道温柔的身影，和空气中若有若无的清香。
暗恋，本就是一场盛大而寂静的独角戏。我像一名虔诚的朝圣者，精心策划着每周一次的“邂逅”。我会提前算好她离开教室的时间，假装从她班级门口匆匆路过，目光却忍不住偷偷瞟向那个洒满阳光的角落；会特意绕远路，只为了能和她走同一段楼梯，在擦肩而过的瞬间，捕捉她可能投来的、礼貌而疏离的微微一笑。哪怕只是这样短暂的一瞥，哪怕她的目光从未在我身上停留超过一秒，也足以点亮我一整个星期灰暗的时光，成为枯燥循环的校园生活里，最明亮、最值得期待的光。
就这样，从初一的懵懂，到初二的执着，再到初三的不舍。我的班级在教学楼里上下迁徙，换了一次又一次教室，她的教室却仿佛永远固定在四楼那个洒满阳光的角落，从未变动。无论我身处哪一层，总能在课间操的人潮里，在放学的楼梯上，准确地定位到她的身影。那成了我中学时代一个隐秘的仪式，一种精神上的寄托，支撑着我走过那些充满恶意与压抑的日子。我们从未说过一句话，我对她的了解，全部来自远远的旁观和天马行空的想象。但正是这种遥远的距离，保护了那份喜欢的纯粹与洁净，让她永远是我心中那朵未染尘埃的栀子，永远保持着最美好的模样。
毕业像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汹涌而至，冲散了校园里的所有人，也冲断了那些无声的牵挂。我和她，自然也就此音信全无，像两条从未相交的平行线，各自驶向不同的远方。后来，辗转从同学口中听说，她以极其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市里的重点高中，继续着她耀眼的人生。而我，凭借着不算出众的绘画功底，在艺考的独木桥上挣扎着，勉强挤进了县城最好的中学。两条本就不相交的轨迹，从此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延展，再也没有了交集。再后来，又模糊地听说，她在高中谈了恋爱，成绩一落千丈，最终与理想的大学失之交臂，毕业后便回了家乡，彻底消失在了人海。
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心里没有多少波澜，既没有惋惜，也没有遗憾，只有一丝淡淡的怅然，像为那朵曾经洁白芬芳的栀子，最终可能被风雨打湿了花瓣而感到心疼。她之于我的意义，早已定格在那三年无声的仰望里。她是我青春期里，对“美好”这个抽象概念最具体的投射，是我在泥泞不堪的现实中，抬头看到的一小片干净星空。她的陨落或归于平凡，并不损伤那片星空曾经给予我的光亮，也不影响她在我心中的分量。她是我心中一座从未踏足的、开满鲜花的花园，永远保持着最初的、最洁净的模样。
如果说，对那个女孩的情感，是悬在空中的、清冽而短暂的朝露，仅供仰望和怀念；那么，我童年时期最忠实的朋友，则是深深地扎根在泥泞里的、充满野蛮生命力的存在，陪伴我走过了最孤独的时光。
我这位朋友，相貌实在算不得好看，甚至可以说是丑陋。粗糙的皮肤布满了大大小小的疙瘩，摸起来硌手；眼睛鼓鼓的，向外凸起，像两颗圆润的黑豆；四肢短小而笨拙，跳起来的样子憨态可掬。大人们见了，多半会嫌弃地避开，甚至会捡起石头驱逐；孩子们也大多觉得它恶心，不愿靠近。但在我孤独的童年里，它是绝无怨言的玩伴，是我唯一可以毫无保留倾诉的对象。我把它装在衣兜里，它会安静地伏着，不挣扎，也不吵闹；我把它扔进草丛，它会笨拙地跳回我脚边，摇着小小的尾巴（后来才知道那是它的泄殖腔），仿佛在撒娇。它不会说话，但那双鼓鼓的眼睛里，似乎盛满了简单的信任，无论我对它做什么，它都不会离开我。这个世界需要光鲜亮丽的存在，也需要这样丑陋而真实的生命，它们共同构成了生态的平衡，也构成了我对“陪伴”最原始的认知。
后来我才知道，它的学名叫作蟾蜍，我们当地人叫它“癞蛤蟆”。但在我童年的认知里，它不是“癞蛤蟆”，它就是“他”，一个长得丑但心地不坏的朋友，一个能陪我度过漫长孤独时光的伙伴。
进入中学后，饥饿感和对力量的渴望，像野草一样在我心底疯长。爷爷曾经说过，蟾蜍是“大补之物”，吃了能长力气，能强身健体。于是，这位陪伴我多年的童年好友，在我心中的角色，发生了微妙而残酷的转变。从无话不谈的“朋友”，变成了可以提供力量的、潜在的食物。这种转变里，没有多少道德的挣扎，只有生存环境灌输给我的、朴素到近乎残忍的逻辑：在这个匮乏的世界里，能提供蛋白质和力量的，就是好的。我甚至会自我安慰：他愿意化成力量，与我融为一体，陪伴我对抗这个充满恶意的世界——这当然是我一厢情愿的、为即将施加的行为所做的、属于少年人的心理铺垫，只为了减轻一点内心的愧疚。
幸运的是，在中学的宿舍里，我找到了一个能分享这份“秘密”的同类。他叫鹏，是从新疆转学回来的，成绩一度好到能进学校的尖子班，后来又因为太过调皮捣蛋，被老师“下放”到了我们普通班，恰好和我成了室友。他身手矫健，能利落地翻跟头、爬树，像一只灵活的猴子；而我，会讲各种从书本和山野传说里听来的故事，总能吸引他的注意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对学校那座神秘的后山充满好奇，总喜欢在课余时间，偷偷溜到后山探险。相似的性格和共同的爱好，让我们很快结下了牢固的友谊，这种友谊，多年后即便疏于联系，再次见面时，也依旧毫无隔阂，亲切如初。
我向他隆重介绍了我这位“童年好友”。鹏看着地上那只丑陋的、蹦蹦跳跳的生物，没有流露出丝毫城里孩子可能有的嫌恶和恐惧，眼睛里只有满满的好奇，还有一种跃跃欲试的光芒。他和我一样，能透过丑陋的外表，看到更本质的东西——一种来自山野的野趣，一种与自然（或者说，与食物链）直接对话的可能，一种在匮乏中主动寻找力量的方式。
我们这位共同的朋友，天生喜欢潮湿的地方。学校后山水潭边的草丛里、石头下，是他常常出没的乐园。于是，我和冉鹏的后山探险，有时便多了一项固定活动：捉蛙。
我们会带着饭盒，小心翼翼地穿梭在水潭边的草丛里，屏住呼吸，生怕惊动了它。找到目标后，会像猎人一样，慢慢靠近，然后猛地出手，将它稳稳地抓住。我们会带着一种近乎仪式感的认真，将它轻轻请进饭盒，盖上盖子，再用筷子在盖子上扎出几个小孔，留出呼吸的空间。然后，心怀某种混合着罪恶感与兴奋感的复杂情绪，将饭盒偷偷送去食堂的蒸柜，拜托相熟的食堂大叔帮忙蒸熟。在那个油水匮乏、一周难见一次荤腥的年代，这即将到来的、带着原始腥香的肉味，是难以抗拒的诱惑，是我们对抗饥饿、渴望力量的唯一方式。
然而，有一次，我们还是闯了祸。下午开饭前，食堂阿姨在整理蒸柜里层层叠叠的饭盒时，不小心碰掉了我们那个饭盒的盖子。于是，在所有装着土豆、白菜、红薯的铝盒中间，那只被蒸得皮肤变成暗黄色、四肢蜷缩、形象更加清晰的蟾蜍，赫然暴露在众人眼前。
惊叫声、呕吐声、议论声，瞬间在食堂的窗口前炸开。有人吓得脸色惨白，有人蹲在地上干呕，还有人用惊恐的眼神看着那个饭盒，仿佛看到了什么洪水猛兽。那天食堂的伙食，几乎没有人能吃得下，连食堂阿姨都皱着眉头，不敢靠近。只有我和冉鹏，在众人复杂（有惊恐、有鄙夷、有难以置信）的目光中，坦然地走上前，领回了我们的饭盒，然后找了一个最偏僻的角落坐下，旁若无人地吃了起来。蛙肉的口感很粗糙，带着一股淡淡的腥味，但咀嚼之间，确实能感受到一股蛮横的、属于山野的力量感，随着吞咽，一点点流入我们正在疯狂抽长的身体里，让我们感到前所未有的满足。
那一刻，我瞥见鹏眼中闪烁的、与我同样的光芒。那不仅仅是对一口肉食的简单满足，更是一种共犯者之间的默契，一种对循规蹈矩、枯燥乏味的校园生活的、小小的而叛逆的挑战，一种属于底层少年、在匮乏中主动攫取力量的、粗野而直接的宣告。
朝露清美，却转瞬即逝，只能远远仰望，留存在记忆里，成为对美好的向往；
泥泞中的朋友，其貌不扬，甚至丑陋，却能以最直白、最残酷的方式，给予我陪伴，乃至化为我身体里的血肉与力量，支撑我对抗现实的风雨。
我的青春期，便在这两极之间摇摆、生长。一边是洗涤眼睛的、无垢的梦，让我记得世界上还有美好值得追寻；一边是扎根大地的、带着土腥味的现实，让我学会在匮乏与恶意中，主动寻找生存的力量。两者同样真实，同样深刻，共同塑造着我的性格，也共同支撑着我，走过那段灰暗而漫长的中学时光。而冉鹏，是那个能与我分享后一重现实，并真正理解其中那份粗粝生命力的、难得的同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