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宜南门外曾有一宿庵。庵名本出于佛家典故，可民间传说却望文生义附会出故事来。说是清代乾隆皇帝南巡曾在此驻跸一宿，庵便由此改名。在封建社会里，皇帝住过的地方便是荣耀，改名以纪之，于庵庙，于地方自然是很光彩的事。
是故事则有情节的枝枝叶叶。庵中有韦驮像，乾隆说：“你为何站着?坐下来吧!”后韦驮即为坐像。庵中有蚊虫叮咬，乾隆说：“此地不得蚊虫打扰!”此后这庵里就没有蚊子了。这无非是敷衍皇帝“金口玉言”之意，当然不可征信。但乾隆确实于南巡时来过宝应，而且有5次之多。爱新觉罗·弘历是个颇爱风雅的皇帝，所到之处皆有题咏。故从他的诗中直可寻找到他的足迹，而且也可触摸到他心灵的脉搏。据史籍云，乾隆南巡，“每至城市，多舍舟乘马过之。欲以观民众，从民所愿也。”过宝应亦是如此。乾隆21年(1756年)第二次过宝应，他所赋《策马过宝应》即有言，“傍岸泊兰楫，观民扬玉镳”；乾隆27年(1762年)第三次过宝应，其所作《过宝应县》诗又云，“舍舟策马从民愿，就日观云听彼歌”。皇帝出行叫行幸，到某地则日幸某地，这一“幸”字确实妙不可言，即使之感到幸运、荣幸。皇帝贵以九五之尊，长年深居宫禁，即一般官员也不得见，至若平民百姓得一睹龙颜自然是无尚荣幸的事了。乾隆是深知庶众的心理的，舍舟登岸，虽不能步入民户，抱一二小儿抚之亲之，却也从民盼睹龙颜之所愿，而在他们陶醉在荣幸之中时，把一幅亲民明君的形象图画在百姓的心中，这颇有些政治作秀的意味。“听彼歌”便最明白不过了，观民不就是归结为接受百姓山呼万岁的颂歌，而享受那个人崇拜的快乐。当年荣幸的宝应人未必作如是想，而于今我们阅读帝王类的神话还是应该有所思的。当然，也不必完全否定一些帝王具有某种关心民命的情怀。说实在的，
帝王们读孔孟的书要比我们多得多，民贵君轻，孰能无闻?乾隆的“从民愿”便有着这样的思想基础。再就诗歌而言，杜甫忧国忧民的现实主义诗风一直影响后代，关心民瘼便成为诗人们笔下常见的主题。乾隆便有时也会作出这种姿态。上述两次他经过宝应，皆为宝应遭受水灾之后，他的诗中便有了相关的休戚。“人烟依旧庶，灾疫以时消。吁祷吾虽久，还因天眷邀”。(《策马过宝应》)此时灾疫消除。人口仍然众多，他感到高兴，这自然与民相同。但其原因则是他久久呈祷上苍，而感动了老天爷，则又是帝王的别一情怀。“昨夜虽云被灾小，僻乡宁鲜向隅多。越堤罗坝原林立，蒿目修防意若何?”(《过宝应县》)应该说这次洞察较深。宝应未受重灾，却很多人向隅而泣，也便引起他的忧思和关注。
虽是堤坝林立，却阻拦不了洪水。尽管时日艰难，但还是应该加以修防来保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呀!其所思所念还是比较真切的。两首诗一喜一忧，皆关民命，一个封建帝王能有这样的情怀还是应该肯定的。特别是那忧患意识，比之那些好大喜功、只报喜不报忧的人，是要高明得多的。当然帝王毕竟是帝王，若是这样问他：南巡一次所费极巨，何不省俭下来以济灾民，或修筑堤防?话不无道理，只是未免苛求古人，而有悖于历史了。乾隆6次南巡5次经过宝应，固然宝应为必经之地，恐怕也与他对唐上元三年真如献宝，安宜易县名为宝应一事有点兴趣相关。乾隆45年(1780年)第5次南巡，他亦写下了一首五言律诗《过宝应县》，其后四年，第6次南巡，他又写下了一首七言绝句《宝应县咏事》，均对真如献宝事发表了议论。“上元获宝县改名、其宝而难定假真”，
“上元因得宝，改县属荒唐”。他对“天降祥瑞”断然否定，而自有见地：“欲得万民宴，慎选有司良，”百姓的安居乐业则在天慎选良吏。如此有胆有识，对于一个封建帝王来说是难能可贵的。由此推想乾隆盛世之说，也并不难理解了。
